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恩虎：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摘要：县域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单元，是国家政策最直接最主要的操作平台。县域经济是目前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基本载体，是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器。强化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依托。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涵括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县域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

一、县域经济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国民经济体系在职能结构上逐渐集聚为两个系统单元：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未来的城市经济主要集聚要素职能，而县域经济将从主体上承担生产职能。因此界定，县域经济是和城市经济相对应的一个综合性概念，指以具有独立规划和财政职能的行政县（包括县级市、旗等）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优化配置资源，功能完备并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经济系统。[1]目前，我国的县域经济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典型体现中国转轨经济的三元结构：城市、乡镇、农村；二是集中反映中国传统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矛盾；三是县域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三农”问题。理解县域经济的内涵，还必须把握以下四点：一、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环节，是真正的地方经济；二、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是一种弱势经济；三、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环节，是制约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三农”经济；四、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战略后备，是未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从运行机制上讲，县域经济属行政性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中观层次，相对具有基础性、区域性、层次性、综合性、枢纽性、农村性、集聚性、扩散性等特点，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系统。目前我国的“县域经济”单位大约2100个。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县域经济是中国的“民生经济”。目前，中国县域人口大约9.35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73%。这就是说，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县域经济是地地道道的“民生经济”。另外，县域也是中国目前“三P”问题（ Pollution――污染、Population――人口、Poverty――贫困）的集中区域，是民生问题的集聚点。可以肯定，县域经济没有大发展，中国的“民生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县域经济是和中国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生问题”是县域经济发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主题，而县域则集中了中国主要的贫困人口。因此，壮大县域经济、消除贫困是当前我国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举措。

（二）县域经济是中国的“国本经济”。进入本世纪以来，县域经济GDP

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一直在56%以上；2002年，全国县域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140434.5亿元，实现增加值32385.8亿元，利润总额达到7557.8亿元，上缴税金2963.5亿元，已经占据全国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我国的矿山、原油等能源和资源供应地大都分布在县域，县域是我国工业资源的主要供给地。同时，县域也是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主要供给地。农业是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所承担的重要分工，县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地域依托，县域经济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职责。还有，2002年，县域财政收入4770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3.6%；县域年末金融机构存款4.7万亿元，占全国总数的28%；县域经济年度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总数的36%，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总数的1/3；……。这些指标和数据充分表明，县域经济是中国名符其实的“国本经济”，肩负着“固本强基”的重大职责。

（三）县域经济是中国最根本的生态经济。目前，县域国土总面积896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93%。中国主要的山川、河流、湖泊、森林、草地、湿地等主体生态资源大都分布在县域。县域经济的发展要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国土资源和生态基础，建立和维护城市及其城市经济发展的生态屏障。同时，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中国的生态问题将直接影响亚太地区的人居环境。因此说，中国的县域经济是最基本的生态经济，是未来中国及亚太地区清洁生产的环境基础。

（四）县域经济是中国的“稳定经济”。目前中国有7亿多经济资源人口，其中3.6亿属县域农业人口，1.8亿从事于农业相关产业。这就是说，县域经济发展将解决我国80%以上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而且县域也是目前我国弱势群体最大的聚居地，是二元结构矛盾的突出区域，也是各种社会危机的高发区。我们知道，中国历代的政权危机大多是在县域演化的。由于生存危机演化的农民起义是中国传统社会统治政权被颠覆的主要因素。故历代治国都强调“郡县治，则天下安”。目前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传统中国经济社会治理遗留下来的不稳定问题，而县域“三农”问题是当前影响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只有壮大县域经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一个稳定、文明、发展的现代化中国才算真正建立。

（五）县域经济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后备。目前在县域范围内有五六万个小城镇和集镇，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购买力，占全国零售商品的总额的1/2以上。如果加上农民从城市购买的部分，则达70%以上，集中了全国货币流通量的60%。而且，目前我国县域消费大都是初级消费品，如果消费层次提高，将对我国的内需是一个巨大的启动。另外，从中国的国际竞争来说，县域将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壮大实力的大后方，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竞争的巨大市场后备和消费支撑。

