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为创新和产业升级创造制度环境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必须紧紧围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让科技人员享有自由的创造空间。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球研究理事会北京大会开幕式上讲到，中国经济升级需要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力、创造潜力、创新活力，要让科技人员享有自由的创造空间，获得应有的社会尊重。

创新：现代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因

纵观世界经济，一部经济史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因。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有两个相互推动的因素：知识资本的大量投入导致经济效率不断提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增长与效率提升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从统计学来看，两个相关性极强的事物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带来效率进步的知识资本必定大大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且是大部分经济增长，这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当前，推动中国经济升级，必须加大知识资本投入的力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率。

就中国意义上的经济升级而言，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涵义：

一是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转变，即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的物质要素的投入，包括资本要素、土地资源要素、劳动要素，以追求发展速度为主要目标，粗放式的增长，转变到更多地依靠非物质要素的投入，包括人力资本、技术要素、知识资本等要素的投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转变增长方式，这个问题在“九五”时期就提出了，直到现在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升级必须在“十三五”时期得到基本解决。

二是从“十五”时期出现的能源问题和资源问题看，依靠高投入，维持GDP高增长，终非长久之计，早晚要出问题。今后一个时期，这个问题尖锐到什么程度？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投入产出。以前，我国GDP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几倍的投入，效率很低，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是经济风险的根源。另一方面，投资效率低，必然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当前，我们面对的产能过剩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世界意义上的经济升级而言，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涵义：

一是当前经济形势处于低迷的实质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接近尾声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刚刚启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经济自身的阵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根本特征是标准化的机器大生产，它在生产领域造就了单一的生产品牌和生产标准，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造就了对于发展模式的线性思维。当前，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产品生产的差异化、生产活动的本土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居住方式的分散化、交往方式的虚拟化、自然资源使用的可持续性皆成为可能，这些也需要新的宏观调控思维。大机器生产和拥有丰富的石油使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者和旗手。赢者通吃，经济上的成功致使美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不断推出自己标准化的、大规模的、连锁式的产品和服务――通用汽车、电子产品、麦当劳、肯德基，进而是《泰坦尼克号》等文化产品，以及美式民主。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暴露出自身的特点和问题，迫使人们探索发展道路的多元特质。

二是在过去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征服了自然界，损害了自然界；生产力发展造福了人类，改变和提升了人类的福祉，也带来了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态恶化。是不是可以把这样一个时期作为大转型时期，它不仅仅是一个五年计划或十年计划可以完成的，就像美国的大转型时期实际上历经50年。进入19世纪，全球发展和繁荣的中心从东方（主要是中国）转向西方（主要是欧洲），20世纪前半叶，则从欧洲（主要是英国）转向了北美（主要是美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逐步走向衰退，美国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处于主导地位，进入大繁荣时代。从历史大跨度看经济发展，也看到了全球经济的消长此起彼伏，一个国家和地区没有永恒的繁荣。政策制定者要有大转型这样的理念和战略，有长计划，短安排的战术。

三是世界未来的发展将会受到能源和资源的制约，这不是说世界不具备足以满足需求的能源储备，而是技术创新是否能够开发潜在的能源储备――沙漠中的石油、岩层下的石油、太阳能、生物能以及深海天然气，也许对于这些一般意义上的开发的成本会远远高于人们的预期价格。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水资源的短缺问题中。海水淡化是目前人们想象和实验中的解决淡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尝试之一。实践中，海水淡化的价格高于目前市场淡水价格，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技术开放来降低海水淡化的价格，并使国家、企业和家庭能够接受，就显得特别重要。据美国商务部原副部长罗伯特・夏皮罗估算，从现在起到2020年，全世界能源需求量会增加1/3以上，其中大部分需求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需求会增加80%，这种增长既反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也反映了它们的产业结构特征――全部经济几乎集中在制造业和农业，而不是服务业。所以，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很可能会减少对于石油的依赖。

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创新发展的关键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必须紧紧围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传统产业的整体素质，加快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完全可以建立在信息技术投入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生活方式改变的基础上。要通过信息技术改造来提升传统产业水平，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这个过程依赖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开发与传播一方面将通过技术开发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方面的差距，提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含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加强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还将通过技术开发来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和资源危机或公共卫生危机，缓解人口和资源压力。

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信息大国，但不是一个信息强国，2011年，每千人国际互联网用户，世界平均水平是327.73人，高收入国家是756.02人，中等收入国家是271.99人，中国是383.98人，中国高于世界和中等国家平均水平，如果从每百万互联网服务商来看，世界平均水平是183.94个，高收入国家是1067.16个，中等收入国家是11.62个，中国是2.42个。掌握核心技术是中国发展和创新的关键，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掌握未来。

另外，中国要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必须大力发展新能源。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将为我国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基础，并保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持续的能源和生态技术开发是重要条件，这其中包括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确立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源观和资源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技术创新领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投入方面。2009年，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的平均水平是占2.14%，高收入国家是2.43%，中等收入国家是1.07%，中国是1.47%;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数，高收入国家是3981.76人，中国是1198.86人；2010年，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17.48%，高收入国家17.36%，中等收入国家是17.86%,中国是27.51%。还必须看到，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这些投入要达到预期的目标，还需要全面加快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乃至整个社会体制的改革。

学术领域：淡化官化现象

要让科技人员享有自由的创造空间，获得应有的社会尊重必需淡化学术领域的官化现象。在科技教育领域，官化现象表现在：一是一些行政官员占用了科研教学资源，尤其是通过科研和教学经费管理近水楼台先得月，挫伤了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二是一些行政官员“双肩挑”，既占用行政岗位，也占有教学和科研岗位，教研人员感到不公平。三是一些学校的科研成果、职称评审也“官化”了，以往学校职称评审、学术成果评审以专家为主，但现在，有的评审委员会只有两三个专家，摆摆样子，其他全是官员，没有专业精神。消除“官化”才更有利于社会治理。“官化”集中反映了社会成员对权力的盲目崇拜，不利于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在科技教育界我们看到，人们多以官为贵，官微则利薄；多以权为贵，权弱则力单；多以位为贵，位卑则言轻。在无孔不入的负面引导效应之下，“官化”将会使“官本位”思想更加固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固化了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引发人们把个别官员的不良行为误判为政府行为，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是让科技人员享有自由的创造空间，获得应有的社会尊重的重要制度设计，必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并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实现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力、创造潜力、创新活力，使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的重要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