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恩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思考

摘要：“模式”是特定时代背景和区域历史文化的产物，更是当地人民积极探索的成就。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艰苦条件下努力奋斗、自主创新的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但这些模式都是经验模式，是建立在各自的相对优势基础上，只有类型相同的借鉴性，并不是广泛推广的范式。研究分析这些模式，是为了在新体制新形势下，面向未来，反思过去，学习借鉴，革故鼎新，促进中国县域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模式都有自身的缺陷，体制改革和创新才是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和持久动力。

关键词：县域经济；经验模式；分析；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

一、县域经济及其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和财政体制“分灶吃饭”的实施，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各地政府利用所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和地域优势积极发展本地经济，国民经济发展在区域结构上出现新的不平衡态势。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主要基础的县域经济，因其基础性、区域性、层次性、综合性、枢纽性、农村性、集聚性、扩散性等特点，成为地方经济的核心。县域经济是指以具有独立规划和财政职能的行政县（包括县级市、旗等）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优化配置资源，功能完备并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经济系统。[1] 县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区域单元，是政权组织的基本单元和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一县之中，既有农村，也有城市。县域经济体系中既有农业、工业、商业、交通、建筑、建材、服务等产业部门，又有计划、财政、银行、税务、物价、工商管理等职能部门；既有生产经营的企业和部门，又有社会经济管理结构；是功能齐全、综合各产业各部门乃至社会单位于一身的国民经济小系统。中国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县域的国度，县域经济是真正的地方经济。

目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自组织性和不平衡性。中国2052个县域，在气候、地理、地形、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方面差异巨大，从地理条件讲，有山区县（占43%），丘陵县（占26%）、平原县（占31%）；从经济地理角度讲，有沿海开放县、城郊县、传统农业县、山区县和牧区县等类型。县域经济之间的发展状况也差异甚大，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明显。首先从县域经济系统的时空演化阶段看，有传统阶段（城乡分离，自组织发展）、发展阶段（城乡对立，向心运动）、一体化阶段（城乡融合，和谐发展）；其次从县域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的演变上看，有资源开发型、资源开发与加工并重型、工贸型；另外从区域分布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较快，目前的百强县绝大多数集中在这一区域，中部次之，西部落后。从发展现状讲，有富裕县、发展中县、贫困县，其中直接差距，据2001年底的统计，有县域GDP超过400亿元的，也有不足1亿元的；有县域年财政收入超过80亿元的，也有几千万元多一点的；有县域人均GDP近4万元的，也有才300元的。其中人均GDP最高的100个县市的平均值是最低的100个县市的14.3倍。[2](P17-19)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县域经济基本上是自组织发展的，虽然有的发达县域在政策、资源或区位上曾有优势，但必须承认，组织者的努力和创新是推动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如刘易斯所言：“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3](P292) 这些基于特定环境、基础上的县域经济成功发展之路，被称之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所谓“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4](P27)

最早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并倡导模式研究的费孝通教授说：“模式是从发展方式上说的。因为各地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所以在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这是可以在实际中看到的。不同的发展路子就是我所提出的不同发展模式”。“发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这就促使我进入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家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5]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主要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以及以后出现的“晋江模式”“巩义模式”“农安模式”“义乌模式”等。这些模式是中国人民在发展县域经济方面积极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今天我们研究分析这些模式，是为了在新体制新形势下，面向未来，反思过去，学习借鉴，革故鼎新，促进中国县域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二、具体经验模式分析

（一）苏南模式。“苏南模式”是费孝通教授1983年在其《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苏、锡、常、通这几个地方乡镇工业的来历和发展机遇类似”。“到80年代初江苏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苏南的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在改制过程中，乡和村的人民政府替代先前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管理这份集体经济，通过工业保存下了集体经济实体，又借助上海经济技术的辐射和扩散，以乡镇企业为名而继续发展。苏、锡、常、通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是大体相同的，我称之为苏南模式。”[5] 传统的“苏南”指苏锡常三市，领21区、10县（市）、314镇，费孝通教授“苏南模式”意义上的“苏南”范围更广一些，包括南通和浙北的嘉兴、湖州等，现在理论界讲的“苏南模式”，区域已扩展到苏中的扬州、浙江的杭州等。[6](P157)

