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中国的“边缘革命”

如何总结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并展望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外学人提出了不少理论、假说或分析模型。他们共同致力于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破解中国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真正秘密，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罗纳德・科斯教授的回答是：“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最深刻的洞见。

从张五常的“县际竞争”到科斯的“边缘革命”

按张五常自己的说法，他于1982年去香港担任教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让他占据了“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这个决定是在他的老师科斯教授的鼓励下做出的。自张五常于1982年发表他石破天惊的论文――《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之后，没有哪个世界级的经济学家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就近持续观察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

在科斯看来，张五常把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视为“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科斯要说的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来自有目的的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科斯回忆，在1982年，当张五常对“中国是否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时，几乎每个人都表示完全怀疑，即便张五常也对自己的结论表现出审慎的态度，认为“这个转型是个缓慢的过程”，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之快，远远超乎经济学家们的想象，以致张五常在1986年就不得不对他的观点做出调整，承认“低估了转型的速度”。

那么，中国急剧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速增长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长期受制于僵化的意识形态的人们，能够在一夜之间完成向市场经济（在科斯和张五常的汉译著作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的转变？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张五常认为，经过30年的就近观察，他找到了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秘密，这就是他说的“县际竞争”说。张五常坦承，他是在1997年“才惊觉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前例”。他为此提出“承包合约扩张”的概念来解释县际竞争，认为各自负有承包责任的地区成为相互竞争的主体，首当其冲者当属县级政权。按张五常的解释，最大的经济权力不在省市和村镇，甚至不在中央，而是在县里，因为县有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户与户之间的竞争，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竞争，均赶不上以县为核心的地区之间的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而土地的有效使用是决定其他要素合理配置的基础。

张五常在前后间隔差不多有近30年时间，分别从市场经济和县际竞争这两个不同角度出发，来认识它们各自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确从根本上抓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然是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的结果。张五常由此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因为它有了市场和政府两个轮子，它们共同推动中国经济进入飞速发展的轨道。

科斯和王宁在《变革中国》一书中认为，张五常分析框架的弱点在于：“它将社会看作同质的实体，将制度变迁看作一个单独的事件，在这个框架中，制度变迁仅仅是一个更优越的制度一举替代另一个较差的制度。20年之后，这种思维依旧是社会科学文献中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理论框架里，制度变迁中既没有过程，也不需要时间。”

这个批评可谓击中要害。制度经济学最注重的是对制度变迁的分析，离开了制度演变的时间、过程和具体构成要素，最后只是以结果为结论，一定似是而非。

科斯和王宁关注中国的“边缘力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先锋作用，首先是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突破。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的初始目标是拯救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一开始并没有一整套关于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方案，后来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他们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作者是要表达出这样的看法：中国改革的许多程式化描述实际上并不真实，至少是忽略或掩盖了那些“边缘力量”在改革进程中的突破性作用。

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被科斯和王宁视为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四个最重要的“边缘力量”，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的“边缘革命”。

农村土地承包制最初起源于安徽小岗村。这个完全是由饥饿的农民偷偷摸摸搞起来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经过谨慎的探索，再到大规模的推广，最后终结了人民公社体制。乡镇企业是在国有工业体系的缝隙中，由农民在缺乏任何国家支持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个体户则是由城市底层的边缘人群所组成，从小买卖开始，逐步壮大为城市私营经济。经济特区是在沿海城市已经形成民间对外开放的形势下，由政府顺势而成。

科斯和王宁总结道：“我们对边缘革命的强调表明，80年代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主要是由非国营经济引导的，而国家引导的改革并没有成功拯救失去活力的国营经济。”这个结论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有些人视为中国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国家权力，其实并没有在中国市场化转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家主导的改革或通过其有形之手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实际上是在边缘革命所开拓出来的基础上形成的。

比较张五常和科斯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在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差距所在。张五常把制度变迁的过程抽象掉了，把时间凝固了，把变迁中的一系列事件和要素都化约了，进而把中国市场化转型的结果，而且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看作是这个制度演变的最终成果。而科斯和他的合作者王宁，则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恢复那些被长期忽略的边缘力量的应有历史地位。

政府主导的改革和民间自发的改革

中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曾被定位于一场革命。这是从执政党传统的革命史观上来理解的，以标志改革所具有的合法性和伟大意义，同时也表明执政党试图主导这场改革。在既有的改革叙事中，中国改革从酝酿、起步到各个领域的深入和展开，均被视为是执政党英明决策的结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问题在于，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呢？在1980年代初期，除了张五常少数几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中国会走上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之路。当时最大胆的设想也仅限于对东欧经济学的介绍和引用，在兰格、布鲁斯、科尔内的著作中寻求改革的思想资源，把南斯拉夫或匈牙利的改革模式当作中国改革的现成样本。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的改革完全突破了东欧的经济学框架和制度框架。一个原本预计50年或100年才能完成的市场化进程，在中国只用了30年。由此带来的疑问是：政府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够引导这样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转型？

