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光：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古典式英国道路及其新发展

摘 要：如何改造小农经济是各国社会转型期共同面对的实践难题。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行国，自耕农的消亡是受到多种综合因素作用下的经济淘汰和转化过程，资本家囤购土地、国家干预、对外战争、大工业冲击、人口结构和农业结构变化等因素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圈地运动”的本质是把分散经营的零星地块合并起来，使公有土地分为彼此完全独立的资本密集型大地产，形成了以资本主义雇佣制农场为主要特征的“古典式英国道路”。当代英国农业是自营农场占主导地位，资本化、企业化经营促使大农场排挤小农场的趋势更加明显，同时国家对农业保护和支持力度也不断增强。这说明，农业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与国家保护农业政策是并行不悖的。

关键词：农业资本主义；古典式英国道路；小农制；现代农业；雇佣型农场；自营型农场

马克思和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占领农村这一重大历史变革过程时，把三种不同的农业资本主义演进形式分别称之为“英国式道路”、“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由大土地所有者、租佃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构成的古典式英国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的普世价值不断提出质疑，进而否定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性和普适性。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也曾有人提出：“用不着有丝毫怀疑，农业的每一部门在中小生产内就如同在大生产内一样可以同样合理地经营，而且甚至和工业的发展相反，农业中集约耕作就使小经营较大经营有极大的优越性。……在农业的发展中并没有走向大生产的倾向，恰恰相反，在农业发展的范围以内，大生产并不常是较高的生产形式。”[1]他们由此认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理论“对于工业的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但对于农业的发展就不然”。[2]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经济史学界展开了两次国际性的学术大讨论，被称之为“布伦纳辩论”。[3]我国不少学者也认为：“英国式道路是以圈地为主要形式，以暴力手段剥夺农民为主要特征。它不顾以往的成规而牺牲自耕农的利益，甚至超越自由农民的土地占有制而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势必伴随着大批农民被排挤、被驱逐的暴力史和农民日益走向贫困化的血泪史。”[4]其实，这种认识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述，也不符合当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事实。本文试图重新认识和把握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英国式道路”的实质内涵及其新的变化，以期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所借鉴和启示。

一、近代英国农业革命与小自耕农的消亡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但是小农户仍然遍布全国，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较大的封建领地。直到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还有4/5的英国人是务农的，并且自耕农即独立的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5]但是，“自从 1688年的‘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到十九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却了。更不必谈最近的时期：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去3511770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难道农村居民为此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吗？”[6]可见，“英国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结果使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地。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没有创造出如此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7]这样就很容易给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马克思把英国自耕农的“灾难性减少”简单地归因于掠夺性质的议会式“圈地运动”，即“把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革命过程中单方面废除土地关系的封建形式决定的”。[8]其实不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都是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但从根本意义上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9]换言之，自耕农的消亡是一个受到多种综合因素作用下的经济淘汰和自然转化过程，除了圈地运动之外，囤购土地、国家立法、对外战争、大工业的冲击、人口结构以及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等因素也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年起怨声不断，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10]这一奇妙的现象足以说明“与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民稀薄化相适应的，不仅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尽管这两个逆向加速的历史进程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事实上，英国“圈地运动”的实质是重新分配敞田和瓜分公有地的过程，其结果是“把分散的地块合并起来，并把共有的田地分为彼此完全独立的密集地产”。[11]这一过程在英国持续了长达三四百年（也有的说法是六七百年），以1709年为界，可将其划分为“私人圈地运动”和“议会圈地运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十五世纪末，在十六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150年而毫无效果。”[12]就其影响而言，它主要局限于私人圈地，规模小、数量少、范围窄，基本上没有突破英格兰中部和东部各郡。比如，在1455年至1607年间，英格兰被圈占的土地大约在50万英亩左右，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3%。在16世纪，英国人口约有300～350万人，因圈地而失去土地的最多不超过7万人，一般农户拥有30英亩土地是很平常的事；到了17世纪中叶，占英国人口1/6的自耕农拥有全部土地的25～33%，一般农户拥有40英亩以上土地仍占相当大的比例。[13]但在第二个阶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办法。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这种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十八世纪叫做资本租地农场或商人租地农场的大租地农场增长，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Clearing of 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这是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现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14]因此在1709～1793年间，英国土地集中的规模、速度和农民人数减少的幅度都大大加快了，自耕农所占全国土地面积的比例下降至15%左右。[15]据1873年的英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大约有4/5的土地集中在不足7000人的大贵族地主手中。[16]这样，英国的自耕小农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到了“黑铁时代”。这一时期，英国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幅下降，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大幅减少。在工业革命前的1520年，英国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5%，到1801年下降为35%，到1841年下降为23%，到1890年下降为10.2%，到1900年下降为8.4%。1851年，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工人数为1460986 人，1871年减少到980178人，1891年减少到780707人，1911年减少到656377人，60年间减少了一半以上。[17]这说明了，“决定英国小农经济在英国革命后的100年中消亡得如此迅速的许多原因中，这次革命的土地立法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使小农所有制置诸法律之外。”[18]但是，“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19]“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20]“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21]

特别是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在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双重作用下，英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和转移，面对如此众多的“失地农民”和“在母国被当成多余而有害的人”，单纯依靠“惩罚、济民、移民”这些国家强制干预措施是无济于事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革命之外的“纯经济因素”。比如，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英国农业还在广泛使用畜力和古老的农具。从19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英国开始制造出了一批新型的农牧业生产机械如收割机、扎束机、排水泵、便携式脱粒机和多垄犁等，但这些农用机械大多用于出口而没有在国内大范围推广。因此，在大规模的“圈地运动”结束后，“农业革命把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劳动型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业生产。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人不足！’”[22]在比较富裕的公共牧场，未圈围地区每1000英亩土地需要470个劳力，被圈围地区需要1500个劳工；未圈围地区公地和荒地每1000英亩需要190个劳力，被圈围地区需要1800个劳工。[23]此外，圈围公有地的围篱、挖沟、森林、荒野和沼泽地的垦复等也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同时，从工场手工业、家庭手工劳动过渡到工厂生产，从轻工业过渡到重工业，从工作机过渡到发动机，最终形成一个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现代工业体系，英国尚存在一个劳动密集度高和社会流动性强的“中间就业部门”，“成为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24]马克思指出：“根据1861年的官方调查数据，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这种生产的人就有1024267人，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吸收的人数1098261人相等。我们现在才开始明白，机器生产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产品和‘游离’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工人究竟到哪里去了。”[25]可见，“如果机器占领了某一劳动对象在取得最终形式前所必须经过的初级阶段或中间阶段，那末，在这种机器制品还要进入的那些仍保持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部门中，对劳动的需求就随着劳动材料的增加而增加。”[26]但在工业革命完成后，被机器工业排挤出来的大批农村劳动力就只能向城市转移了。比如，在工业革命前的1520年，英国城市人口为12.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5.25%。而到1801年，英国城市人口增加至238万人，城市化水平已经上升到27.5%。而到1851年，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51%）居住在城市，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27]总之，英国农村劳动力真正的大批转移实际是社会总劳动在农业、工业和城市之间重新分配和重新配置的过程，这是正确认识英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关系时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当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

进入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就是过去由大地产、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所组成的租佃制农场开始走向衰落，自营农场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经营形式。比如，在1920～1960年的40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40%的耕地从贵族地主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自营农场在英国农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1914年的11.3%和1919年的11.7%提高到1983年的70.4%，在农场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由1914年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