“苏南模式”的特点是通过大力发展乡村集体企业而使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是一种重点探索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是以混合型经济为主体，以规模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支撑，以鲜明特色和优势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

在“苏南模式”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三次机遇把握起了关键性作用：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促成苏南乡镇企业崛起；二是1992年后浦东大开发带动外资涌进苏南，推动了企业转制和县域工业化进程；三是20世纪末乡镇企业民营化改制，促进苏南经济向健康轨道发展。[6](P221)

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中，“苏南模式”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苏南地区整个县域经济经济总量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增长了50多倍。“苏南模式”是发挥以下优势形成的：一是发挥政权的力量以及政府的信誉优势，有利于把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迅速地形成生产力，并办成了一些大事；二是农村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统一组织领导下各产业之间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协调关系，从事各业的人员报酬得到了兼顾，大多数农民都不同程度地富裕起来；三是地方政府掌握了积累的支配权，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包括交通、邮电通讯、城镇建设、医院、学校、文化娱乐场所、宾馆等，都由政府统一规划并实施，促进了社区的繁荣；四是地方政府直接掌握着经济决策权，为基层政权的巩固提供了物质基础，并由此而形成了号召力和控制力。

“苏南模式”的形成，县乡政府的有力组织和推动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也与苏南地区的历史传统和区位优势分不开。“苏南模式”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时候就已经萌芽。“它们（苏南乡镇企业）的前身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工业，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的工业。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是集体经济的实体，它有权在社员的劳动所得中积累一部分资金，用来兴办集体公有的工业，叫社队工业”。[5] 改革开放初期，“左”的束缚还很严重，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远末得到解决，以地方政府出面办企业比较容易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认可和支持。从体制方面讲，当时政府主导解决了发展的路径问题，减少了改革与发展的摩擦成本。另外，从经济角度看，“苏南模式”是植根于“单一农业”及“单一集体”基础之上的，民间基本上没有资本积累，以乡、村两级农业上的积累作为发展乡村工业的起步资本也是顺理成章的。从历史传统看，苏南农村经济历来就很发达，著名的“鱼米之乡”，“天下大计，仰给东南”已是中唐以后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宝训。苏南也是我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方，农民既爱土地，也有爱办实业的传统，历史上形成的丰富多样的家庭手工业和传统小工业成了苏南农村就地办工业的“根”。苏南是洋务运动的重镇，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传统工业基础好，市场网络发达，加之文化教育发达，技术和人力资源条件好，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也就有必然性的一面。另外，从经济地理位置看，苏南地处东南沿海金三角地区，靠近上海等大城市，易于接受大中城市的经济、技术辐射。

从发展实践看，当前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发展和完善，全球化竞争迎面而来，“苏南模式”的一些弊端日益显露，归纳起来主要有：（一）产权不明，政企不分。“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乡镇企业推动，许多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7] 甚至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干部经济”“政绩经济”模式。[6](P30) 苏南乡镇企业是党、政、经、社四合一，社区政府是企业最初的发动者，资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护者，还是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宰者。这同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职能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相矛盾，不仅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企业运行机制，而且障碍了企业家市场的形成。更为严重的是，谁对集体资产真正负责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虽然有的大企业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有的甚至上市，但观念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二）投资主体过于单一，集体的负债率普遍较高，甚至有个别地方是全乡（镇）性的资不抵债，同时民间资本积累又相对不足，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调整还是经济结构调整要迈出大步都存在着较大的难度。（三）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各县（市）产业结构雷同，轻纺化纤、机电等支柱产业趋同，重复建设、小而散现象比较严重，企业集团化步伐缓慢，第三产业不发达。产品结构层次低，初级产品多，最终产品少，产品附加值低，企业规模效益不明显，不利于国际化竞争。（四）区域要素市场发育滞缓。苏南有形市场比较发达，但生产要素配置仍在政府主导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尚未发挥。（五）由于长期实行的是地方政府无所不包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