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世界经济格局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

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观，人类与自然界是统一的，是“天人合一”，而人类社会自身也是统一的，故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大同世界”、“天下一家”，所以中国政治文化自古主和合不主分争。当代愈来愈多的学术成果也证明，人类社会自始就是一个不断迁徙的，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融合的整体，当然也不免会发生相互冲突和对抗，但总体上是既统一又各具特色的人类文明体。人类社会作为统一的文明体，区别于自然界，也区别于其它生物界，人类社会是统一前提下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文明体。

人类社会的多元化、多样化最早来源于人类先民所谋生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多样化，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孕育了不同的地缘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可以统称为地缘文明。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许多种古老的地缘文明，后来大多相继灭绝。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公元前4000-前2250年）文明、古埃及（公元前3500-前600年）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长期以来被国际学术界并称为人类四大古老文明，后来有西方学者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将古希腊（公元前800-前146年）文明与前者并列为人类“五大文明”。其实古希腊诞生于古巴比伦灭亡后的1450年和古埃及文化晚期，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受到前者很大的影响。这些古代文明，虽都是地缘文明，但相互之间有联系，自始就是一个人类文明共同体，例如古希腊文明就来源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而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庄子》中“胥靡登高而不惧”的“胥靡”，就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Sumer）！换言之，苏美尔人是从中原迁徙到两河流域的。（1）虽然四大文明中后三种地缘文明在历史上久已灭亡，而中华文明得以幸存并成为人类文明在东亚燎原的火种，但是在地球的其它地区，人类社会仍然不断顽强地生存、迁徙和繁衍，仍然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和相互联系的，虽不够发达却也各具特色的地缘文明。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体之间，一直保持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密切的或不那么密切的，时而中断时而又接续的联系。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文明体，但各地缘文明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中国人早慧，故中华文明早熟，也自然是原创。中华先民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包括与其它文明相接触、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自主地创造了人类光辉灿烂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成就，形成价值独特的中华文明。虽说惟独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文明中持续发展至今的地缘文明，在历史上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而是几经异族文明的冲击和摧残，由于历代中国人能够在顽强地维护和坚持自身文明的核心价值的同时，不断与异族文明相交流、相融合，从而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丰富和发展，进而形成东亚文明，并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地向其它地缘文明传播辐射。在许多著作中长期流行一种提法，说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西方文明是工业文明，暗含贬义，殊不知人类不经过农业文明如何能有工业文明？而且工业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走火入魔，人类的地球家园已经濒危，人类社会也遭遇火并（种族灭绝）。所以，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到底哪个文明更加科学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更加文明，人类尚多有反省之处。说西方文明是工业文明即现代文明，是昧于历史，如亨廷顿所说“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

世界早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表现在地缘文化上是儒家文化圈，表现在地缘政治上被称为“朝贡体系”或“贡纳体系”，地缘经济上实为一种变相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国先进的经济技术文化不断向外部传播扩散，主要是通过发展国际贸易，汉初更开辟了丝绸之路，与西方交通。“汉武帝时，以长安为中心，西至塔里木盆地和中亚，西南至川、黔、滇和印度，东南至闽、粤和安南（今越南――引者）、南洋，东北至辽东和朝鲜、日本，都有中国商人的活动。同时，东南西北各国的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2）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在长达一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欧洲在世界经济中一直处于极其落后的边缘地位（后来形成地中海经济圈，也长期处于对东方贸易的依附状态）。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拜占庭文明等那个时代的主要地缘文明交流最多，关系最密切，它们都是亚洲文明。亚洲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不仅长期执世界经济文化的牛耳，是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就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等地缘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言，大体上亚洲是一个和谐世界。待中国唐朝经济文化发达到一个辉煌的高度和万方来仪时，长安已然是东方地缘政治中心。当时西方刚刚走出长期动荡战乱的大迁徙时代，与蒙昧时代相去未远，其地缘文明即西方基督教文明尚待形成。直到西方熬到黑暗而漫长的中世纪中晚期，当成吉思汗的铁骑用暴力打通了亚欧大陆桥并带去大量东方先进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信息以后，欧洲又经历了长达两百年悲惨的黑死病、大饥荒和战乱的年代，在濒于绝境的经济社会危机中欧洲人终于涌出欧洲大陆，通过发动海外殖民战争摆脱了中世纪的社会危机，开始了对近代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的全球扩张，于是西方开始崛起。西方史学家非常看重公元1500年，将其看做西方崛起的起点，实际上从那时起，西方又经历了三百多年堪称艰苦卓绝的征战杀伐、原始积累、工场手工业的提升、阶级斗争、军事和政治革命，教育和科技创新等等环节，其崛起的地缘政治秘密在于“使用有组织的暴力”（亨廷顿语），其地缘经济秘密在于，“欧洲用他的美洲货币购得一张乘坐亚洲经济列车的客票”，“经过三个世纪的努力才逐渐改变了长期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依附地位。”（弗兰克语）进入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完成，西方改变了长期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依附地位，到1842年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才算彻底颠覆了东西方关系，根本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虽说总体上人类社会相互之间的影响、交流（冲突也是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渗透从未间断，促进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但是毕竟由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地缘文化不同，相互交流的方式大有区别。其中东方文明是先发文明，对后发的西方文明的影响历史漫长、态度平等、平和、友好，历史作用巨大却是积极的；反之，近代后来居上的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影响历史相对较短，但态度野蛮、傲慢、充满暴力和毁灭性企图；特别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先进，却无传教传统，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不强加于人，从来没有“东化”别国的企图，对外贸易也平等而公道，所以在两千多年中各国客商对中国趋之若鹜，丝绸之路上各国客商络绎不绝，“先后有罗马、拜占庭、印度、伊朗、阿拉伯哈里发与后来的欧洲及俄罗斯沿着它运送自己的产品”，（3）千辛万苦向中国“朝贡”贸易；而17世纪以来西方一贯试图西化、分化中国，愈来愈表现出一种恃强凌弱，强加于人的倾向（早期耶稣会士相对好些，也是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实力不够，对明朝和清朝早期的中国强加不了）。就中国经济、技术和文化对西方的的积极作用而言，历史上至少有三个重大历史事件极大地促进了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一是汉初开通的丝绸之路；二是汉击匈奴导致北匈奴西窜至中亚、西亚和中欧，成为西方民族大迁徙的推动力，具体说是促进了日耳曼原始公社的解体，而日耳曼人大量涌入西罗马帝国，又导致西罗马奴隶制的崩溃和促进西欧封建社会形成。所以汉击匈奴对中国历史乃至对西方历史的影响，包括对西方民族形成的影响相当深远，西方人修史往往对这段历史语焉不详，并刻意回避汉击匈奴的重大影响，乃有不难理解的隐情。中国人读西方这段历史，需要仔细研读，并通过多种版本对照，从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中去发掘历史真相和捋出有关重要的历史脉络；三是成吉思汗远征欧洲和建立对欧亚大陆的统治。这三个重大历史事件，除成吉思汗远征欧洲造成地缘政治灾难，有负面作用之外，总体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主要是中国和阿拉伯的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先有陆路，后有海路）为西方源源不断地输送中国先进的商品、技术和文化，中国四大发明西传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然，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什么知识产权和专利之类的事情，是中国文化不产这些东西，从不想封锁什么人。中国很早就发展国际贸易，到宋朝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商品经济和国际贸易已经是世界最发达水平，硬是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正如沃勒斯坦所说：“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4）

