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晖：“检察”一词的语义学探析（下）

内容提要: “检察”与“监督”两个词语在表述上能够互换对等使用的状况，显现了在当今中国的理论界与实务界，对现代检察制度的权力属性和基本权能的一种认知与理解。依照不同语境的考证，在中文方面，“检察”与“监督”两词所指的语义确实相近。在外文方面，prōcūrōtor、prōsequor 所产生的相关词语，其语义主要为“代理”和“控诉”，在其沿革过程中，从未含有“监督”的内容。基于对中外“检察”相关词语表述方式的分析与比较，表明域外有关“检察”的相应用语中包含着历史性、制度性的内容、依据与背景，并且其有着从“公诉”职能的维度来把握和理解检察制度的习惯、传统与趋势。为此，应在开放性的前提下，对国内有关域外“检察”词语和现代检察制度的相应知识内容与认知方式，进行必要的反思。

关键词: 检察/监督/语义

（三）“控告”、“监督”相关词汇的演化

“控告”在英文中的词语为 accuse、prosecute、charge，而法文则为 accusé、poursuivre、charge。“监督”则为英文的 supervise 与法文的 superviser。从词源上来看，现代英文和法文中 accuse、accusé 共同来源于古法语中的 acuser，而 acuser 是由古罗马拉丁文的 accusare 生成[1]。accusare 一词由 ac 与 cusare 构成，ac 指得是“对……说话或讲话”，cusare 则是有“诱因”、“理由”、“动机”之意。进行直译的话，accusare是“基于一定的原因或动机，而对……说话或讲话”。古罗马的学者西塞罗首次将 cusare 这个词根赋予了“法律上不利理由”之意。这使得 accusare 一词，转化为具有“控告”、“诉讼”的内容[2]。同时，accusare 当中并不含有词根 prō 的“为……的利益”之意，所以该词表达“控诉”时，指得是基于“自己事务”而发起的诉讼。

古罗马拉丁文中 carrus，转化为中世纪拉丁文的 carricare，而该词语演变为古法语中的 charger。现代法语中的 charge 一词直接从 charger 演变而成，英语中的 charge 则是从中世纪英语 chargen 生成，并且 chargen 一词也是来源于古法语 charger[3]。拉丁文的 carrus 主要有“装载”、“承担”之意，公元 12 世纪之前，英文和法文中的 charger、chargen 只有此种语义。14 世纪中期，charger、chargen 开始具有“承担相应责任”的意思。至公元 15 世纪晚期，charger、chargen 出现表达“诉讼”、“控告”的词义。可见，charge 具有表述控诉之意，同其具有“承担相应责任”的语义，有着密切关系[4]。而英语supervise 和法语 superviser 都是来自拉丁文 supervidere。其中，词根 super 有“在……上面、处于……之上”的意思，而 videre 则有“看、注视”之意。所以，在拉丁文中 supervidere 有“处于……之上而注视”，即“监督”之意[5]。

从英文、法文中有关“检察”、“监督”相关词汇的考证，能够发现在域外的语境下，其词语主要包含“控诉”、“代理”之意，而并不含有同中文“检察”、“监督”语义相近的词义。当然，由于现代检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繁复的过程，是否德语或俄语中表述“检察”的相关词语具有指称“监督”之意，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实际上，德文、俄文中有关“检察”的词语，主要是在词义上对法文、英文的借鉴，例如，德语中对“检察官”的表述为 staatsanwalt，同时，该词也指称“检察制度”。staats 为“国家”的意思，而 anwalt 则指“代理人”。anwalt 出现于德国16 世纪，又被称为 Verweser[6]。anwalt 最早是一种私人“代理人”，他基于“国王的要求”（staat）、“私人的要约”（privatpersonen）、“个人的授权”（beh?rden）或“法庭的判决”（gerichten）等原因，来“代理”他人。其中，主要是帮助“被代理人”参加诉讼[7]。而俄语中，有关“检察官”、“检察制度”的词语为 прокурор，该词发音为“prokuror”。它首创于俄罗斯彼得大帝时期，是对法国检察制度的借鉴[8]。鉴于俄语的构词方式，该词是对外来词语procurator 的直接音译。俄语的“надзору”为“监督”之意，该词的词根“над”有“在 …… 上面、处于……之上”的意思[9]。可见，在德语、俄语中其有关“检察”的相应词语，同法文和英文一样，并没有指代中文“检察”、“监督”的语义。

三、“检察”一词的中西对接

虽然中文“检察”一词早已有之，但是，作为在“表意”及“应用”上具有指称“西方检察制度”之意的中文“检察”一词，则需要在中国同域外的法律理论、制度、语言等方面进行交流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追溯、梳理和分析。对西方法律制度的认识、借鉴与交流，以 19 世纪初为始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0]：

19 世纪初期，东西方法律交流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东西方交流的特征是，主要由来到中国的一些西方传教士将中国的制度、历史与风土人情等转化为外文介绍给域外。早在清末变法改制之前，明清两朝时期，就有一些西方基督教教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由于常年居住在中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十分了解，并能够熟练地掌握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他们便通过中文，将国外政治制度以及风土人情“带到”中国。例如，意大利人“艾儒略”在明朝天启三年（1632 年）写出第一本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汉语著作，即《职方外纪》。该书第二卷“欧罗巴总说”中，介绍了欧洲的文化教育、社会风俗、政治法律制度等。但是，在这本书中作者对许多欧洲国家的地名、制度、专有名词的“翻译”，仅仅采取了“音译”的方法。例如，拉丁文“philosophia”（哲学）被音译为“斐录所费亚”[11]。并表现为大量使用中国传统“固有词语”和“概念”，来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的特征。可见，此时西方法学向中国的输入还没有突破“中西之间语言文字”表达上的障碍。

