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税收的正义观

[01.17]研讨会纪要：2016-05-14 

梁治平：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非常重要――《税收的正义观》，仅从题目上看是经济学和法学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当然税收本身又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跨学科的主题，也是中国转型时期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或者也是民众意识中不断在增加的一个部分。我们现在就进入主报告，有请炜光。

李炜光：

我选择《税收的正义观》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对此很有兴趣若干年了。这次的报告实际上是一个探讨，我更看重的是跟各位老师一起讨论问题。同时，这也是我汇报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罗尔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正义论》第一章第一节）：“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样。”我们认为“正义”是伦理、道德问题，是善和恶，但罗尔斯说它是制度。在此之前的斯密、霍布斯、休谟都认为正义首先是制度问题。这是从罗尔斯那里来的。当然，在罗尔斯之前还有很多的学者谈到，为此我还翻了半天的书，很有体会的一句话，放在这里作为提示。第二句话是罗伯特•所罗门谈哲学的《大问题》，但是他谈到了税收：“纳税申报单上的每一行都是正义理论的缩影，它们体现了哪些是人们应得的东西，哪些活动被认为具有特殊价值。”这句话对我启发也非常大，因为我一开始认为它首先就是一个伦理问题。我是为了恶补哲学，然后去看所罗门这本书，发现他居然谈到了税收，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纳税申报单的每一行都是正义理论的缩影”，这对我们搞税收的人来说，是非常开窍的一句话。第三个就是布坎南在《规则的理由》中说的：“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回归对税收秩序的伦理学研究，这或许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它是正义问题，既然是正义问题，它就是双重的：一，它是制度问题，再一个它也是伦理问题，所以你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去研究。而且布坎南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是最早的，我们税收学作为一个学科似乎缺少一块东西――伦理问题，而布坎南说伦理问题是“第一要务”。由此看来，不仅中国的税收学，而且连西方的税收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怎么跑到伦理上面来？还是受启发于一个美国大片《后天》，它在大陆上映非常及时，2004年就上映了，它已经是过时的大片了，大家已经快把它遗忘了，但是其中有一个细节，我却记忆犹新，我对税收正义问题的思考都是从这个片子开始的，所以我这个讲座也从这儿开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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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讲述的是在未来的某一年整个美国或者地球由于温室效应进入了第二次冰河纪，首先是气温急剧下降。那个片子我没看清楚，到底一天之内下降了多少度？反正在今年夏天我感触温差最大的一次是从大连―深圳，当时大连温度降到了--6℃，当天晚上我飞到了深圳，深圳第二天的气温是31℃，我在那儿呆了一个白天，晚上又飞回天津，天津当天晚上的温度是--9℃，所以温差已经是在30℃以上。但我没有什么感觉，可以接受。当时那个电影给我的感觉是气温急剧下降，人们来不及跑，很快就冻死了。其中有一群人跑进了纽约的一个图书馆，应该是曼哈顿公共图书馆（在现实生活中有这个图书馆），这一小群人进去以后想在那儿避寒，可是大部分人在房间里面也活不下去，他们在荒乱之中发现这个图书馆里有壁炉，他们就想把壁炉生起火来取暖，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燃料从那儿来？大家想：“后面就是书库，可以烧书呀”。大家非常高兴找到燃料了，但是烧什么书？烧尼采大家不同意，说：“灾难过去后，大家出去了读什么呀？不能烧尼采。”于是就发生了争议，突然有个小伙子抱着两本厚书说：“这儿有可烧的书。”人们问：“什么书？”小伙子说：“税法书”。当谈到烧税法书的时候，人们一致同意，没有人反对。虽然这个情节很快就过去了，但这个镜头我却记住了。一般人都没注意它，我记住了，可能跟我的专业有关系。为什么人们谈到烧税法书的时候没有人反对？难道是人们不需要税收吗？人们最讨厌税收的原因就是：我不需要税收，它在我的生活中可有可无，税收虽然必须要面对它，但是从情感上、从内心深处人们是排斥的，认为它可以没有。但是，事情好像不完全是这样，我们的财政学教材里面有一本教材是罗森写的，他写所有的内容之前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于《圣经》：公元前1030年，当时犹太人还没有国家，只是一个部落，他们要求他们的先知Samule“你能否像其他国家一样，给我们一个国王？”Samule说：“如果有国王会怎么样？在国王统治你们的时候，他会夺去你们的儿子，夺走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儿子为他当马车夫，女儿为他作厨娘，你们实际上就要受他奴役。”接下来他就谈到税收问题了：“他会夺走你们的土地、葡萄园和橄榄园，他会抢走你们十分之一的羊群；你们将沦为他的奴仆。那时，你们连哭都来不及！你们不是要国王吗？国王会给你们带来奴役，会征你们的重税。”但是这些犹太人并没有听从Samule的劝告，他们说：“不，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国王，只有一个国王来统治我们这块土地后，我们以色列才能强大起来，我们才能够去战斗。”接着罗森说：“这个出自《圣经》的插曲，说明了人们对政府所保有的一个古老而矛盾的心理。政府是必需的……。”这个问题我们用经济学已经非常熟悉的公共产品理论来解释，就是有一部分产品是私人部门生产不出来的，必须由政府提供，人们把一部分收入和财产交给政府，由政府来支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私人部门怎么发展也生产不出来这些公共产品。这是大家都熟悉的理论，但论思想来源，它是来自于《圣经》。也就是说，人们在情感上不喜欢税收，但是必须接受它，因为人们需要一个国王，国王在这个时候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化身，他是一个代名词，国王就是国家，就是税收，国王会提供给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人们要付出代价。在这个后面就产生了霍布斯的“税收交换说”等理论，它们都是从这儿来的。所以，罗森说：“政府全部开支的财源主要来自私人部门。正如塞缪尔生动解释的那样，税收会是一种沉重负担。”