其实哥伦布等西方早期探险家的初衷，是想找中国直接交易，而避开阿拉伯世界的中介，降低其控制世界商路导致高昂的交易成本。当时欧洲人不仅普遍极其穷困，且由于长期（长达两百年，1300-1500年）陷于瘟疫、饥荒和战乱，种子都吃掉了，死人无算，活人饿得要死，哪里有对东方的贸易支付能力？且欧洲本土金银不多，支付手段严重不足，于是各国王室和政府大力支持海外扩张，起初是为了到海外寻找食物和燃料，后来终于找到了美洲的大量金银，西方由此开始翻身。教科书常说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封锁世界商路导致西方必须探索新的航路，那只是一个直接原因，其深层原因还在于西方人被长期的经济社会危机逼得无路可走，只有“走出去”，从海外殖民战争扩张中寻找生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人想找中国直接交易，也是由于当时他们打不过也奈何不了穆斯林，不像今天。这方面除了西欧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历史宿仇以外，也是由于西欧历史上长期处于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低端，而阿拉伯人善于经商，加以地理上接近中印，具有扼世界贸易通道的地缘优势。历史上阿拉伯人善做生意，尤其善于经营东西方贸易。既然来自中印的奇货可居，有时也不免对欧洲人有高利盘剥，例如来自中国的丝绸和造纸技术，均被阿拉伯人学去，仅这两大宗商品贸易，千百年里阿拉伯人相当受益，积累了大量财富。又如中国丝绸质优价平，但是质料较厚，不够飘逸，更不够透明，这主要是文化原因，而古罗马人追求性感和自然美，他们（贵族）极度崇拜并不惜重金购买中国丝绸，买妇人欢心（西罗马帝国规定只许妇女穿丝绸），但是买到手的中国丝绸往往经过了阿拉伯人之手抽丝、加工和再生产，于是利润翻倍。叙利亚很早就设有这种居间牟利的工场手工业。（5）

东亚与西欧之间隔着阿拉伯世界，在16世纪以前没有直接冲突。此前汉将甘英曾到达地中海南岸，终不能渡海到达罗马帝国。麦哲伦航行到达吕宋岛（今菲律宾）殒命以后，16世纪西班牙人入侵吕宋岛，与华人发生战争割据，反复争夺，终于得手。那时候西方人的武器并不高明，只不过仗着财大气粗（从美洲源源不断得来大量廉价的金银），而华人得不到明朝廷的支持和后援，遭到大屠杀。以后荷兰人、葡萄牙人闻腥逐臭，尾随而来，并进入东亚，到中国沿海多次寻衅，均被明朝海军击退。硬实力不行，于是改用软实力，到17世纪初有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开始了近代以来中西文明的交流和冲突。所以，人类自古作为一个统一的文明体，久已存在着世界体系，自始就存在着缓慢而持续的全球化，先是自东向西为主，近两百年来反转为自西向东为主，只不过由于科技进步加速导致全球化也不断加速而已，而人类和地球的危机也随之加速。而亚洲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东亚作为人类唯一持续存在和发展并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存在，长期处于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决定着世界经济格局，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否则，近代欧洲的异军突起就不可思议，也不合逻辑，“像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降生于世”，或者从石头缝中蹦出来一个大闹天宫的孙猴子，那都是神话。

真实的历史线索是，16世纪以来，随着对非洲特别是南美洲的殖民扩张，西欧得以进行人类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资本原始积累并由此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兴起，开始逐渐改变着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西方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对于东方的历史依附地位。到了18-19世纪，西方终于得以有能力靠暴力和近代工业打败东方，一举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建立全球霸权。那种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不存在统一的世界体系包括经济体系的观点，难以自圆其说，实际上属于一种与“西方中心论”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近代西方不过“是在同一个唯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取代了东方的位置。”（6）

在研究世界体系和世界格局问题上突破“西方中心论”，不仅需要超越东西方学术界的成论，也必须在马克思的若干论点上有所前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形成，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6世纪在西欧诞生。（7）从马克思到沃勒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