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交易费用是制度进化的衡量标准吗？」正文
内容提要：把交易费用的减少作为制度进化的衡量标准，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随着分工的扩展和深化，在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人们之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紧密，由此增加了主体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交易费用必然上升。因此，市场化不仅不能减少交易费用，反而会增大交易费用。制度选择的依据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是生产费用的节约。分工和专业化是交易费用增加的根源，社会越来越复杂，交易费用也就越来越大。交易费用是人类社会合作和进化的成本。制度的功能是让必要的交易费用合法化，让暧昧的交易费用规范化，让隐性的交易费用透明化，以使制度去适应日趋复杂化的组织以及日益增大的交易费用。真正降低交易费用的并不是“制度”，而是“技术”，制度的真正功能只是去适应变化了的交易费用，而不是去改变交易费用的构成和数量。
关键词：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制度；分工；专业化
交易费用之所以能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界，就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相信，交易成本影响制度的选择与设计”。（玛斯顿，2002）然而在我看来，把交易费用作为制度进化的衡量标准，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追问和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由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对于交易费用的内涵，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阿罗、威廉姆森、张五常等都作过界定，概括起来大致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
（1）与“市场”行为有关的费用，这是狭义的概念。比如，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 一文中，在区分了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之后，将交易费用解释为“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与此对应，科斯认为企业组织作为市场的替代同样存在内部“管理费用”）。诺思也把社会活动分成执行交易功能和物质转形功能这两种形式，将交易费用看作是为实现来自社会分工、专业化的收益而投入到执行交易功能的资源损耗：“交易成本是规定和实施构成交易基础的契约的成本”。（诺思，1994a）狭义的交易费用概念，颇近似于马克思定义的流通费用。
（2）与“组织”行为有关的费用，这是广义的概念。比如，阿罗在1969年将交易费用定义为 “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作为阿罗学生的威廉姆森继承了老师的衣钵，他认为交易费用就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威廉姆森，2002）。张五常则将交易费用界定为：“所有那些在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成本，在这种经济中，既没有产权，也没有交易，亦没有任何种类的经济组织”，因此，“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张五常，2000）按广义的定义，即便没有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比如计划经济），也会存在交易费用。
虽然关于交易费用的定义存在以上分歧，但按制度经济学的一般解释，可以把交易费用理解为搜寻信息、谈判、签约所发生的费用――也就是“人与人打交道的费用”。显然，交易费用是经济学中“成本”（耗费）概念的引申，只不过交易费用并不是单纯的物的“成本耗费”，而是人与人打交道（经济关系）的“成本耗费”，它通常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等。从交易费用这个范畴出发，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比如科斯、威廉姆森都得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组织的选择标准、制度变迁的方向就是交易费用的节约。张五常在《经济解释》卷二第三章第七节中说得更直白：“我曾说过,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少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张五常，2001）
自20世纪9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兴盛以来，不少经济学者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弟子，无比虔诚地接受了以下信条：交易费用的高低是制度进化的衡量标准。比如，我国经济学界不少人认为：“制度节省的是交易费用”（李凤圣，2005）；“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市场化定义，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理解成一种由中央集权经济而导致市场交易费用奇高的经济形态。因此，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本质就是通过种种制度性变革和创新来逐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达到一种市场机制可以顺利运转”，“中国经济市场化最本质的地方依然在于：通过种种制度创新大力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经济市场化就是不断降低经济中交易费用的过程，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是经济市场化的本质”（梁坚，龙志和，2004）；“在交易费用比较上我们可以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于其替代机制而言运行成本过高”（何立胜，石磊，1994），等等。
总之，中国经济学界的不少学者坚信，既然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意味着制度进化，那么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费用”比计划经济的“交易费用”低――这是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市场化取向的依据所在。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二、市场经济并未节省交易费用
现代经济学喜欢讲故事，用案例来阐明理论已经成为文本表达的主流范式。尽管我对用案例或故事来展开思想的时尚八股颇不以为然，但为了便于沟通，我不妨也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150医院院长高春芳经过数月调查，在占有和分析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出示了一份药价上涨‘路线图’，比如一瓶200毫升的氟康唑注射液出厂价仅有4元，在卫生系统招标中涨到25元，到了病人手中竟卖到76元，涨幅高达19倍。”（尹卫国，2005）
我的问题是，如果回扣、提成、广告、宣传、促销是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的“交易费用”的话，那么说“市场经济节约了交易费用”岂不是有点自欺欺人？众所周知，交易费用不菲甚至不断上升的事例并非仅限于医药个别行业，它普遍存在于市场经济下的各行各业之中。
