罗小朋：价格改革历史述评

前言

中国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八十年代改革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多年来我不断试图借助新的理论知识来深化对这个改革过程的认识，以期提炼出一些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本文是一个新的尝试。

本文通过对中国价格改革，尤其是价格双轨制形成过程的分析，来支持这样的思想：

改革的路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集体认知能力，尤其是精英阶层的集体认知能力。精英阶层的集体认知能力取决于价值理性，知识存量和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Habermas, ?）这三个要素的组合。三个要素在特定环境下的组合，决定了社会精英对环境的集体应变能力，或者是诺斯所说的集体的适应效率（adoptive efficiency，North, 2005）。

中国八十年代初的改革突破，得益于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全面危机促使中国社会全面回归理性，得益于毛去世后中国出现了一种具有公共理性的政治氛围。在这个大环境下，尽管当时中国的理论知识极度匮乏，但政治领袖的价值取向和精英阶层的沟通达到了很高的理性水平，从而克服了强势阶层对变革的顾虑，激发了地方领导人、弱势阶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改革和创新的热情，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局面。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之形成和实现，仅仅是改革初期中国精英阶层理性交往的许多重要改革成就之一。

但是，没有制度和文化的基础，中国精英阶层缺少自觉性的交往理性是脆弱的。随着改革进程不可避免带来利益分化，精英阶层的互信遭到破坏，从而使后来改革的路径选择受到决策者个人认知能力和强势集团利益越来越大的制约。

在全球化时代，价值理性和知识存量受到外生力量的巨大影响，一个社会要降低变革的风险和成本，避免灾难性的路径选择，已经空前地依赖提高全社会的交往理性来提升集体认知的能力。

本文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反思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形成的大环境，其核心是讨论危机与改革的关系。第二个部分是反思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形成和实现的过程，核心是讨论集体认知能力对改革路径选择的影响。第三部分则通过反思价格双轨制的路径选择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来进一步讨论改革路径选择与集体认知，尤其是交往理性之间的关系。

一、危机与改革：文革灾难为什么成为中国改革的契机

改革与似然风险

没有文革灾难，就不会有中国改革，这是许多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的共识。但是，文革灾难为什么能够为中国带来改革的契机呢？我们知道，历史上许多成功的改革都是由危机和灾难促发的，但是，并非所有的危机和灾难都导致成功的改革。那么，危机与改革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改革是由社会上层主导的变革，因而不同于下层主导的社会变革。由当权阶层主导的社会变革的困难在于，在现存秩序中处于强势的上层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因而难以形成改革的共识。因此，危机的一个主要功能，就在于促成关于改革的共识。但是，危机即使促成了需要改革的共识，也未必能够促成如何改革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在危急诱发下的改革，许多都没有成功。

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发动改革不久就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其中尤以包产到户的巨大成功震惊于世。包产到户的改革有一些发人深省的意外，包藏着值得深究的道理。改革之初，包产到户被普遍认为过于激进和危险，因而被排除在政策选择之外，但是，正是这项改革竟然在几年之内成为主导的政策，这是为什么？更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这项改革并没有像许多人当初想象的那样可怕，而是给几乎所有人都带来了好处，甚至给一些当初反对包产到户的人和地区带来了更大的好处？最令人深思的是，既然事实证明，这个改革举措是一个非常好的帕累托优化，当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策略，才没有让这些当初的反对者阻止这一变革，从而使中国的改革走上了不同的路径？

基于这个历史的经历，我提炼出来一个概念，就是改革的似然风险。社会危机虽然让当权阶层认识到需要改革，但所有当权者都懂得，改革是有风险的，不仅有个人的政治风险，还有社会失序的公共风险。包产到户的改革经验说明，改革不仅有风险大小的判断问题，还有一个风险真伪的识别问题。当权阶层对改革风险的误判，对改革的路径选择会发生重大影响。似然风险的概念，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所谓改革的似然风险，是指当权阶层对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改革举措发生风险误判而感知到的似然而非实然的改革风险。受到认知的限制，一些事后证明带来巨大帕累托改进，尤其是提升弱势阶层的权利，推动整个社会福利改善的改革，事前在当权阶层的一些人看来，其个人和公共风险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他们愿意投入大量的政治资源来阻止这项改革的实现。一旦这样做了，不论这种改革举措是否最终得到实现，都失去了原来潜在的帕累托优化性质。对于反对派来说，问题不仅在于已经为阻止这一改革付出很大代价，而且，此时再改变立场可能付出不可接受的代价。历史上，正是由于当权阶层的认知局限和政治过程的不可逆性，让许多社会失去重大的帕累托改进机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就有许多令人扼腕的例子。

文革提高了中国社会的集体理性

那么，中国在经历了文革的灾难和危机以后，为什么能够抓住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机遇，实现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飞跃？笔者的解释是，文革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集体认知能力。毛泽东把中国的精英阶层和民众推入一场史无前例的，非理性的公共政治游戏中，几乎所有人都身不由主地成为这个游戏的参与者和受害者。这种疯狂的公共政治游戏所带来的共同体验，给了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一个不同寻常的集体反思机会，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社会的集体理性。

