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绪程：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及其模式的对话

引 言

这是一个大得惊人的话题。一意做学问的专业学者是决不会碰此类“选题”的。但对于年过半百的Y先生则是挥之不去的“情结”。正像有过少年足球经历的球迷终身热爱中国足球一样，曾在中学时代就被伟大领袖教导“要关心国家大事”的Y先生如今也是中国经济“演出”的一名热心看客，目睹场上的经济政治“秀”有时也免不了要与人比如同L女士议论一番。虽是业余看客，但热情似乎不减当年。

L女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GDP）年均增长达9.3%，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六位，外贸进出口总量排名世界第三，100多种产品产量雄踞世界第一。长达25年（1979-2003年）奇迹般的高速增长举世无双，极大的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令国人自豪亦使世界震惊。如果说前些年海外对中国GDP高速增长的真实性大加质疑的话，那么面对全中国确切的说是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市犹如“大工地”的建设景象，则是一遍叫好声。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建筑之豪华壮观，仿佛使人置身于纽约东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之中。中国变化之大之快实在是太神奇了。

丫先生颇为感叹的说，中国25来的巨大变化的确是有目共睹的，但代价也是巨大的。比如，透过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你可看见满是汗渍的衣衫褴褛的民工背后依然贫寒的村落；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品，你甚至望而却步，因为你害怕“假冒伪劣”而缺乏安全感。扭曲的市场经济、畸形的发展、两极分化、贪污腐化、环境污染等等负面现象是多么的触目惊心！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巨大反差与各种相悖的经济现象使善良的人们包括饱读经济学之士困惑不解。权力寻租和随处可见的机会主义及短期行为充斥各行各业，这似乎在昭示着中国经济扑朔迷离的未来和巨大的不确定性。

L女士提问：中国经济25年的高速增长已无可争辩的载入史册了。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再来一个高速增长的20年，但是面对如此众多的留问题和风云诡变的国际环境，中国还有机会吗？中国能做到吗？有问题的增长还会沿袭下去吗？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继续保持长期高速增长而不至于在某个时期被突发事件所中断而陷入混乱的停滞或倒退的危局呢？才能避免重蹈拉美国家和印尼的复辙呢？才能走出现代化的沼泽――繁荣的腐败呢？

Y先生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思考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演变等等问题。

围绕诸如此类的问题，Y先生和L女士近三个月来进行了多次有趣的对话，现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一、增长的困惑：我们是否需要反思？

