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扶直：王安石理财思想述略

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中叶卓越的改革家。他主持的熙丰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不仅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而且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自宋代以来，人们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一直聚讼纷纭。本文拟就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作些勾稽，或可增加一点大家继续探讨的兴趣。

一、以义理天下之财

1.理财的提出。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变法，意在扭转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国力日衰的积贫积弱的局面，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变法的核心问题就是理财。早在庆历七年(1047)知鄞县任上，王安石就明确提出：

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己，此其所以困与。（注：《临川先生论文集》卷七五，《与马运判书》.）

嘉四年(1059)，王安石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向宋仁宗进呈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注：《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了北宋王朝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其中之一就是“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进而便专门谈到了理财的问题：

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嘉五年(1060)，王安石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的短文中，更进一步论述了理财在国家行政中的重要性：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注：《临川先生文集》卷八二.）可以看出，王安石是把理财作为治国的首要政务而加以强调的。

王安石将理财定义为“理天下之财”，有两层含义：一是理国财，即整顿国家的财政收支状况；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将理财扩展为对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流通等方面进行组织与管理，其中又包含着理民财的成分。王安石在熙宁元年(1068)任翰林学士时所说的“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注：《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一《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以及他在与司马光当廷争论时所说的“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九《八月十一日迩英对问河北灾变》.）其中的“理财”，都体现着上述两层含义。

2.以义理财。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贵义贱利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与变法派站在对立面的保守势力必然要以此为武器反对变法，因为变法在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同时，的确触犯了官绅豪右阶层的既得利益。于是，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也为了赵宋王朝能够袭故守常，从而得以“长治久安”，保守派便祭起贵义贱利的大旗，指责变法派是“兴利小人”、“聚敛之臣”。而王安石也必须对传统的义利之辩作出新的诠释，以避免给反对派以口实，从而使改革能够得行己意。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曾提出了“法先王之意”的改革策略：

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己合乎先王之政矣。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并主管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实施变法。这时，他的“以义理财”的主张就更加明确而且坚定了：

盖聚天下之人而治之，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役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注：《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乞制置三司条制》.）

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曾多次就理财问题发生过争论。司马光在熙宁三年(1070)的二三月间，连续三次致书王安石，对新法进行全面否定。其中在谈到理财问题时，司马光指责王安石“大讲财利之事”，违背了“孟子之志”，是不义的“征利”。王安石则反驳说，“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注：《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答司马谏议书》.）其后，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更为“以义理财”的思想找到了“托古”的依据：

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王安石甚至就“以义理财”的观念直接做神宗的思想工作，可谓用心良苦：

陛下不殖货利，臣等不计有无，此足风化天下，使不为利。至于为国之体，摧兼并，收其赢余以兴功利，以救艰厄，乃先王政事，不名为好利也。（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已.）

熙宁五年(1072)年底，针对保守派对变法的攻击以及宋神宗的动摇，王安石进呈了《上五事札子》，（注：《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一.）其中又谈到了新法的“法先王之意”的根据：

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免役之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司市，汉之平准。

王安石认为，理财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样的利是符合义的要求的。如果一味反对言利，而置国家的贫弱于不顾，那才是真正的不义。因此，他明确提出义当为利服务的义利观：“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熙宁四年正月壬辰.）这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

3.理财之道。“以义理天下之财”的基点在于生财，即以发展社会生产来开辟财源，这就是王安石的理财之道。

王安石在其《与马运判书》中指出，北宋王朝“穷空”的原因，不单是由于费用开支没有节制，不懂得开发财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家庭的富足有赖于国家的富足，国家的富足有赖于天下百姓的富足，而要使天下百姓富足，就要开发自然界的资源。然而“近世之言利”者只知征敛以充实国库，这就好比是关起门来和儿子做生意，“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因此，解决国家“穷空”问题的根本办法当在开源，即“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这正是王安石理财思想的核心内容。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方针，即：国家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生产天下的财富，再拿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国家的费用。这与“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理财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所谓“资之天地”，在当时就是指发展农业生产。因为农业是最主要的社会生产部门，蕴涵于大自然中的财富，都要靠农业来开发，如地力的挖潜，水利的兴修等。然而长期以来，“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注：《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一《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对此，王安石力求使之在新法中得到解决。农田水利法于熙宁二年十一月颁行，旨在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

熙宁三年四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又发补充：对新修的农田水利，“只令依旧管税，更不增添水税名额，所贵人户各肯兴修水利。”（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二一.）这一免税措施，更调动了官民的积极性。“兴修水利田，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注：《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农田》.）

农田水利法，较充分地体现了王安石“为天下理财”的主张。他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理财的先决条件，一直强调“理财以农事为急”（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庚午.）。他曾在一次与宋神宗的对话中说道：“国之大政在兵、农。”当神宗说“先措置得兵乃及农”，因为“治农事须财，兵不省财，财无由足”的时候，王安石则回答道：“农亦不可以为在兵事之后。前代兴王知不废农事乃能并天下。兴农事自不费国财，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则亦因民财力而用也。”（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丙申.）这不正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理财思想的再现吗？

二、“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注：《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乞制置三司条制》.）

轻重敛散，原是指对商品和货币流通的调控。钱轻物重时，敛财散物；钱重物轻时，敛物散财。后来多被引申为对整个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调控。轻重敛散之权由谁来掌握，是国家还是兼并之家？历来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摧制豪强兼并，也就成了王安石理财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豪强兼并的始作俑者实际上是太祖、太宗朝所立的“祖宗家法”。宋太祖鉴于唐末、五代武将跋扈，拥立成风之势，遂独揽兵之权于一身，而对武人大加赏赐，引导他们“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杯酒释兵权》.）。同时还赋予官绅豪右阶层兼并土地以及免税免役等特权，想以此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基础。正如南宋王 “被旨修祖宗兵制”所记：

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注：王明清《挥麈馀话》卷一.）

这样做的结果，虽然使赵氏政权得以暂时稳定，却导致了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大量自耕农的破产。到了北宋中期，“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注：《宋史•食货志上一》.）致使半数以上的人户沦为佃户。再加上大商人兼并势力的扩展，使得政府在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科派诸多方面都受到了严重侵害，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兼并之家。

王安石早在任地方官时就形成了十分明确的抑兼并思想。他于皇五年(1053)所作的一首题为《兼并》的诗很典型：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己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注：《临川先生文集》卷四.）

议行新法之初，王安石就曾谈到，周代设泉府之官，是为了“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注：《杨龟山先生集》卷六，引《神宗日录》.）后来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他又多次向宋神宗表明这一思想：

天付陛下九洲四海，固将使陛下抑豪强，伸贫弱，使贫富均受其利，非当有所畏忌不敢也。（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二，熙宁五年四月丙子.）

兼并积蓄富厚，皆蚕食细民所得。（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辛丑.）

今一州一县便须有兼并之家，一岁坐收息至数万贯者。此辈除侵牟编户齐民为奢侈外，于国有何功？而享以厚奉？……今富者兼并百姓，乃至过于王公，贫者或不免转死沟壑，陛下无乃于人主职事有所阙，何以报天下士民为陛下致死？（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熙宁五年十一月戊午.）

盖自秦以来，未尝有摧制兼并之术，以至今日。臣认为，敬能摧制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