人们或许会说：这都是“权贵资本主义”惹的祸，在“好的市场经济国家”，交易费用哪有这么高。然而遗憾的是，诺思和Ｗallis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经济中，交易费用从187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25%，上升到了1970年的45%。在另一篇文献中诺思估计，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交易费用大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①
有趣的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张五常也不得不承认：“在非政治化的农业国家，交易成本占收入的比重当然较小，但在现代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富国，其交易成本总和少于国民收入的一半。”（张五常，2001）1998年7月1日，张五常在美国西部经济协会举行的会议上的会长演说词中坦承：“在当今世界上，是找不到一个富有的国家，它的交易费用总额会少于国民收入的一半的。”（张五常，1999）
人们或许会说：“与产出的增长相比，交易费用相对减少了”。的确，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有当产出的增长速度快于交易费用的增长速度，制度的变迁才是有意义的。但是其一，交易费用的绝对量的大大增加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二，至于其相对量究竟应当怎样计算，也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迄今尚无定论。
在农业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经济之中，经济活动的自给自足决定了人们并不需要什么交易费用――这并不是说自然经济有多么优越（低交易费用与低产出同时并存），而是说经济的“自足性”不需要过高的交易费用来支撑。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分散决策，分散决策刺激了多元主体的活力，但也必然增大主体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从而增大交易费用。与自然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确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却增加了人与人打交道的费用，必然耗费更多的交易费用。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表明：分工的深化必然提高效率。但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分工的深化也必然增大交易费用。随着分工的扩展和深化，在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人们之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紧密，交易费用必然增加。因此，市场化不仅不能减少交易费用，反而会增大交易费用――而这正是市场经济展开的题中之义。
既然市场经济下的交易费用比自然经济更高，那么市场经济的效率又从何而来呢？严格的说，市场经济节省的并不是“交易费用”，而是“生产费用”。无庸讳言，市场经济比自然经济有更高的效率，但这个效率是节约生产费用的效率，而不是节约交易费用的效率。在交易费用增大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之所以比自然经济更有效率，是因为生产费用减少的速度快于交易费用增加的速度。辨证地看，交易费用的增大既是一种“耗费”，也是一种“收益”――这种收益不仅体现为交易主体的收入的增加，也体现为生产费用的减少。因此，制度选择的依据并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是生产费用的节约。换言之，要减少生产费用就必然增加交易费用。
我们不应当仅仅从交易费用的层面去关注效率。事实上，人类社会经济组织（如企业）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是生产，而不是交易。生产先于交易。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马克思恩格斯，1972）许多人之所以把提高效率等同于降低交易费用，无视效率与生产费用之间的关系，就在于他们只看到了经济组织的“交易性”，而忽略了经济组织的“生产性”。在这个问题上，黄少安的看法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他说：科斯把企业仅仅看作“交易组织”，说明他对企业性质的把握存在片面性，企业“既是交易组织，也是生产组织”，“既然生产是企业性质的一个方面，企业的产生就不能仅从交易成本方面去解释”，“生产是企业更基本的性质和功能。把企业视为生产组织，更能解释人类生产组织的历史演变，更能对企业的产生作出合理的说明。”（黄少安，1996）此言一语中的：解释企业的起源应当基于生产的逻辑，而不是交易的逻辑。同样，在我看来，解释效率的来源也应当基于生产的逻辑，而不仅仅是交易的逻辑。
三、交易费用是人类合作的成本
分工和专业化是交易费用增加的根源，社会越来越复杂，交易费用也就越来越大。因为交易费用是“复杂性”的润滑剂，社会结构越复杂，所需要添加的润滑剂就越多。要想减少交易费用，恐怕只有重新回归“老死不相往来”的“简单社会”，即社会演进的方向指向自然经济（消灭分工）。可见，交易费用是人类合作的成本，是社会进化的成本（我认为，这就是交易费用的本质）。那种期望交易费用越来越低的愿望固然良好，但几近空想。
张五常用“走后门”、“排队轮购”、“论资排辈”等现象，来论证计划经济的交易费用“存在而且很高”，他说：“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一些启发：在没有市场交易的情况下，与生产无关但可以视为交易费用的费用可以很高。走后门、论资排辈、排队轮购等是交易费用”。（张五常，2003a）其实，“走后门”等现象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的交易费用“很高”，它只是表明：计划经济这种交易费用很低的制度安排“管”不住（不适宜）社会越来越复杂的需求（欲望）。于是，越来越复杂的需求必然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而顽强地表现出来，从而使得“非正式”的交易费用增大（非法的农贸市场和黑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后来的市场化改革，不过是将这种非正式的交易费用合法化和制度化了而已。张五常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农业经济的交易费用比率低，是因为与工业相比，农业对专业生产、分工合作的需求不大。”（张五常，2003b）
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要复杂得多。导致社会结构趋于复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需求越来越趋于复杂（提升）。人类需求越单一，社会结构就越简单，交易费用也就越低；交易费用越低的社会，生产费用就越高。可见，市场经济的优势并不在于它能“减少交易费用”，而是在于它能“减少生产费用”，极而言之，在于它能满足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多彩的需求。
制度是组织运行的游戏规则，与其说制度的功能是降低交易费用，不如说制度的功能是让必要的交易费用合法化，让暧昧的交易费用规范化，让隐性的交易费用透明化，以使制度去适应日趋复杂化的组织以及日益增大的交易费用。由此可见，交易费用的增加是制度“完善”的必要代价。从这个意义来看，与其说交易费用的减少是制度进化的标志，不如说交易费用的增加才是制度进化的标志。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文明的进步不论“节约”了多少人力，积累了多少财富，人与人打交道的费用却是越来越高了（比如，与古代社会的习俗调整相比，现代社会复杂的法律条文和庞大的律师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