科斯和王宁试图证明，中国边缘力量的边缘革命，而不是政府主导的改革，完成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看法：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存在着一个二元体制，“除了由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当时中国还存在另一条独立的改革渠道。第二种形式的改革是同时由几种草根运动推动的。”最初，来自底层的改革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反，却受到了政府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多重限制。农村土地承包制、乡镇企业和城市个体户均是在传统政治管制和国营经济的夹缝中艰难成长起来的，而经济特区在其初始阶段也面临着随时被关闭的危险。也就是说，“边缘革命”是在政府掌控之外爆发的。

中国改革的二元结构这个事实被长期掩盖了。大部分中国学者认为，改革在初期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他们完全忽略了民间改革，没有认识到第二种改革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虽然官方后来充分肯定农村土地承包制和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意义，然而，在科斯和王宁看来，“官方的描述没有指明中国经济改革中两类不同根源的改革模式”，反而极力把政府主导的改革和民间改革糅二为一，编织成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宏大叙事。

政府主导的改革从文革结束之后即开始启动。当时的主要措施是：在农村领域，承诺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格，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增加粮食进口，提高农民粮食消费的数量，鼓励副业的发展，包括社队企业的发展；在工业领域，要求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加速对轻工业的投资，减少在生产领域的资本投入，增加住房和其他非生产领域的政府开支，包括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有企业的经营方面，推出“放权让利”政策，赋予地方政府和各类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提高它们的积极性。所有这些改革措施，在科斯和王宁看来，虽然有一定的效果，却没有将国企从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更不用说对现有体制产生革命性影响。

与政府主导的小心翼翼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由民间边缘力量所推动的改革首先在农村领域促成了巨大变化，土地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建立了初步的农村工业化，农民身份开始转换，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城市个体经济由小到大，促进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停滞的国营经济树立了榜样。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开放，则在更大的范围内引发了中国经济管理模式的创新，从引进资金、人才、观念到引进机制，全面推动了改革开放。

显然，边缘力量所推动的改革，对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起到了根本性的影响，带来的是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

中国民间主导的改革，是一个不断地从边缘成为主流的过程，是政府主导的改革的源泉。随着草根的创新性力量日渐显著，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派日渐看到了改革的路径和方向。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明边缘力量终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脊梁。来自上层的改革被融入到底层改革所开创的经济活力之中，两种性质不同的改革最终汇合成一个巨大的合力，共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新的“边缘革命”和中国社会转型

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安排，原来由边缘力量推动的民间改革，转化为体制内的改革运动。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乡镇企业和各种合资企业所组成的民营经济，在规模上已占据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市场经济的趋势不可逆转。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边缘革命”被体制完全消融之后，是不是意味着改革的动力就开始衰竭了？

按科斯和王宁判断，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由民间和地方力量推动的改革仍然存在。他们没有论述到的是，从1990年代以来，边缘力量的改革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越来越小，主导1980年代改革的四大边缘力量基本被体制消化，而能够促进改革的新的边缘力量尚未在市场化体制中找到位置。与1980年代改革不同的是，1990年代的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为起点，执政党全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全面落实1980年代民间改革的基本诉求。可以说，1990年代的改革既是1980年代改革的继续，也是对它的终结。

1990年代以来由政府主导的改革至少取得两个重大进展：一是确立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二是参加世贸组织。这两个重大成果，是1980年代边缘革命合乎逻辑的产物。没有1980年代私营经济的巨大活力和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决不可能有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突破和对外开放的态势。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是由1980年代的边缘力量创造的，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民营经济――它们虽然也取得了巨大增长――而是执政党和国有经济体系。后者在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中尽享改革带来的好处，依靠市场经济创造的绩效和巨大财力，得以避免正当性危机的蔓延和国企效率低下的种种困境，进一步巩固了在现有经济制度中的支配地位。

科斯和王宁在他们的书中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的故事”，即“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近20年中已被经济繁荣的表象掩盖。私营经济在发展，国营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国退民进趋势被终止，国进民退又卷土重来。市场准入遭遇多重限制，重要资源均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营企业举步维艰，再次被边缘化。

1990年代以来改革迟缓的原因何在？很显然，政府主导的改革难以真正实施以自身为对象的改革，同时，来自边缘力量的创新不能进一步得到体制的支持，不能转化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状况随着国家权力和财力的日益强大，更加难以改变。在改革名义下发生的国进民退，极大地限制了民间改革力量的生长。1980年代中国的边缘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所面对的是几近破产的国有经济，边缘力量的生长在体制外拥有足够多的缝隙和空间；而到了1990年代，尤其是最近10年，国有经济的繁荣和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