（六）县域经济是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产业结构要升级换代。大中城市逐渐向内涵式城市化发展，强调要素功能，生产功能逐渐向县域转化。随着县域经济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县域经济将成为中国一、二产业发展的主要支撑，成为“中国制造”的基础和主体。县域经济板块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将成为本世纪前半期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和促进对外经济合作强化竞争力的基础。2000年以来，县域经济GDP增速一直在11.3%左右，远高于全国7.8%的平均水平。其中基本竞争力提升最快的百县（市）GDP增速达28.2%；据2002年统计，第二届百强县的平均水平是：人口89.8万人、GDP135.8亿元、地方财政收入5.6亿元、人均GDP16400元，[2] 如果全国县域经济都能达到这个水平，我国的经济总量将放大到20万亿元，相当于目前全国经济水平的2倍，等于我国的经济总量又翻了一番，基本达到已测算出的2020全国达康的标准。

（七）县域经济是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主要基础。随着“市县分治、省县直辖”等县域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和要素市场的发展完善，县域，将被赋予更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主权，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的主要基础。县域以其丰富独特的资源、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的进入优势，将会逐渐取代城市经济成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也将会成为未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打造“中国制造”的主要基础。

（八）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依托。目前，“三农”问题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也是当前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不管中央政策怎样完善，“三农”问题解决的具体落实最终必须依靠县一级来完成。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以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为依托，只有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并良性运作，才能够通过结构调整和角色转换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3] (p12-16)

二、县域经济可以说是中国的“良心经济”

从某种意义上讲，县域经济可以说是中国的“良心经济”。建国以来长期“以农哺工”的产业政策，使本来落后的农业为国家工业化作了巨大的奉献，并因此导致了农业的长期滞后发展。据资料统计，从建国到1998年50年间，财政对农业支出8613亿元，而同期的农业税3398亿元，而通过剪刀差收益大概是同期农业税的10倍，即这一期间农业为工业贡献2万亿。另据统计，从1952年至1990年，县域经济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11594亿元的剩余积累，平均每年近300亿元，扣除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县域剩余积累的净流出量也达10000亿元，平均每年近250亿元。据武汉大学郭熙保教授估算，从1952到1992年，中国农业部门实际资本转移净额达到9692亿元，年均236.4亿元，农业实际资本净流出额占国民收入中积累额的比重为17.7%。换言之，每100元积累资金中就有17.7元来自农业部门的转移资本。[4](P116)虽然这一时期的县政基本完成了国家赋予的汲取使命，但由于县域本身“失血”过多，导致经济发展相对缓慢。1953―1978年，农业总产值只增加1.3倍，县域人均收入年增加仅2.7元，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57.8%下降到32.8%。[5](p61-62) 还有，从国际城乡治理的经验和惯例来看，由于农业和农村的相对劣势，世界各国无不对农业给予不同形式的补贴。国际上通常用“生产者补贴等值”（PSE）来衡量一个国家对于农业的保护水平。比如日本的PSE值为75%、美国为42%，而中国多年来始终为负值。“三农”问题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长期的制度歧视造成的。因此，可以说，县域“三农”问题是中国的一个良心问题。同时，县域经济作为一种基层经济，由于体制原因，这么多年来，为大都市、大工程的发展作了许多奉献。因此说，当前的县域经济也是中国的良心经济。

市场经济讲求公平和效益，目前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同城市经济相比，处于明显的不公平地位，不管是产业系统、财税系统，还是公共系统等，“国民待遇”在县域都没有充分实现。现在提“以工哺农”，并不是工业对农业的恩赐，而是工业本身应该还给农业的。从经济行为讲，以前县域和农业对城市和工业经济的奉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视为是一种投资行为。目前，县域经济应该从国民经济发展成果中取得应有的回报。这一方面的思路，应该从工业化中期以后国家制定的政策中得到体现。

三、当前强化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可以说，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县域的国度。我们经常将自己的国家誉为“赤县神州”。中国历代的治国者也都非常注重县域的治理，在理论上也提到很高的高度。所谓“民乃邦之本，县乃国之基。安邦之难，难在固本；治国之难，难在强基”；“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郡县治，则天下安”。 但由于体制和统治思想等多方面原因，形成近代以来我国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落后于国际水平。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我国拥有跻身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大都市、大工程、大企业等，却缺乏和世界现代化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县域社会基础。县域经济的落后，不仅造成巨大的社会贫困面，给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带来许多现实和潜在的威胁，而且，也给我国的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提升造成严重的基础和社会环境制约。当前，县域经济的滞后发展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因此，强化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和谐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一）县域经济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基本载体，是国家政策最直接最主要的操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