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

作者题记：本文是作者2007年11月先后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所做讲座的讲稿。讲稿大部分录自作者已经发表的论文，根据本文主题梳理连贯或重写，这里不再一一注明。感谢当时在座各位先生、同学的反馈。特别感谢人大农发院严瑞珍老师的详细评议。

摘要：本讲通过对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理论对错的系统梳理，说明中国农业过去的内卷以及今天的可能出路，提出从农业本身挖掘出路以及后工业化“小农经济”的设想。同时说明作者提倡的从经验实际出发来提炼理论概念――而不是从脱离实际的前提信念出发来推断理论――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过密型农业、集体化时期、改革时期、食物消费转型、历史性变迁、后工业化小农经济、美国模式、国家体制、经验与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会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推向最高效率的（供需）均衡。他们绝对不愚蠢、懒惰。要改造传统农业，关键在教育农民使用新技术，借此发展“人力资本”。农民一旦认识到可以运用新技术得利，便会推进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国家绝对不应干涉市场的运作，更不应该废除土地私有，替之以集体农业和计划经济。在舒尔茨的观点之中，中国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盘错误，导致了经济停滞。而改革时期的非集体化和市场化乃是其后发展的关键。剩下来的不足之处则在于未曾完全建立私有产权和全面市场化。今后中国农村的出路是他设想中的美国模式――以完全私有化、追求最高利润的企业化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制度。这套认识今天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的“主流”，其赞同者认为其首要条件在土地产权的完全私有化。

我今天的讨论想从舒尔茨的一个关键性的错误认识出发，逐步延伸到其他方面，把他的误识和他正确的认识区别开来，借此来讨论中国当前的农村经济问题以及可能出路。

（一）人口问题

首先，舒尔茨整套分析的出发点是他对市场机制的信念，认为它必定会“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推向最高效率的均衡”。因此，他特别强调，在市场化的传统农业中，不可能存在劳动力的过剩――因为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乃是一个稀缺资源，在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下，不可能会出现低效率的过剩现象。

作为经验证据，他引用了印度 1918-1919年发生的流行性感冒疫症，该流行病当时使印度农村劳动力减少约8%，农业生产水平因此显著下降。舒推论说，农业中若真有“零价值”的劳动力，生产应该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他认为这个经验证实了他的理论――即传统农业中没有所谓劳动力过剩。（Schultz 1964:第4章；中文见舒尔茨1999）

但是，这样的推理明显不符实际。首先，他假定所有农户受到同等比例的影响，而实际不会如此，有的农户会全家病倒，有的不受影响。如果有8%的农户因疫症而全家不能耕作，农业生产水平肯定会下降，哪怕其他农户的绝大部分都有剩余劳动力。此外，农业劳动高度季节化，要看疫病影响是否在农忙季节，而后者即使显示全就业，并不表示在农忙季节之外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亦可称作就业不足或隐性失业）。舒没有考虑这些经验细节，因为他主要是个理论家，关心的是纯理论问题，而不看重理论与经验实际的紧密连接。

对他本人来讲，真正关键的不是他的经验论证，因为他对印度所知十分有限，正如他对中国实际所知一样。他真正关心的是理论，而真正支撑他的观点的乃是他关于市场经济的一套理论。在他的论证中，一个关键概念是他所拟造的“零价值”劳动力稻草人，他争论说世界上不会有为零报酬而投入劳动的农民，因此，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劳动力过剩。但实际上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并不等于零价值的劳动。如此来论证没有劳动力过剩，只是一种辩论游戏，对了解实际问题没有帮助。

1．明清以来

历史事实是，中国明清以来因为各主要河流流域的核心地区人口已经基本饱和，人口的持续增加要么导致了向边缘地区的移民，要么是核心地区在按日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到19、20世纪，华北平原符合舒尔茨逻辑的只有该地使用雇佣劳动力的经营式农场，他们因为可以根据需要而适当调整劳动力，达到了劳动力和土地在现存技术条件下的最佳配置，平均是25亩地一个劳动力。但这样的高劳动效率农场只占该地总耕地面积的10%，其余的耕地是由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的家庭农场种植的，而他们的劳均耕地面积只达到10亩。他们一般比经营式农场每亩投入更多的劳动天数，得到的是不成比例的稍高的亩产。按照每劳动日报酬计算，要比经营式农场差得多。

在那样的情况下，家庭农场相当普遍地从粮食生产转向部分的棉花-纱-布生产。后者每亩地需要12到18倍于粮食种植的劳动投入，来换取远远不到那样倍数的收入（棉花需要约20天种植、161天纺纱织布，相对于粮食的约10天/亩。江南地区亩产30斤皮棉，可以织23匹布，每匹纺纱4天，织布一天，弹花及上浆等2天，共7天。）（黄宗智2000b：84）。在江南，也有不少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到蚕桑种植，以9倍的劳动力投入换取3、4倍的净收入。很明显，无论是花-纱-布还是蚕桑-缫丝生产的每劳动日所得，都和粮食种植相去甚远。这就是我之所谓 “内卷”或“过密”型生产。因为这样的生产也是两地（尤其是江南）农村商品化的主要动力，我也称之为 “内卷型商品化（或市场化）”。

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是家庭农场的特殊组织性，与舒尔茨心目中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不同。家庭成员的劳动力是给定的。同时，一个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这样，在人口压力下，也就是说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农场会为生存需要而在土地上继续投入劳力，逻辑上直到其边际报酬下降到近乎零，而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则只是一个生产单位，它会在边际报酬降到低于市场工资时，停止再雇用劳动力。这个道理是前苏联的恰亚诺夫在俄国农业经济的大量经验证据上提炼出来的（恰亚诺夫1996：第3章）。正是因为这样的组织性逻辑的不同，华北、江南的小家庭农场，所得到的单位面积产量是高于经营式农场的，但按照每工作日计算，其劳动生产率则要低于经营式农场。这就是我所谓“内卷”的基本含义。