接下来给人类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们怎样面对税收？你需要税收，但同时又讨厌税收，那么人们怎么对待税收问题？

第二，人们不能从税收中得到很多的好处。这是“美国联邦总支出（2011财政年度）”（见下图）。大家看，随便简单地加一加，跟民生有关的支出在72%以上，如果要是把跟它有关系的债务利息也算进去，将近78%，也就是说政府的运行费用只有1%，军事支出高一点，20%，两者加在一块才20%多一点。也就是说，人民从税收中得到的福利是有目共睹的，是可以拿数据证明的。但是，人们还是不喜欢税收。这是美国的情况，它还不是一个纯福利国家，它只能算一个准福利国家。如果是一个纯福利国家，军费可能还要低，福利支出还要高，这个我们可以找数据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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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们不喜欢税收是否因为没有很好的代表，没有人在议会上替“我”说话，因而在高层讨论有关税收问题时，我们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人们讨厌税收？也不是这样。我在这儿列了一个美国“年度联邦预算流程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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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最早制订预算是总统权利，总统下面设一个OMB（总统预算办公室）预算编制，然后总统把预算草案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来审议，整个过程非常复杂，整个周期在18个月以上，也就是在一年半之前就要编制当期的预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然后参众两院审议，审议完之后通过的预算交给总统，总统也可以表示异议，然后每个委员会把每个院发生的问题退回，参众两院重新审议，重审之后如果达到三分之二，总统的否决就失效了，议会就等于有这个决定权。但在仪式上，总统还要批示一下，但它有一个非常短的周期，是七天（还是十天？）。如果总统不批，就认为总统已经同意。实际上总统不同意也不行了。这就是一个权力的制约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美国的预算跟其他国家的预算不一样，其他国家有预算就可以了，美国还不放心，还要在预算的资源刀上还要锁上一道，那就是建立“预算拨款委员会”，参众两院各设12个拨款小组（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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