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军：陈云的货币管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陈云是我国金融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在长期的金融管理实践中，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总结出符合实际经济情况的货币管理思想。陈云货币管理思想的主要内涵是：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货币发行必须有准备金；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是经济发行，但特殊时期货币的财政发行是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必须平衡。陈云的货币管理思想虽然萌生于战争时期，发展、完善于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初期，但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

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是陈云货币管理的思想核心之一。这一思想最早来源于他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实践。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曾建立银行，发行各种货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同年10月，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中共中央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在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初期，没有发行边区货币，边区流通的主要是法币。 由于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军饷多为大面额法币，市场交易时不便找零。为了周转财政和调剂金融，1938年6月，边区银行以所属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辅币流通使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出现严重的财政困难。为了克服财政危机，1941年1月28日，边区政府决定授权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并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此后，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建立起地方银行，发行地方货币。由于各根据地处于分割状态，中共中央财经领导部门不可能实施统一的管理，各根据地地方银行自己决定货币发行事宜。

1943年，陕甘宁边区银行直接归边区政府财政厅领导，边区政府一度把银行当成财政的出纳部门，边币发行约束软化，发行过量，结果币值下跌，金融波动。 陈云领导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后，开始思考边币的发行问题，提出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的思想。针对边币发行遇到的问题，他仔细分析了边币发行机制，发现边币发行过量的原因是没有正确处理好财政与银行的关系，没有集中边币的发行权。 为了真正控制边币的发行量，稳定边币币值，他认为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1943年5月14日，陈云与贺龙写信给边区银行负责人黄亚光、贾拓夫，指出：银行增加发行必须经过财经办事处书面批示。 边币发行权集中于西北财经办事处后，根据经济需要发行边币，较好地稳定了边币与法币的比价，将边币发行指数控制在物价上涨指数之下，基本保持了金融的稳定。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逐渐取代各根据地银行的货币，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已是发展大势。但是，有人提出两广、西南可以另外发行钞票，理由是为了照顾后方，对后方有好处。陈云坚决反对，主张维护货币发行权的集中统一。他质疑道：“如果这样做，前方是否受得了呢？这种票子与人民币的比价假如不变，等于是一种票子；假如常常变动，则对前方的物资供应会发生很大问题。……现在是大兵团作战，需要发的票子很多，不是抗战时期的那种小局面了。所以，像抗战时期那样，发几种票子，既可照顾后方，又可照顾前方的办法，已经不再适用。”

陈云主张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的思想是一贯的。改革开放后，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相继建立。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市面上实际流通着三种货币：人民币、外汇兑换券和港币。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我国存在通货膨胀因素，人民币呈现贬值趋势，而外汇兑换券和港币相对稳定，因此在特区发生了外汇兑换券排挤以至驱逐人民币的现象。于是，有人主张发行特区货币来解决这一问题，深圳特区开始酝酿发行经济特区货币。但是，在发行特区货币是否必要、特区货币对人民币流通将产生多大冲击以及特区货币发行的种类、发行权等诸多问题上，都存在争议。陈云非常重视此事，他从维护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出发，一开始就明确反对。1983年10月23日，陈云批示：“我不同意发行特区货币。” 但陈云在这一重大事件上又不武断专行，在听取谷牧汇报了主张发行特区货币的理由和正在研究中的一些想法后，陈云说：“如果特区货币只在特区内发行，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那末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赶劣币’，这是货币的客观规律。”他强调：如果大家坚持要搞，经济特区货币的发行权一定要集中到中央。他对谷牧说：“准许发行特区货币，这是灵活性；发行权在中央，不在地方，又有统一的控制。”1984年5月26日，他又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 由于种种原因，发行经济特区货币的拟议最终没有实施。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一度放松了对货币发行的控制，导致货币发行量过快增长、物价涨幅过大。陈云看到这一问题后，多次要求加强货币发行权的集中统一。1984年下半年，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过猛，货币流动量比上年增加49.4%，银行贷款总额增加29.8%。货币发行过量，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过快。针对货币发行失控的问题，1985年2月中旬，在召开的省长会议上，陈云再次强调货币发行权要集中统一，提出“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 他说“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

二、货币发行必须有准备金

在货币发展史上，依次经历了从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到信用货币的转变。纸币是由政府依法发行的、作为法定流通手段的货币符号。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其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政府信用是纸币发行的保证。1941年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是以边区政府信用为保证的纸币。由于纸币仅是价值符号，发行纸币必须有准备金。边币发行是否需要准备金？需要什么样的准备金？在边币发行之初，这些问题还比较模糊。

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后，认真思考了边币发行理论，提出了边币发行必须有准备，要有多种准备，而且各种准备要分次序的货币管理思想。

