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家栋：对外贸易依存度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分析

「内容提要」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反映一国经济总体上与对外贸易联系程度的指标，人们对贸易利得的所有争论都或多或少地以该指标作为分析的依据。经济全球化普遍地提高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经济发展需要借助对外贸易，依赖对外贸易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对外贸易依存度/中国/外资/过度出口International TradeDependent Degree/China/Foreign Capital/Export Excess

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已达到11432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为70％左右。学者们在对这一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扩大的成绩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担忧。特别是一些学者认为，在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同时，贸易收益却非常有限，我们只是得到很少的贸易利益，我国现在的开放是以市场换取了经济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此我们要有客观的思考和深入的分析。

一、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经济学涵义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它表示在一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有多大比例是与对外贸易有关的。该指标的高低仅表示一国经济与外部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

一些学者从积极面评价该指标，主要强调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贸易与经济总量的高度相关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另外一些学者从消极面评价，强调由这种依存度引发的本国经济受到外国经济波动的冲击，使本国陷入封闭条件下可以避免的经济波动或下滑。其理论根据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表现为相互开放市场的国家之间形成了经济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将以乘数形式产生相互冲击，进而形成所谓国与国之间经济波动周期的传递。如果外国处于经济的上升期，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会扩大，从而有利于本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相反，如果外国进入经济增长的衰退期或不景气时期，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也会将本国经济带进衰退。对前一个结果，本国是乐观其成的；而对于后者，本国则希望尽可能避免。然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高低是一把双刃剑，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获得前者的同时避免后者，而只能是尽量使开放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因此，凯恩斯也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推论，即保护贸易政策是经济萧条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可以说，保护贸易政策总是伴随着一国经济受到衰退威胁，或已经处于衰退之中的政策[1].

从积极的方面看，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是加速一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发展经济学指出，经济落后的国家需要借助国际贸易或经济开放将自己的生产要素优势发挥出来，从而依靠国际贸易从国际市场上获得经济发展的资金，逐步实现工业化，并适时地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使本国经济借助国际贸易走上工业化的轨道。因此，在发展经济学那里，没有贸易的自由化，没有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上，国际学术界正在激烈争论之中。按照传统的保护贸易理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必须选定希望发展的产业，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将国内市场留给本国的幼稚工业，在这些企业发展起来，有了竞争能力之后才开放市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2].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期，学者们对该观点几乎没有质疑，发展中国家也多遵循这样一个基本理念采取贸易保护政策。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巴格瓦迪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专家们充分论证了贸易保护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指出这种贸易保护造成了本国经济的扭曲，从而在不利于商品进口的同时也提高了本国出口进而是经济发展的成本。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寻求经济发展，不应该采取保护贸易政策，而应该选择贸易自由化政策。至于自由化的程度如何，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此后，对外贸易依存度日趋显示出在测度对外开放或贸易自由化程度中的意义。

在新贸易理论中，学者们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出发，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但是，正如新贸易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的，新贸易理论不一定导致保护性贸易政策。在新贸易理论那里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一是在规模经济作用下，厂商进入某特定行业受到资本金的限制。一般而言，开办一家企业的最低资本金越多，越能够形成行业的自然垄断，从而企业之间通过协作控制市场价格和产量的几率越大；另一方面，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垄断企业之间容易达成控制市场的协议，从而形成企业可以获取最大限度垄断利润的环境或条件。在国际竞争中，如果同一行业的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控制市场能力方面势均力敌，那么国际经济学的专家们倾向于鼓励政府的干预，使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如果本国和外国企业是以差异产品策略寻求控制市场或价格的能力，那么，自然推出的贸易政策就不是政府干预，而是贸易自由。因为在传统的贸易保护论那里，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前提是，经济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生产的产品与发展中国家希望发展的产业生产的产品是同质产品，因此，发展中国家从进入该行业开始，就面临强大对手的竞争。相反，生产异质产品的来自不同国家的生产者之间不存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问题，它们可以在自己生产的产品层次或档次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贸易。因此，这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不存在政府干预的自然推论。如果企业提出保护要求的话，可能理论是在本国产品实现产品生产档次升级中面临高层次产品生产者的压制或排挤。这些政策实施的主要驱动力不是更大的贸易量或贸易额，而是一国或本国企业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这里可比较的不是贸易规模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增加还是减少，从而是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高低，而是在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企业所得利润的增减。

