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学斌：中国人的经济学

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在上海演讲“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时曾说：“……按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盐鱼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学之原理成为有系统之学说……骤视之，其理似不高明深邃，熟审之，则社会之万象莫不包罗于其中也。由此可知：(一)世界经济学乃中国人首创。(二)管仲即首创世界经济学之大经济家。(三)经济学乃一极高深繁难、包罗万象之学术。”这一结论是孙中山遍历世界，考察研究，阅读所有世界经济专书之后，所发之言论，所作之评断。即此可见管仲不仅为中国经济学创始者，亦为世界经济学之创始者。又不仅有言论，有书传后，且有实际事功。这是那些只研究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家所无法相比的。更为令人钦佩的是，管仲虽是三千年前的人，但他主张的许多观点今天看来仍多不易之论。正基于此，我们不能把《管子》一书只作为历史著作来看，而应当古为今用，学习弘扬他的优秀思想以指导今天的经济社会实践。

所谓民生问题，即有关国民生计与生活的问题。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每一位治国理政者所无法回避的。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学者对民生问题的研究大多分散在各家典籍中。最系统、最全面也最深刻地研究民生问题的一部代表性著作是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论高文奇”的《管子》。可以说是一部体系恢宏的中国人的“经济学”，本文试就其概要作一归述。

一、亲民爱民

1.顺乎民意

顺民利民，是管子的民本政策。国家之立，除主权、国土之外，主要之力量来源于人民。地广土沃而民众者国强，地广土沃而民寡者国弱。欲霸王天下，必先强其国；欲强其国，必先得民之力；欲得民之力，必当顺民、爱民、利民。因此，政府施政就应当采取以民为本的政策。西汉刘向编着的《说苑•建本》和《韩诗外传•卷第四》载：“齐桓公间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意思是齐桓公问：“君王要重视(贵：重视，崇尚)什么？”管仲回答说：“要看重天。”桓公翘首仰望看着天空。管仲说：“我所说的天，不是指苍苍茫茫的天空。当君王的，要把老百姓当作天。给予百姓恩赐就能社会安定，帮助百姓就能国家富强；非难百姓天下就会危险，违背百姓国家就会灭亡。”管子强调：“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篇》)意思是：霸王之业的开始，就是以人民为根本，本治国家就稳固，本乱国家就危险。桓公想成为霸王，举大事，管仲教他必须从本事做起。所?谓本事者：“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霸形篇》)管仲告诉齐桓公这样一个道理，国家的根本就是老百姓。但老百姓怕赋税沉重，怕刑法严酷，怕君王办事不分时节。只要桓公能够减轻赋税，老百姓就不愁饥饿；宽缓刑法，老百姓就不担心死亡；办事有时限，老百姓就不惧劳苦。

管子认为，能爱民，则民安利之，民能安利，则亲其上矣。“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教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版法解篇》)意思是：凡是民众，对他们爱护，他们就亲近；为他们谋利益，他们就归附。因此，贤明的君主会实行利民的政策以招引他们，明确表示爱民之意使他们亲近。只给民众利益而不爱他们，民众归附而不会亲近；只亲近民众而不给民众利益，民众亲近而不归附。能爱民、利民，则民“皆归之而又亲其上，此霸王之道也”。《小匡篇》载桓公问管仲如何修政以干时于天下，管仲即以“始于爱民”以对之。

管子认为，“本爱民利民之心，行爱民利民之政，则天下归之如流水矣。民所欲者安也、生也、富也。”因此为政当为人民致其利、除其害。爱民利民则应为他们兴利除害，为民兴利除害，必当先知民之所好恶。民之所好者予之，民之所恶者除之，这就是所谓令顺民心也。《牧民篇》所说：“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责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我生育之。”管子认为，百姓不喜欢忧劳的，我们就让他们快乐；百姓不喜欢贫贱，我们就让他们富贵；百姓不喜欢危难，我们就让他们安定；百姓不喜欢家族灭，我们就让他们生育繁衍。只有这样，忧民之所忧，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施政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能予民者，民必回报之，斯则上下皆得其利、皆享其福也。”既本着顺民心的原则而为政，“则其所当行者为：授有德、务五谷、养桑麻、育六畜；令顺民心使民各为其所长、严刑罚、信庆赏、量民力、不强民以其所恶、不偷取一世与夫不欺其民也。”这就是管子“予之为取”的施政原则。

管仲从民心的向背决定统治的基础的高度出发，提出了“予之为取”的主张，他说：“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把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看作是冶国法宝。在统治者与广大人民之间，有“予”才有“取”。“从其四欲”，使百姓能够快乐、富贵、存安、生育，顺乎民心，给人民以必要而适当的物质利益，这就是“予”。什么是“取”呢？《权修篇》说得明白：“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由此可见，“取”就是“尽其民力”，依靠人民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借以富国强兵，增强国力，以便在大国争霸形势下占有优势。同时强调：“故取民于有度，用之有上，国虽小必安；取民于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是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论证了“取于民有度”，借以争取民心，得到人民支持。