陈云分析了边币与法币、金银的关系，分析了边币贬值的原因，主张边币发行必须要有物资基础，要有准备金，要有多种形式的准备金，但必须摆正各准备金的先后次序。他从实际经济情况出发，提出边币发行准备是“法币第一，物资第二，金子、银子第三”，“头一条应是法币，要有充分的法币准备。第二是物资。什么物资呢？就是这种物资抛出去可以回笼边币，边币太多了，抛一些物资出去，可以把边币收回来。第三才是金子和银子”，“搞乱了也不行” 。陈云分析了边币发行准备为何必须按照这一顺序实施的原因。他强调边币发行要有物资基础，“延安有九千个窑洞，牛羊很多，边币的发行基础在这上面。但这不顶事”。 首先需要准备法币，因为，“币制的关系就是生产品在交换中间的货币关系……我们的生产品和国民党区的生产品交换……币制要服从生产品的交换。”国民党统治区的币制“不是白洋、金子，而是法币”。“我们盐的出口是五十亿边币，但进口货值二百亿边币，差四分之三，就得用法币抵。因为生产品的交换，我们处在入超状态，所以更需要法币。从这个观点看，边区要有法币准备，没有法币，边币就稳不住。” “在陕甘宁尽管边币独占市场，但没有法币的准备就不行”。 另外，“一个脚户，一个商人，卖了布，拿了边币，到银行里要钱。要换什么呢？要法币，不要光洋。他们要拿法币周转贸易。” 陈云认为，边币发行准备排在第二位是物资，是“要能回笼边币的物资，窑洞不起作用，凳子不起作用，物资是要有人买的，窑洞你卖给哪一个？没有人要。像棉花、布匹能够卖掉。” 陈云认为，排在第三位的边币发行准备才是金子、银子。金银是硬通货，“我们资本有余时，准备一些金子、银子，准备天下大乱，法币生了盲肠炎。那个时候我们有金子有银子，就可以脱离法币。法币垮台了，边币就兑光洋多少，兑金子多少。所以，我们要有金子、银子的准备。这个本钱也要，如果不要这个本钱就不好办。” 但在当时经济形势下，“如果把金子、银子摆在第一，天下就大乱。”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地方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大增，为了尽可能减少物价上涨，陈云特别注重物资准备。陈云在东北局高干会上提出，要避免物价大涨，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掌握一定数量的必需物资。” 他说的“必需物资”仍是粮食、布匹，要求 “除各种开支与出口外，要经常保持四十万吨至五十万吨粮食”，“除粮食外，手里还要多掌握一百万匹布。”

建国后，陈云在领导财经工作中，将国家能够掌握的物资作为发行与回笼货币、稳定物价的准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制止通货膨胀的斗争中，陈云把掌握粮食、布匹等物资作为重要的物资准备。如，1950年5月，为防止物价波动，陈云提出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纱布。 计划经济时期，在不断探索研究中，陈云得出我国货币发行量与商品流通量大约是一比八的关系。陈云从这一比例关系出发，认为增加一定量的货币发行必须有一定量的商品供应，否则，就会发生通货膨胀。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陈云的货币发行必须有物资准备的思想。

三、经济发行是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在发行货币方面，存在经济发行与财政发行两种不同的扩大货币供给的动因。 在陈云的货币管理思想中，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是经济发行。

早在陈云领导边区财经工作时，他就对边币的发行极为慎重，力主按经济发行的原则增发边币。为了保持边币币值稳定，1944年4月26日，陈云同贺龙、南汉宸、叶季壮、贾拓夫、黄亚光、曹菊如等人议定：（一）“暂不大量发行边币”；（二）“非到万不得已不发新票子”；（三）少量发行只为“照顾投资开支和金融周转”。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面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压力，陈云仍然主张货币发行的经济原则。1950年1月下旬，国家财政供养人员增至942万，1950年财政预算支出必须增加71亿斤小米，财政收支缺口极大。这时，有人提出发行货币解决问题。但财政赤字如果完全依靠向银行透支，必须增发货币，将会造成货币发行过量，进而形成物价上涨。陈云反对这一办法，指出“靠印钞票的路我们不能走”，再次强调货币经济发行的原则，主张在税收上打主意，“收税和发钞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

1950年3月全国财经统一后，经济出现了下滑的局势。1950年5月，陈云领导中财委采取了两项调整工商业的措施：一是加工订货，二是收购土产。与这两项措施相配合，增加了货币发行。这是为发展生产而发行货币，是经济发行。陈云充分肯定这种货币发行，他说“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九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 经济走势开始上扬。

1953年底，政府确定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陈云考虑到市场需要，认为应增加货币发行。1953年12月8日，他致信毛泽东，提出 “今冬需要增加发行五至七万亿元，对市场是有利的，没有危险。请中央批准中财委发十万亿元，何时发出多少？仍按过去一样由中财委小心掌握。” 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陈云主张货币经济发行的原则。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因素逐渐增多，货币化进程启动并加速，货币发行量增大。陈云关注着货币发行量日益扩大的现象，他仍然强调货币发行要按经济发行的原则进行。1979年10月，他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由于生产量的增长，生产资料的增加，这样增加的货币，是正常的增加，否则就是通货膨胀”。 1981年9月，他在一次会议上又说，货币发行量“过去我们是在三百亿以内，现在到三百三，大概增加了三十多亿，这就是增加了的市场的必需流通量，所以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我们对市场的货币必需流通量，要心中有数，只要不用发票子搞基建投资，没有危险。”

四、财政发行是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

经济发行是陈云坚持的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但他并不死守教条，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时候，他又灵活地运用财政发行的措施发行货币，积聚资金，度过难关。在陈云的货币管理思想中，在特殊困难时期以财政发行方式发行货币，是解决暂时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

陈云对货币财政发行方式的思考最早产生于1943年领导边区财经工作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