另外，19 世纪初期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编撰了许多语言工具书，以及中英文对照解释的双语词典，最有代表性和影响的是英国教士“马礼逊”编著的《五车韵府》。在《五车韵府》中，他用英汉对照的形式表述了当时中国的司法制度、诉讼程序以及刑事、民事上的相应法律用语。例如，中文的“状师”，被解释为“Attornies or lawyers，not sanctioned by government”[12]。对本文而言，需要重点提到的是：在《五车韵府》中，对于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以及古代汉语法律词汇中类似于近代“控诉”、“告诉”、“检察”、“监督”等意思的词语，并未使用英文“prosecute”、“procuratorate”、“procuracy”等相关的“检察”词汇进行对接和表述。如下表[13]：

从图表中可以看到，在当时英语中同西方“检察官”、“检察制度”相关的词语，还没有同当时中国传统法律词汇或制度有所“勾连”[14]。

鸦片战争之后，东西方法律交流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将一些外文著作翻译并引入到中国。同时，清政府开始聘请国外人员来翻译域外国家的成文法典，并制作同中外语言相对照的字典。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国外相关著作、法律和资料的翻译逐渐增多，并且，基本是以英文文本为准[15]，其中最具代表性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从整体来看，《海国图志》中有关英美政治制度的翻译多采用“音译”译名，例如，美国的地方检察官“District Attorney”，当时被直译为“底士特力阿多尼”。

1838 年 9 月号《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曾刊登过英国 1835 年颁布的一项关于监狱管理的法令，这是目前为止最早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法令。自此以后接近 40 多年，并未在中国发现有关翻译外国法律、法规的任何记载[16]。直到 1880 年“京师同文馆”以“聚珍版”刊印了法国人“毕利干”主持翻译的《法国律例》。此外，法国人“毕利干”在翻译《法国律例》之外，还组织编撰了一部《法汉合璧字典》，并于 1891年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出版。根据 1891 年出版的《法汉合璧字典》，其将法文中的“Procureur général”一词，翻译为“总监审官”[17]。这表明在“毕利干”翻译《法国律例》时，当时的法国学者和中国学者都没有出现以中文“检察”一词与法语“检察制度”、“检察官”表述相对接的认识。可见，中文指称西方“检察制度”的“检察”一词，并非直接源于英文和法文。

19 世纪晚期，东西方法律交流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其国内学者对域外法律著作、法典等进行翻译。日本学者对域外法学的翻译和借鉴，对中国同西方之间的法学交流起到了重要影响。在 19 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学者对西方著作的翻译逐步传入日本，这对日本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起到重要推动与影响。至 1880 年代末，日本开始摆脱对“中译本”的依恋，而转为自己独立输入和吸收西洋的法律知识与文化。日本明治十三年（公元 1880 年）颁布了《治罪法》，该法由日本聘请的法国巴黎大学教授“波阿索纳特”仿照“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制定，该法明文使用了“察官”的称谓。

“察”为日语中“检察”的书写方法，日文“”字同中文“检”字的古汉语形式“”字很相似。这与早期日本文字对古代汉字的借鉴和模仿，有极大关系。在日本，检察官被称为“事官”，检察制度被叫做“事制度”。“事”最早是一个官名，在日本元正天皇统治下的养老五年（即，公元721 年），天皇曾把辅佐在京畿进行弹劾违法奏上的“摄政官”改称为“事”。在明治维新日本借鉴西方检察制度时，便将这种域外的制度“定位”为“事”制度[18]。公元 1887 年，作为参赞出使日本的中国人“黄遵宪”，完成《日本国志》一书。该书将日本明治十三年颁布的《治罪法》全部翻译，并加以脚注。原文中除夹杂以个别的日文“片假名”之外，条文里名词几乎全部使用汉字。例如，《治罪法》中的“察官ノ起诉”，转变成中文为“检察官起诉”。这可能是有史料可考的第一次，将汉语“检察”同日文“察”相连接[19]。

有学者指出，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即1906 年9 月，军机处、法部、大理院会奏核议大理官制折中，沈家本认为：“司直官称，亦源古制，惟名义近于台谏，拟改总司直为总检察厅丞”。即，官称要参考中国古代已有的吏制名称，也要斟酌国外司法制度的实质，取名“检察官”为宜[20]。为此，中文“检察官”之表述来自于，沈家本对英文“public prosecutor”之翻译，其中，既揭示了西方检察制度所蕴含的“指控”、“监督”的内涵，又传承了我国封建社会御史制度“纠察百官、监督狱讼”所蕴含的“监督”内涵，可谓“神来之笔”[21]。

对此观点，本文并无批驳之意，只是将相关资料和疑问置于其中，留待专家和理论者进一步理清与解决。首先，从词形上来看，日文“察官”一词出现于1880 年，而沈家本的表述为1906 年。在此期间，“黄遵宪”已经完成《日本国志》，并将日文“察官ノ起诉”，转译为中文“检察官起诉”。那么，中文“检察官”的构词形式肯定是早于 1906 年。为此，沈家本采用“检察官”词语的表述，究竟是直接通过翻译英文 public prosecutor，还是源于直接对日文词语的借鉴，现有的历史资料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答。其次，对于沈家本将英文译为“检察”的缘由，主要原因是基于“检察”一词揭示了检察制度“监督”之内涵，为此，实现了权能意义上“御史制度”与“西方检察制度”的对接。但是，有关沈家本翻译“检察”一词的具体理由和原因，并没有充足的历史资料证明。最后，清末《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法院编制法》等法律的内容和体系，表明当时的检察制度设定仿照的是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特别是对日本的借鉴。那么，基于路径依赖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