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软科学与现代发展理念的基本逻辑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软科学论坛上的大会发言）

我来参加这个软科学的学术讨论，有点班门弄斧之意了。过去常年研究的主要还是经济，还有自己所在的财政部系统的财政和方方面面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但是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谈谈自己对于软科学的基本看法，再从软科学这个概念往下试着汇报一下我怎么看待现在五中全会之后大家都高度关注的新的发展理念的内涵脉络――我认为可以称为现代发展理念的基本逻辑。

我是这样理解软科学的：虽然在定义上一般的解释是认为它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而我认为其实到了现实生活中间，大家讨论的软科学，更多侧重于人文和管理。自然科学我个人的感觉是它可以更多地归结为一种硬科学，物理、化学、机械制造，理工科的很多的内容，更多可以体现“硬”的特征，而所谓软，它就要有模糊地带，有弹性，有更加复杂灵动的一些人文内容，而且这个交叉特征虽然既具有自然科学的角度又有社会科学角度，而实际上更多地要打通人文与管理。这个特征后面跟着的，就是交叉特征所对接到的，应该是一个要注重引出方案和对策方面研究成果的科学。

软科学在研究之后引出的，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实际上针对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对策。如果从交叉、对策这两个特征做出把握的话，我愿意再引申出它的第三个带有理论色彩的特征，就是软科学显然带有供给管理的特征，它要提供有效的规划、方案、对策的供给，这是它特别突出的意义。一个国家的所谓软实力，战略谋划、解决方案的支撑能力，和软科学密切相关。如果从上面这样三点基本理解再往下说，现实生活中就要特别注意，在中国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问题导向”之下，我们的软科学研究就是要满足解决现实问题首先是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需求。

从上述认识再往下说，我想谈一下我作为研究者观察的中国最高决策层十八大之后的逐步清晰化的大政方针，这些大政方针是我们做软科学研究绝对不能忽视的基本背景。十八大在解决了中国最高决策层人事安排基本到位的问题后，三中全会是给出了顶层规划性质的全面改革部署，在四中全会又把经济改革为重点切入的全面改革实际上推进到了司法改革、行政架构的改革，以及宣传上我们并不直接表述、但现实生活里绝对不可能绕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全覆盖框架。全面依法治国，则是把经济、社会、政治打通处理的一个系统工程。到了五中全会，是在三中、四中全会这些大政方针清晰化之后，系统化地给出了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而引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最后落到归宿上，就是落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变成大地上现实的“共享发展”上。这些概念我们过去都接触过，五中全会的贡献是把它们合乎逻辑地形成了一套条理化的表述，这个条理里面的内在逻辑当然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我觉得在三中全会以后的这些大政方针逐渐清晰化的过程中间，有几个关键词是一定要把它放在一起把握的。首先是三中全会60条那么丰富的内容，336项具体改革切入点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指导文件，如果做一个浓缩，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就要浓缩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简称“现代国家治理”。这个关键词里所包含的内容是有别于过去我们传统的思维框架的，过去说惯了的各级政府作为主体的管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掌控架构，管理、管理调控，自上而下，而现在强调的是治理，治理有别于管理的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主体和非政府多元主体在一起要更多地平面展开充分互动，来实现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要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合在一起释放一切潜力、活力来解放生产力。这是治理有别于管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逻辑。

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这样的一个治理所体现的一套制度安排和机制连接，它的趋向就是现代化趋向――这里所明确表达与规定的这样一个努力方向，而现代化，显然就是自鸦片战争拉开中国经济近现代史帷幕以后我们一直在追求的，要解决落后以后怎么从追赶到赶超、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而不再落伍、跟上时代，走到世界民族之林发展的第一阵营这样的战略问题。所以，现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趋向，合乎逻辑地会通过制度安排、机制连接要引出“60条”里多次强调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现代市场体系”，即前面所说到的治理那一套制度安排、机制连接，到了经济学的语言里就是资源配置问题，对资源配置机制在反复探讨之后，已经在邓小平南巡的时候锁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而现在讲现代市场体系，跟着的突破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发挥决定性作用。当年邓小平以极大的魄力，以超常规的南巡方式，以“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这种倒逼，促使最高决策层很快形成了权威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文件，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限制，当时只能说到资源配置中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到了三中全会，终于把它说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后面跟着的还有“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要求，其实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是非常复杂的，是带有挑战性的。改革以后反复探讨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现在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认识它和把握它。