（一）GDP泡沫与国民财富的相对缩水

L女士：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感觉到财富的相应迅速增加，甚至在缩水呢？

Y先生：

的确如此，不仅是感觉，在相当程度上是事实。这已被不少学者和官员所指出。例如邱晓华先生在政协十届常委会上指出的为了追求增量财富而破坏大量的存量财富的大量拆除旧城区的典型个案。众所周知，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一国（地区）全部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国家（地区）领土范围内，包括本国居民、外国居民在内的常住单位在报告期内所产出和提供最终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国际上通用GDP的变动来衡量一国（地区）的经济变动，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统计部门每年公布的GDP大致代表中国当年经济的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年新增的财富，可视为财富的流量。GDP是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它的积累构成财富的存量。如果撇开货币和价格的变动，流量（GDP）的增长通常会带来存量财富的增长。如果GDP的增长没有带来财富的相应增长、甚至出现财富的缩水，那末，GDP的增长一定有问题，或者说GDP对财富的“反映”出现偏差。GDP出偏差有三类，一是统计上的问题；二是GDP指标本身的缺陷；三是由于制度设计与GDP指标设计的不对应，人为的放大GDP本身的缺陷而出现的偏离（夸大和缩小）问题。大家知道，被谬尔森称为二十世纪的重大发明的GDP（GNP）指标体系是为西方标准的市场经济而设计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就难免水土不合出现偏差了。中国GDP指标有统计上的问题，但影响不大，可以忽略不计。至于GDP指标本身的缺陷，如只计支出（购买），不问效益的缺陷，它存在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流传于西方国家的“两个打赌的人争吃狗屎而增加GDP”的笑话也反证了其GDP偏离真实财富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GDP本身的缺陷在中国被人为的放大了，以至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偏离真实的财富，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低效或无效的产出，重复计算而增加GDP。这在城建方面尤为突出。如一些城市的市政设施建成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马路“拉链”频频被豁开、不断挖坑填平，有的道路挖挖修修反复折腾，弄得人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但却能不断的增加GDP。二是偷工减料的各种“豆腐渣”工程带来的财富贬值甚至是负效应，然后整治这些豆腐渣工程再增加GDP。三是环境污染的负效应――财富贬值和反复治理污染的开支导致GDP增值。关于环境污染这里多说几句。 有报导称：早在1995年水利部的检查就表明，中国700余条河流中水质良好的仅剩32.2%，自1984年―2000年受污河流增加了1倍以上；在长江、黄河等七大流域中，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污染河流1998年已达72%。全国达标排放的城市废水，至今恐怕还不到10%。中国还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约40%，中国的荒漠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约1/3，草地耕地退化状况也相当严重。近年来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就占了8-9个。据2001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前20个城市中，16个是中国城市。由于工业的污染，中国1/3的国土上空飘荡着酸雨。但中国为治理环境污染支出数以千亿元，单是淮河就扔下几百亿元，一方面是财富的负效应，另一方面是GDP在计算上的增加，何其怪哉。四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带来的财富贬值和GDP增值。中国假冒伪劣产品尤其是医药和食品几乎使每一个中国人心惊肉跳，从毒奶粉、毒酒、毒大米、注水肉、敌敌畏火腿、吊白干腐竹应有尽有，可怜的中国人如果买到真货，就像占了便宜一样。假冒伪劣的食品和环境污染不仅当代人受害，而且危害后代。有报导说，由于滥用抗生素和激素的食品增多，某地针对大学生生育能力抽查，有50%的生育能力低下或不合格。五是帐面GDP价值虚增与实际财富的背离，例如、免费或低价土地进入市场的反复炒卖的“升值”、虚开增值税发票为出口退税制造假出口、为上市发股票虚增收入和利润、没有处理的超期存货和已经损失的货物继续挂帐等等不胜枚举。

L女士：

既然GDP指标不能真实反映经济水平和国民财富，是否有其它替代指标或修正指标？

Y先生：

有主张用绿色GDP和复合GDP指标替代现有的GDP指标，以改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不在于指标的核算上，因为任何指标都是有缺陷而不完美的，反之，没有缺陷以至完美的指标是无法使用的。因此，指标本身没有对错，关键是人们怎样认识和使用之。GDP本来用于国民财富变动的核算，如果转用于其他目的，比如用于创造政绩数字升官，那么就可能邪门的利用GDP指标的内在缺陷，人为的制造或新增GDP而不顾财富的效应和真实性。另外，从认知的角度看，GDP的高速增长掩盖了某些人侵犯他人甚至社会的当前和长远利益（产权）的行为，如污染河流，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的产出，这在其它国家也发生过。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GDP指标偏离财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的程度比许多国家严重？

L女士：

是呵，为什么中央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不能层层落实甚至被阳奉阴违？为什么中国的“豆腐渣工程”和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远比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盛行？为什么我们的路总是修了又修房子拆了又盖的来回折腾，而西方国家的修路盖房往往几十年大计甚至是百年大计？试想一想，如果我们有一套完善的产权制度，如果我们的经济建设不是由官员单独说了算，谁又有胆量无节制的挖路修路不止、拆房盖房呢？谁还会玩弄政治算术在GDP指标的计算上打主意而不在真实财富上下功夫呢？谁还敢有意去制造如同垃圾式的GDP（存货）？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豆腐渣工程”和残害国民的假冒伪劣的食品药品呢？谁又能肆无忌弹的污染环境大赚黑心钱呢？