2.养老扶孤

养老扶孤，是管子的社会政策。《问篇》载立国问政之项目，颇似今天的社会调查而兼行政考核。其所问者，有政治、社会、教育、经济、军事等方面，其中涉及社会的内容，充分显示了当时施政的社会政策，颇值一述。其主要表述为：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死事之寡，其气廪何如？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国君当布兴六德，以足民之欲，民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国君布政，匡民之急，振民之穷，为兴德之要事，这些都是今天我们所要做的社会王作。今天我们所做的幼儿保育、养老敬老、疾病保险、社会救济等工作，皆已概括于《管子》书中，早在三千年前的古人就能认识并实行这样的社会福利政策，真可谓远见卓识，不能不令人钦佩。《五辅篇》、《问篇》，只是举其大要，《入国篇》则详述其作法，这可以概括为九个方面：

一曰：老老。“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即：所谓敬老，就是城邑和国都都要设置负责老年人生活的官职，对年龄七十以上的老人，一个儿子免除征役，三个月送给一次肉食；对八十以上的老人，二个儿子免除征役，每一个月送一次肉食；对九十以上的老人，每天供给酒肉，全家免除征役。这些人死了，君主供给棺椁。

二曰：慈幼，“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即：在城邑和国都都要设置负责幼儿生活的官职，凡士民子女中有幼弱不能供养成为拖累的，对养三个幼儿的妇女免除征收布帛，养四个幼儿的，全家免征，养五个幼儿的还要配给保姆，领取国家发给的两份口粮补助，直到幼儿生活能够自理为止。这就叫爱幼。

三曰：恤孤。“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民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瘠胜哀怜之，此之谓恤孤。”即：在城邑和国都都要设置负责孤儿生活的官职，士民死后，子女孤幼，没有父母抚养，不能独立生活的，就归同乡、熟人或者故旧抚养。收养一个孤儿的，其一个儿子免除征役；收养两个孤儿的，免除其两个儿子的征役；收养三个孤儿的，全家免除征役。负责孤儿生活的官员，要经常询问下情，必须要了解孤儿的饮食饥寒和身体瘦弱的情况，并加以照顾。这就叫恤幼。

四曰：养疾。“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疾。聋盲、喑哑、足、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馆，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即：老百姓中有盲、聋、哑、跛、半身不遂等重疾，而不能自养其生者，政府设馆收养、治疗有残疾而自己没有能力生存的人，直到身死而后止。这叫做养疾。

五曰：合独。“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即：人皆当有家室之乐，无妻、无夫者，自古都被认为是无依无靠之人，在城邑和国都都要设官职专门做婚姻介绍的工作，政府撮合合适的男女组成家庭，使这些人有家室之乐，而且给予他们田宅，让他们安居乐业，而且三年之后才开始为国家提供职役，这就叫做合独。

六曰：问疾。“所谓问疾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即：在城邑和国都都要设置负责“掌病”的官职，对士民中患病者，掌病的官员要秉从君主的指示慰问。对九十岁以上的，要每天问候一次；对八十岁以上的，要两天问候一次；对七十岁以上的，要三天问候一次；一般病人，五天问候一次。对病重者，要上报，君主要亲身问慰。掌病的官员要巡视国中各地，以慰问病人为专职。这就叫做问病。

七曰：通穷。“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通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即：在城邑和国都都要设置负责“通穷”的官职。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无粮食，其所在的乡里将情况如实报告官府的，要给予奖赏，不报者要惩罚。这就叫做通穷。

八曰：振困。“所谓振困者，岁凶，庸人訾厉，多死丧。驰刑罚，救有罪，散仓粟以食之。此之谓振困。”即：遇到灾荒年景时，五谷不登，关在牢里的犯人和靠为人做工的赤贫之人多病多死，对他们要减缓刑法，赦免罪行，发放仓库的粮食，供养他们。这就叫做赈困。

九曰：接。“所谓接者，士民死上事、死战事，使其知识故人受资于上而祠之。此之谓接也。”即：士民中有死于国事，死于战争的，要让其熟人、故旧从国家领取一笔钱，来祭祀他们。这就叫做接。

从以上我们看出，《管子》中规定了要在全国设专门负责社会救济工作的官员，其救济的项目规定又这样详细而明确。由此可以看出，主张推行爱民的仁政，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仅仅是儒家一家之言，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管子》一书并不是像历史上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仅是法家著作和主张，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成。在《管子》中，除了关于政府应实行赈济工作外，还主张让豪门富人和官员士大夫行赈济穷人的社会慈善工作，以共同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实现共同富裕。

二、利民富民

以前，齐国只是一个偏僻的海边小国。管仲任齐国宰相后，充分利用和发挥齐国的地理区域优势，发展盐业和渔业，并主张与外国通商贸易，加强工商税收工作，节俭积蓄财政，改变重农轻商的传统政策，调节产业比重，精心策划制定了一系列调动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以实现齐国的振兴。齐国之所以很快成为春秋七霸之一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