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琳：佛教时代何以到来

我们今天在谈佛教和文化的关系的时候总是抱着这样一种诉求，希望佛教能够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化主流，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成为一种公共资源。这里的问题是，属于佛教的时代是否可以期待，它的来临有什么样的必要条件？其出场方式和启动点又将是怎样的？从佛教自位和他位两个方面来进行观察，这些问题的解答或许能够找寻到一些有益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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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位，就是 "拥有自身的意义解释系统"，呈显事物内在性，这个内在性是以主体性彰显本位性的立场。本位性是对自在性----自我本质性的自觉，主体性是对自为性---以自己作为目的的自主承担。内在性要求以事情自身作为根据、原则和出发点，展现自身的本质和价值，成为独立的目的性存在者。自在才能自为，本位性是根本，没有本位性，就谈不上主体性，也就没有自主自决的独立性，而失去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可能性。

从自位观察，佛教目前的状况是，在没有政治民主化所支撑而形成宗教社会化的生态环境下，由于缺乏拥有完整权利的制度保障，又缺乏身份确认产生的正法意识，佛教基本精神遭受到严重的侵蚀，僧众基本成为"三无产品"，即没有本位意识，没有信仰自信，也没有社会承担，佛教的本位性和主体性严重缺失。

佛教本位性的坚守是作为自身目的的独立自我，为维护正法、为圣道道义而在所不辞的僧格养成。目前，中国大陆佛教界缺失本位性的最大表现就是媚俗---对现实世界丝毫不敢说不：僧界在政治面前抬不起头，在科学面前抬不起头,在文化面前抬不起头，在一切世俗的东西面前抬不起头。僧格沦为yes-man人格，其在思想方法上是以世俗共业平台所摄的人本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来注解圣教。而以非佛教性诠释佛教，这就从根本上消解了圣教性，堕入"世俗主义"的泥潭。"人间佛教"采取的就是这种世俗主义的思想立场。"人间佛教"的危险性在于割断究竟与方便的联系，离开出世间性的根本，以人间性为佛教定性。被人间性所定义了的佛教，具有脱离根本智而独大的"方便力"，于是就为世俗主义打开了大门。缺失出世的本位依归，法不正位的"人间佛教"，必定会偏离把解脱觉悟落实于人生、践行菩萨道的"人生佛教"宗旨，滑向以人为尺度测度规范圣教的"人愿佛教"，最后导致异化为出世性消解、人欲泛滥的伪佛教。从把人提升为佛而蜕变为把佛拉低到人，"人间佛教"实际上行的正是佛教上的修正主义，终将使佛教的圣道性遭致彻底解构！

没有本位内在独立的存在自由就只能有依附性, 首先是依附权力，委身权力。长期意识形态的打压歧视，致使僧位遭到严重扭曲。僧界政治敏感度极高，上下个个成为政治动物，政策水平决不低于政工干部，他们紧跟形势，配合政策需要，亦步亦趋，以宗教为政治"服务"。

其次是依附金钱。如果说台湾的"人间佛教"把佛教玩弄成了世间法，是因为佛教精神住持有所缺位，慧力不胜，度人溺水，而大陆版的"人间佛教"行的却是道地的世间法。在"人间佛教"名义下，寺庙普遍地和当地政府、利益集团绑定在一起，寺院经济遍地开花，红红火火，为僧团带来滚滚的世俗利益。长袖善舞，如鱼得水，出家人俨然成了名利场上与权贵周旋的高手，佛教则被膨胀的商业利益陷于不义境地。

失去本位，既不能有所坚守，也不能有所承担。佛教作为信仰，内涵了提供生命教育、实施心灵救助、解决神圣需求的主题，而体制佛教则限制了这种主体性的发挥。体制佛教的建制难以和社会进行有效的相互建构，教育空洞化和信仰私密化的供给方式，使佛教资源难以满足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神圣化需求，更遑论以信仰推动对社会的整合。佛教还不能够把自身合理化为一个自为的主体，作为共享的文化资源在社会公共空间进行自己的活动。