Y先生：

是的，归根结底是产权制度和经济的增长方式有问题，这个结论留待后面去讨论。应当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即GDP包含外资的“贡献”，如果计算属于中国国民财富即 GDP+净要素收入的GNP，则比GDP还要小一些，因为中国净要素收益是负数。包含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的GDP要大于不包含外商收益但包含中国居民对外投资收益的GNP。此外，有人提出，广义的国民财富应包含闲暇、自由和自然环境，比如西欧和美国的生产率相差无几，但美国人的收入要比西欧人高，西欧人则比美国人拥有更多的闲暇，你说谁拥有的财富更多呢？

L女士：

就看从什么角度比较。对于需要更多自由时间的人来说，闲暇也是财富，反之，对于更看重收入的人来说，其财富是以牺牲闲暇为代价的。一正一负平衡了。

Y先生：

你说得不错。虽然财富应是物质的有形的，但更广泛的哲学意义上的财富归根结底是人能享受的自由时间。最近有人写文章说中国人勤劳（反面是闲暇不足），但不富裕。作者认为其原因是中国人的“制度”不完备而被对冲了。且不论之原因，至少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中国多数老百姓是累断骨头养肠子。如果可以比较的话，他们是否比拥有更多的自由和闲暇以及更少物资财富的印度农民更幸福呢？是中国农民还是印度农民拥有更多的广义财富呢？如果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居住在自然环境每况愈下的中国人即使是富裕的中国人是否比流落在公园的西欧穷人拥有更多的广义的财富呢？换句话说，我们在GDP的高速增长与自由、闲暇、环保、生活质量之间如何取舍和平衡呢？我们这一代能够作出选择吗？这实在是值得深思的。

（二）增长的悖论与失衡

1、增长的悖论

L女士：

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经济不论是处于经济周期的谷底还是颠峰，不论是进入通货膨胀期还是通货紧缩期，其GDP的年增长率（除因政治因素太重的个别年份之外）都没有低于7%，高投资和高失业率(含隐蔽的失业)同时并存，这似乎有悖于经济学的教义，你是如何看呢？

Y先生：

GDP高增长与高投资、高失业率和通货紧缩同时并存的确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中国政府常常既要面对高投资带来的中间产品价格引致通货膨胀的压力，又要面对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最终产品价格面临通货紧缩的窘境。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并没有消除最终产品生产能力的过剩和较高的失业率。按照流行的看法，GDP的增长率在7%以上属于高速增长，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是超高速增长。与高速增长相对应的是通胀和低失业率，反之，与低速增长或负增长相随的则是通货紧缩和高失业率，增长速度与失业率存在反向关系，与通货膨胀存在正向关系（当然也有例外，如滞胀），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存在替代关系，如此等等。中国经济现象与这一流行看法或流行的经济学中的某些教义相悖，的确令人困惑不已。正如你所指出的，举世罕见的高速增长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这正是“增长的悖论”。让我们来看看悖论是如何发生的。先从通胀和通缩谈起。从货币主义角度看，通胀和通缩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前者是货币供给的增长高于经济的增长，即货币多于货物，后者则相反。通胀和通缩之所以发生应归之为货币供给的扩张和收缩。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通胀或通缩则可视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商品变动引发货币变动，货币追逐相对过多或过少的商品供给，从而引发通胀或通缩，综合上述两种说法，通胀包含三层含意：一是货币的扩张，二是商品的供不应求，三是货币贬值。通缩则包含相反的三层含义：即货币收缩、商品的供过于求、货币升值。可见通胀或通缩的判断是货币贬值或升值（相对应的是商品价格升降）。通胀和通缩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用于解释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则相当勉强。因此，它在中国的使用须大打折扣。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即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较温和的通货膨胀，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则是超高速增长及相应的较高的通货膨涨，这似乎也证明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通胀的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