这种内卷趋势在民国时期持续了下去，在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的趋势下，包括外来资本（尤其是日本在山东）所建立的纱、布工厂，棉花经济进一步扩充，而花-纱-布的分离（原来是由同一家庭农场种花、纺纱、织布，现在则由工厂产纱，再由农村手工织布），大规模提高了农村的商品率（可能达到40倍），但过密化逻辑基本一致，农村劳力普遍种植少于自己劳动力在理想条件下所能耕种的面积。“内卷化”仍旧。

我为什么要强调“内卷”或“过密”？因为人口众多、就业不足的问题正是中国最最基本的“国情”之一，也是中国历史的基本动力之一。正因为劳动力相对过剩、土地资源相对劳动力的需求十分短缺，在历代王朝中造成了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和农民起义。

说到农民运动，分配不均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里应该进一步说明人口过剩与分配不均间的相互关系。很明显，在前现代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土地分配要比在中国长期的地主制度下更加不平均，封建领主和普通小农之间的身份和收入要比中国的地主和小农之间更加悬殊。因此，如果完全从分配不均程度来考虑，似乎欧洲更应该引起频繁的农民造反运动。但历史事实正好相反。其中的关键原因是人口压力迫使更多人生活于糊口边际，而一个在水深没颈的人，对分配不均感受会比一个处于小康状况的人更加迫切。这样，就更可能导致更强烈的造反动机。

我们也可以就近从中国江南和华北的不同来说明这个问题。江南地主占地比例要比华北高得多，达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相对于华北的15%。也就是所，江南的贫富不均状态要比华北严重。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共产党农村革命运动在江南应该比在华北更具号召力。但历史事实正好相反。共产党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比例是出于其在华北平原获得的广泛的民众支持，而在江南则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民众支持（Chang Liu 2007）。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江南土地肥沃、作物生长期较长，运输和商业比华北发达，也因此总的来讲要比华北更近乎小康生活水平。这是江南农村人民之所以更不容易接受共产党革命的基本原因。而华北则土地贫瘠、人口压力（相对播种面积和产出）严重，而且天灾频繁，因此更容易接受共产党的革命运动。说到底，其中道理是人口压力会扩大、加重贫穷问题。

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明显是由大规模社会危机所推动的；它之要求均分土地正反映了人口过剩和分配不均的事实。其后的国民党时期，天灾人祸频繁，造成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死亡，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基本动因，而革命政权下推行的土地改革同样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其后，通过集体化为农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它们反映了农村人民的基本要求。我们不能像舒尔茨那样一笔抹杀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和起源。我们更不能把国民党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实际想象为19、20世纪初的美国农村。

2． 集体化时期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集体化也并没有能够成功地改造中国农村经济。在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农村实现了舒尔茨强调的现代工业科技因素的投入（主要是机械化、化肥与科学选育良种），但它在中国并没有像在许多其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那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农村生活水平仍然徘徊于糊口水平。

根据舒尔茨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废除土地私有并过分控制生产和价格，因此没有允许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作用。（Schultz 1964: 第8章）他这个观点有它一定的正确之处――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继续讨论。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他再次完全忽视了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可以用日本和中国的农村发展历史的不同来说明。在日本，现代技术的投入是在农村人口基本没有增加的历史情况之下实现的。当时因为城市工业蓬勃发展，吸收了相当部分农村人口，因此，农村人口基本稳定，农村劳动力得以吸收现代投入所赋予的产出上的提高，也因此能够实现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显著提高，也就是我们意义中的现代型发展。

但是，在中国，在这些投入实现的同时，农业从业人员（“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增加了将近70%（从1952年的1.73亿到1980年的2.91亿，《中国统计年鉴》2004：120）。加上集体化下妇女劳动力的动员以及每年劳动日数的增加，大规模的劳动力增加决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依赖原来劳动量的约四倍的投入，伴随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已经是相当高的总产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产出提高了约三倍。这是可观的成绩，但是，每劳动日的报酬不仅没有提高，实际上是降低了（Perkins and Yusuf 1984；黄宗智2000b：441）。复种指数大规模上升，农业生产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结果是内卷化的持续。

今天回顾，集体化时期的农村政策肯定有其失误之处。对农业经济控制过严，统死、卡死，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肯定是一个因素。相对后来联产承包制下的家庭化管理制度，集体生产显然在劳动力使用上是低效率的：上世纪80年代，从集体农业释放出1亿劳动力就业于乡村工业，而农业生产水平非但没有下降，而且持续上升，便是最清楚的例证。这是舒尔茨理论所看到的、突出的问题。但是，舒尔茨没有看到人口问题。当时农村政策的关键性失误是没有正视人口问题并采取适当措施，以致后来迫不得已地必须采取比较极端的生育控制。正因为如此，现代技术投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绝大部分被人口压力所蚕食掉。

3． 改革时期

改革的最初几年之中，即1980年代上半期，中国农业出现了相当显著的发展，达到每年5-6%的幅度。舒尔茨等人把那个发展完全归功于去集体化。（黄宗智2000b：250-251）他们的“论证”其实再次主要是出于其基本信条的推理：中国脱离了他们极力反对的计划经济体系，采用了市场经济，解散了集体农业，采用了个别家庭自主的组织体制，当然只可能导致农业发展。（至于其发展不足，他们同样根据从市场经济理念出发的推理，认为只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采用美国模式。这一点下面还要讨论。）但事实是，把农业劳动力从集体组织中释放出来固然是个重要因素，但80年代初期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调整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