佛教主体性困境更在于今日僧界己地被权力和金钱严重腐蚀, 热衷经忏，不闻经教,戒律松驰，加之在普化层面与时代精神脱节，与普世文明疏离，知识素养较低，自身功能认知模糊，更匮乏道业和文化的责任担当。 已经整体没落的僧团，仅仅承载着表法的形式合理性，实不足以为众生依怙，不能被期许承担更大的价值责任。

佛教在广大信众那里，同样是一幅吊诡的"末世"景象。虽然"法会"泛滥，香火旺盛，但热心与"名僧"做贿赂交易者多，发愿学佛做佛者少，和佛教结缘、乞求人天福报者多，以解脱觉悟为趣求者寡，发心明利、具足正见，勇猛精进于菩萨道者少之又少。与遍处白话佛经相对比的是，解脱觉悟之道已经变成廉价的心灵鸡汤；与盛极的偶像崇拜背反的是，佛教大乘精神的失落。为蒙昧主义所笼罩的居士界，热衷计量祸福、计较功德，自甘边缘人，只在来世天堂和现世福报间纠结，少于社会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正义感缺位的佛教是被当做躲避现实，麻痹自我，逃避责任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血腥的暴力面前失语，在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前"无为"沉默，每当严重的社会群体性恶性事件暴发，居士们都会表现出"超绝"的"定力"和"境界"，但就是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良知、善和慈悲------鸡汤化糖水化的"人间佛教"已经把残酷的现实世界粉饰得"岁月静好"，冷漠消极的"报应观"已经把不公不义的社会完全合理化，平庸之恶使大乘的批判和超越精神消解于无形！无疑，这个群体实际扮演着邪恶势力最为忠实的拥趸者，是最可放心的"和谐"力量。阿弥陀佛，难道他们能中上天堂的大彩吗？

在意识形态和世俗主义的霸权下，中国佛教还能否站起来，还能否具有自己独立的尺度，自己独立的判断，而不成为科学的附庸、市场的附庸、政治的附庸，或是其他什么的附庸？抑或在"人间佛教"的指引下，放弃自己的本位坚持，倒向共业平台与世俗社会全面接轨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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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位，是事物外部观察视角，呈显事物公共关系性。这里，对佛教判摄的他位理解，是要把佛教放置在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构成的公共空间里，关联地考察其出场方式，以综合性地把握和判断其可能的启动点和启动时机。只有以自位的内在意义为依托，而作为公共文化登场，佛教才有真实的启动。

然而，我们今天谈论佛教的方式，却总是把它和传统文化关联起来，似乎离开传统文化就无法为佛教的合法性提供辩护。那么，我们要问，在当代中国，传统之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应当如何理解传统文化之于佛教的意义？传统中国的价值原理是否依然能够、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继续成为现代中国的价值原理？

在我看来，传统并不具有至上的权威性。人类既往的历史无非是业感相袭、共业所成，所执性的传统是把这种业习凝固封闭在特定时空的虚妄存在，根本不具真理属性，反倒是需要被加以对治的无明杂染。奉行传统至上主义，让已然的历史告诉未来，就是让未来归于历史，这样就取消了未来。

佛教的胜义价值是要在超越历史主义、传统主义之上建构觉悟之道，为人类的未来开启全新的境界-----以缘起性的传统所具有的无限敞开性昭显如其本然的实相境域，打开走向未来的进程，而不是延续历史的轮回。这就使佛教成为最为彻底的革命性力量，以对现实世界永不妥协的否定和批判，打破共业宰制，从共业缠缚的传统当中解脱出来。因此，传统既值得绝对尊重，也值得绝对藐视。

马克思当年论述世界历史，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地方性的问题都已经变成世界性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不再是自身单纯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的问题，而是中国要融入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世界性的问题。过多强调民族文化、传统价值的特殊性，就会把自己和世界对立起来，回到自我孤立、自闭保守的状态。