正如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的，构成集体理性的第一要素是价值理性，也就是诺斯所说的信念系统（North, 2005）。文革对中国社会回归价值理性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这个共同经历从根本上动摇了政治迫害的正当性。1978年，历史性的中共第十一届三种全会，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社会回归价值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四人帮被赶下政治舞台，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政治格局：一方面，由文革激发的浪漫的公共政治热情在民众中，尤其是在青年中余温尚存，另一方面，这种并没有法治和民主制度支撑的自发的公共政治因文革的教训而提高了理性。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民意与高层政治发生了良性互动，不仅支持了在文革中遭到羞辱的中共元老回到权力中心，而且激发了这些曾经的革命者改革的雄心和信心，一时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具有一定公共理性的政治氛围。

这种罕见的自发的公共理性，不仅表现为对公共政治的广泛关注和参与热情，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当权阶层的内部，民间精英内部，还有当权阶层和民间精英之间出现了开诚布公的交流。关注公共政治的许多青年人不仅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交往自由，而且互相之间能够坦诚地交换政治见解。

从事后看很清楚，这种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发生的自发“公共理性”既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缺少理论的自觉，因而是极其脆弱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公共政治热情随时可能与现存的权力结构和体制发生冲突，导致悲剧结果。

文革把老一代革命者的政治威望和经验变成了改革的财富

幸运的是，中国老一代革命者中有一批优秀分子的政治生命因文革的磨难而得到升华。这些人在经历多年困顿后重返权力，使得他们身上用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政治威望和经验，不仅没有成为变革的阻力，反而成为中国改革的一笔巨大的社会资本。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领导人，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快速而简要地处理了历史是非与社会和解问题，同时，明智而谨慎地把青年的政治热情引向了建设性的改革。

邓小平以他巨大的政治威望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对中国改革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邓小平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指导改革的方针和策略，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改革过程中的集体认知能力。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邓小平明确地把改革定义为集体认知过程。他用“摸着石头过河”的通俗说法表达了领导层开放、求实、求是的认知态度，从而鼓励了多样化的改革探索。正是由于这种政治理念的支持，小岗村擅自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才会发生，才能得到万里这样具有改革志向的地方领导人的支持，才有可能最后发展成一场‘去人民公社化’的和平革命。

2. 邓小平提出“不要争论”，有效地阻止了把改革中的认知分歧政治化，从而抑制了不利于集体认知的不良政治倾向。

3.邓小平从鼓励地方分头探索，发展到鼓励地方竞争，使地方治理的竞争不仅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一个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也成为促进中国集体认知的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

理性交往化解疑似风险

文革后中国精英阶层交往理性的提高，不仅表现在中国精英阶层中出现了更理性的沟通伦理，比如说，在会议上不讲假话成为一种时尚，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交往理性的提高，促成了具有重大集体行动意义的政治创新。正是这些具有重大集体行动意义的公共政治创新，提高了中国政策过程的理性程度，化解了改革的疑似风险。

在这些具有集体行动意义的公共政治创新中，具有自治倾向的政策智囊团的出现，尤其是这种自治的智囊团的正当性得到政策过程的认可，对于化解改革的疑似风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笔者有幸亲身参与了这个创新过程。

文革后知青回城，尤其是邓小平断然恢复高考，让大批青年精英分子回到了政治中心。回城的青年精英中既有这样一群高干子弟，他们虽经人生沉浮，但仍不失政治抱负，也有一批平民子弟，他们虽在文革中亲历中国公共政治的凶险，却仍锲而不舍。有意思的是，文革中的政治迫害，让这两群人的人生轨迹发生过交错，而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又让他们有机会再度重逢。历史性的风云际会，激发了一批人的浪漫情怀，使他们萌生出一个想法，创建自治的智囊团，为改革决策服务。

八十年代初中国开放和浪漫的政治氛围，给了这个近乎异想天开的小概率事件成功的机会。1980年秋，中国第一个得到官方资助的自治的智囊组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正式成立。这个政治创新起初并不被许多人看好，直到1981年，该组对已经实行包产到户一年的安徽滁县地区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田野调查。调查报告对包产到户的改革后果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最客观，最全面，最有说服力的辩护，因而促进了最高领导层支持包产到户的共识。从此，“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不仅赢得了高层的信任，而且为其他自治的智囊组织参与政策过程赢得了正当性，实现了新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得到决策层信任的，自治的智囊组织为什么有助于化解改革的疑似风险？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最重要的并不是智囊团能够拿出一些聪明的点子，而是它能降低改革政策过程主要决策者之间的沟通风险，提高政策过程的沟通理性和沟通效率，从而提高改革的搜索效率和决策效率。社会变革永远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包含着真实的巨大风险。因此，处于快速变革中的社会在前行中的搜索和决策效率，往往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缺乏地方自治传统的社会，一旦实现大一统，基层和地方采取集体行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资源严重不足，这是因为大一统的中央垄断了集体行动正当性的全部资源。集体行动机制和正当性资源的这种分布和结构，对于社会整体的认知是非常不利的。早在革命年代，军事割据促使中国共产党学会了如何利用不同地方的政策经验来修正中央的政策，同时又保持政治和政策的统一。夺取政权后，这种经验继续支持中央领导人利用地方领导人的探索来帮助中央决策者搜索新的路径。但是，在新的政治现实下，中央与地方沟通的道德风险极大地增加了。地方领导发现，对中央领导人投其所好可能得到巨大的个人回报。这种道德风险，是导致中国1959-1960大饥荒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已经不存在导致大饥荒那样的沟通风险，但是，在中央的改革领导人与地方的改革领导人之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沟通风险。在非自治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下，利用地方分权的策略探索改革路径存在一个悖论：中央的改革领导人对改革能走多远的判断首先要取决于地方改革领导人在当地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