那么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紧跟着有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必须处理好政府履行职能要依仗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这个分配体系――就是财政。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所以，必须打造“现代财政制度”。现代化的趋向上，从治理到市场，再到财政，成为一个逻辑链接之后，再进一步推展到四中全会的全面依法治国――我认为这就是中央文件过去所说的“政治文明”这个概念下，“现代政治文明”的整个体系的打造。然后合乎逻辑地在哲理上，我们看到了五中全会给出的是“现代发展理念”。当然，这些内容再做浓缩的话大家可能还得进一步探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说，可能在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后，新一代的决策层治国施政的核心理念的浓缩表述是这个四个全面，从2020要实现全面小康引出2020改革还必须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全面改革是支撑中国经济社会以后能有发展后劲的最关键的制度供给，跟着的当然就是全面依法治国和无法回避的全面从严治党。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又经历了我们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必然到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出现整个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有“新常态”到来这样一个重大演变。我们的增长速度2010年还出现了10.4%的高位，滑落到现在的6.7%，决策层所要求的认识、适应、还要引领的新常态,“新”就是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与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再是高速增长，它必然要“下台阶”，而同时我们增长质量要向上“上台阶”，要打造增长质量在结构优化支撑之下的升级版，稳在一个中高速增长平台上，那就“常”了。这样的情况下，最高决策层又在五中全会之后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称为“战略方针”，而我们今天讨论的软科学视角之下的进一步把握好现代发展理念，我认为要紧密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

在这个地方我想稍微展开一点谈些看法，十八大以来看到的这些大政方针，关键词合在一起，落到战略方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它后面的指导思想，当然是最近我们注意到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非常真诚地开始研读马列的原著，实话实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人类思想和文明发展中间不可能绕过去的一座丰碑，现在关键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发展，我愿意比较鲜明地谈这样一个观点：因为只有在坚持的同时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马克思主义。稍微了解一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恐怕都会认同，世界是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出来以后它的基本认识框架、逻辑有它的指导性，但是它一定要与时俱进地发展，才能有生命力。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按照总书记的说法“不忘初心”，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初心，也是我们现在实际上要延伸到软科学研究领域的初心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已清晰表述的：要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伟大理想，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在纪念长征80周年等等活动里反复听到的信仰问题――这个信仰是要有科学的理念来支撑的，这样的理想，马克思那里表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且它表述得非常到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这就是当年我们反复讨论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那样一个逻辑。当然，实际生活中每个人的自由不可能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人类社会就是在各个成员相互之间有矛盾的情况下来寻求怎么样更健康、更合理地发展。所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一定要受到特定规则的约束，我们现在实际生活里的发展理念，就必须处理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初心之下，我们怎么回应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人和人之间有矛盾，国和国之间有矛盾，不同的阶层之间有矛盾，不同的取向之间可能互不买账。那么在现在所谈到的现代发展理念里，我认为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包容性发展”这个前沿认识。我们要务实地抓住实事求是的精髓，反对那些简单化的贴标签的认识、那些形式主义的认识、那些形而上学僵化的认识，来深刻地把握现代发展理念。中央所强调的创新为第一动力、最后引出共享发展的这样一套发展理念，它内在逻辑层面紧密结合着包容性发展。我认为这就是在实际生活中怎么落实五中全会发展新理念，必须抓住的一条红线，也是我们按照软科学的精神、继承人类文明一切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来引出问题导向之下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的一条红线。

那么按这个角度，愿谈谈我们从供给侧这个角度，结合着包容性发展的一些初步的心得体会。中央关于供给侧改革这个认识其实也是很鲜明地要对接到总书记说了几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这种基础理论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按照我的理解显然是要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发展的土壤之中，要首先能够立足于中国国情去面对中国的问题做出建设性的软科学所推崇的方案、思路和对策。但是它一定不能脱离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的文明进程。所有中国特色，一定是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以后带有共性的东西，而同时又保持自己鲜明的个性。共性和个性结合在一起，怎么样能够成功，当然就是我们要探讨的复杂的问题了。

我们现在如果按照包容性发展这样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理念，那么在基础理论的学理方面可以作一些什么样的基本分析，我想在这里简单勾画一下。在前些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比较早就认定要对经济学和相关的理论认识的主流成果做深刻的反思，要注意到过去经济学主流学术成果的不对称性；偏重于需求侧而忽视了供给侧。所以，提出了新供给这个框架之下的一系列的研讨任务，一直推进到去年正式出版新供给经济学。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也必然是对接着这样一些相关概念所联系着的学理探讨的。如果在实际生活里看一下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里面需求和供给这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二者之间的互动是讨论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所谓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因人而存在着，而人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这个活动过程中，我们首先要肯定，需求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动力体系里，它是个原生动力，人存在就一定有需求，比如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连生存都没有，人就没有任何别的可说的了――人必须满足生存的需求，然后还要有发展的需求，享受的需求，还有更往上人们要得到社会尊重，要自己的精神充实起来，自己的内心要和谐等等这些需求。而作为原生动力从生存开始的这个需求，它得到的响应机制是什么？首先就是供给侧通过一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出来产品和服务，才能满足需求。在需求原生动力之后派生出来的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它的特征，研究下来发现它却是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最关键的因素。有了原生动力以后，后面的动力体系一定要从需求到供给全面把握。

我们在已经发表的论文里列了一个表，一共三列，第一列，我们排列出人类社会从初期到后来，一个一个台阶之上时代发展的特征，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信息时代。第二列，我们排列出生产力视角――所谓人和物的关系的视角上以生产工具的创新来形成的一个一个台阶往上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