如果佛教还要在传统文化的名义下去证立自己，还要用传统文化来为自己"正名"，以民族性、地方性的文化来自我定位，以传统文化的身份出场，那就说明佛教还没有和世界真正地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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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佛教的本位自觉和主体意识，自位失位的思想根源，在于不能对佛教有自位观待所产生的正确认识，理解到佛教的不共特质和独特价值是本然、应然和实然的普世真理 。

佛教认为一切事物都没有自性，而无自性性才是万法的本然实际，是普遍的法界真理，也是走向解脱觉悟的应然的价值原理。

凡夫之所以是凡夫，就在于凡夫仅仅只能看到现象界的自性差别，而看不到自性差别背后的平等无自性性。只能看到所执性的差等分殊，看不到缘起性的分殊差等，看不到差等分殊背后存在着一个没有差等分殊的本然实际，更看不到无差等的本然性对有差等的现实存在者的第一性的意义。

佛教的一切实践就是应然地要把这个本然真理实证为实然的实相境界。因而，佛教提供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胜义性的普世价值，既是东方的，也是世界的，既属于传统，也属于现代和未来。

我们思考问题不得要领之处，往往在于忽视这种深刻而普遍的胜义真理----不能跳出所执性的世间定在去看待事物的缘起，不能透过存在者的差别，看到事物的平等空性。不能从超越性的普遍心性、普遍道义、普遍真理去认识人性、文化和传统，不能把佛教的普遍真理当作最高价值原理和最高目的去追求，而过分强调和夸大文化和价值的独特性，把自己的文化贬损降格为缺失共同普遍性的特殊主义、相对主义的存在，这是失却本位正当性的必然结果。

所执性差异只能造成永远无法消解的对立性。拥有普世文化，消除文化壁垒，才能与世界平等交流对话。人类只有超越民族、历史、文化、信仰的狭隘立场，去把握胜义性的普世真理，分享这个伟大的精神价值，才能理解到东方人和西方人并没有根深的特殊性，人类共同的胜义价值追求终将克服差异分歧的一面。只有打破故步自封、以邻为壑的狭隘保守意识，变冲突为合作，在胜义善法上互相增进，和平才有希望，人类才有可能得救。

树立法界意识，坚持人类的共同存在性，把观念的本然普世价值践行为实然的普世价值，既是对东方话语也是对西方话语的超越。只有在超越的层面上进行中西对话，古今对话，才能化世导俗，引领历史，承负起世界责任。

他位错位的根源在于没有认识到佛教的胜义普世性是一切世间法的根本所依。过去我们对文化理解的不到位，就是缺乏以胜义普世性为依归的超越的大文化历史观，总是把文化的显性形态当做文化的全部，把传统文化的某些构成部分当做传统文化本身，没有把文化作为一个结构性的整体，理解到胜义普世性在这整体架构中的奠基性作用，抹杀了文化具体的历史表现形态背后所支撑的普世的文化精神。当我们把文化理解为表相层面的定在时，文化就变成了保守封闭的死传统，而失去自我再造，融摄其他文化的功能作用，那么这种文化传统对于当今的时代就没有任何意义。

传统文化不能完全从特殊文化形态来理解，应当更多地从人类历史的普遍深层结构来透显。其实宗法封建制的具体创设背后也蕴含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意涵。透过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的语境，关注传统背后随顺胜义普世性的内涵，开显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正当性，就是对传统的批判性继承。

佛教对中国文明的贡献，不仅是对儒家和道家的重塑，促使他们形成了义理形态的本体论，和践行的心性化路径，更在于把慈悲和智慧的根本文化精神输入给了显性文化，以其独特的结构性地位，深深嵌入和渗透在显性文化中，并以隐在的秩序规导着、维系着中国整体的价值体系。

其实，胜义价值始终作为历史因果的终极目的而存在。文化发展都不能脱离隐序对历史的摄持作用。文化出问题，都是对胜义价值的脱序。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儒家的纲常名教，还是法家的严刑峻法，无论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还是狭隘的保守主义都是失去了胜义普世性制约之后的文化价值的歧出异变。

传统文化之于我们的意义就在于对它的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