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一国范围内的企业利益与国家总体上的贸易利益出现脱节。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学者们为了分析方便，都假定在国与国之间生产要素不能够自由流动，以便将贸易结构相对固定，进而考察要素禀赋对国际贸易的决定性作用，也便于考察两国之间的贸易结构和贸易结果（贸易的利益分配）。这种假定的正确性不仅来自于理论逻辑上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还不是重要的现象。然而，由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它影响到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以至在我们的逻辑安排中应该放松原有的严格假定，将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流动考虑进来，使理论分析更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如果生产要素可以在国家之间流动，那么可能的结果是，本国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与来自国外的资本相结合，形成在劳动力丰裕的国家设置工厂，从事生产加工，或专门从事全部生产过程中需要密集使用大量劳动力的环节或阶段。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借助资本流动，以寻找不同国家生产要素优势或自然资源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各国为保护本国市场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弱化了各国长期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的动力。实际上，在资本流动障碍相对比较小的情况下，这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仅实现或部分实现了资本由相对丰裕的国家向相对稀缺的国家流动，以弥补不同国家之间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同时也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因为资本流动已经部分地克服了各国政府通过关税政策限制别国商品进口的效果，从而使整个世界从总体上倾向于贸易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弗里。威廉姆森和麦克尔。克里门斯的结论是有一定合理性的。2001年他们发表在美国国家研究局的工作论文《为什么1950年以后高关税与经济增长关系会逆转？》[3]中指出的，如果说1950年以前经济增长与高关税之间是正相关的话，那么，1950年以后经济增长与低关税成正相关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贸易自由化能够给各国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而且，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较少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成为一种难以阻挡的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贸易自由化或对外贸易依赖程度的提高不再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人们评判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态度也需要更新。其基本出发点是，这种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或表现。这种表现不是单纯出现在某个特定的国家，而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在许多国家所呈现的普遍现象。

从事后的角度分析，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表明该国企业受对外贸易利益的驱动，希望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尽管对外贸易依存度属于衡量宏观经济开放度的指标，但从根本上讲，这是企业造成的结果。

二、企业的全球化与贸易利益的分配

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生产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移动，各国倾向于鼓励本国稀缺，而外国相对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流入，从而与本国比较丰裕且过剩的生产要素相结合，使本国的生产要素能够被充分利用，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要素在国际之间的合理配置可以发挥出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势，从世界的角度看，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种增加的收入或利益显然要在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在此背景下，各国的贸易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其各自投入要素的数量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配的。理查德。布里切尔和卡洛斯。达吉。阿里扬德罗1977年发表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关税、外资和悲惨的增长》[4]对这种外资引进与东道国的利益给予了全面分析。为了分析上的方便，他们假定，在东道国征收进口关税的条件下引起外资流入。图1中表明了这种影响。

在图1中，一个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小国（我们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其初始的均衡点为P[，0]，如果没有引进外资，国内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仅以本国资本和劳动的拥有量为界限，表示为TT′，国内的比价线为DD′，它在P[，0]点切TT′。假设国际比价的斜率为I[，0]I[，0]′，消费均衡点为C[，0]（同P[，0]），直线I[，0]I[，0]′与DD′相交表示消费与收入之间的交点。现在先考察效应2的情况。如果资本存量增加，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可能性边界会向外移动，即从P[，0]移动到P[，1].根据罗伯津斯基定理和该点在罗伯津斯基线（RR′）上，P[，1]位于P[，0]的西北方向。由于罗伯津斯基线比世界比价线要陡，总产量的增加，使国际比价线也从I[，0]I[，0]′外移到I[，1]I[，1]′，相应地消费点从C[，0]移动到C[，1]（同P[，1]），福利水平提高了。如果世界价格线比罗伯津斯基线还要陡，福利水平将会下降，由此，效应2将为负数。

现在我们考察效应3的情形。假定我们从总的产量中减去外国投资的利润，留下的只是国民收入部分。而且假定，外国投资者得到所有增加的产量，并以出口品的形式汇回外国投资者国内，则汇回的利润为P[，1]Z ，即是P[，1]到DD′的水平距离。如果该量商品按照国际比价I[，2]I[，2]′交换，其消费点为C[，2]点。由于C[，2]点在C[，0]的西南方，因此，资本内流减少了国内的福利。

因此，尽管在不考虑外国投资者汇回利润的情况下，引进外资会增加东道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量，从而是资本积累增加了国民福利。但是，如果外国投资者将增加产量的利润按照市场平均报酬率的数额汇回本国，则有四种可能的情形：第一，决定于投资者汇回商品的形式，不是外国消费何种产品，而是东道国消费何种产品。第二，如果东道国对外国投资汇回的利润征税，如征收从P[，1]Z到P[，1]S 的量或更少，则本国的福利水平与引进外资前相同或有正的增加，从而资本净流入的效应是零或正数。如果本国进口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的流入将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优势，从而本国的福利水平肯定是正数。第三，如果本国进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内流将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则效应2为正数，即福利增加。第四，在政府给企业贸易补贴的条件下（或负关税），资本内流的净影响也是正的。当然，由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外资流入带来的利益超过投资利润汇回的损失，资本内流的净影响是正的，不会出现投资的悲惨增长。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引进外资只有在全部增加的产量都归投资者所有时才会产生悲惨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