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主义”的两个面相

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新文化运动可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关于这场社会思想运动，学界通常将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作为开端，又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高潮，但是很少有人对它的“终结”给出明确的时间界定。近百年来，围绕这场运动而展开的争论可谓是喋喋不休，上个世纪90年代，李泽厚先生打出了“告别革命”的大旗，矛头直指清末民初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思潮，新文化运动自然也在其中之列。几乎就在同时，朱学勤先生也通过对法国“道德理想主义”的反思表达了自己的反激进主义观点，而林毓生先生则在此之前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对五四反传统主义的批评，认为它犯了“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的谬误，把具体事实扭曲化和简单化，因此，没有思想资源可以对其“意蒂牢结”式的全盘否定传统运动做出批评性的检讨，最终才走向了失败。很显然，以上三位学者都在某种意义上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底色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针对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质疑和责难，袁伟时先生将其概括为三条:(1)新文化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根源；(2)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想是无政府主义；(3)新文化运动导致极端思潮泛滥和国民党专制体系的建立。但是他认为，以上观点都不能成立，新文化运动与文化革命是背道而驰的两种文化，文化革命的源头是义和团运动（它们的文化基础都是迷信和排外），而新文化运动继承的是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其基本精神就是呼唤自由、法治、宪政和理性。无独有偶，资中筠先生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在主要力量、方向和客观效果和言论空间等方面都是完全相反的，它并没有倡导集权和专制，五四精神不等于暴力革命，更不通向斯大林主义。由此不难看出，围绕着对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评价，中国学术思想界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对立，而其中的一个焦点争议就在于如何来认识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不仅事关对这段历史本身的评价，还涉及到对当下中国社会思想现状和未来前途的认识，因此亟需对其进行更多的理论思考。

一、中西文化论争中的“激进主义”思潮

自秦汉到清末，中国虽然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王朝政权更迭，但是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从未真正消退，一种特有的“天朝心态”塑造了他们对“中外关系”的认识模式。这种情形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能量促使中国人被迫重新定位自身与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李鸿章所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隐含了他们对这个新时代的基本认知，而“中西文化论争”也由此而起。关于中西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中国人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首先是主要关注器物技能层次的转变，其次是对政治制度层次的改造，最后转入对思想行为层次的深刻反省。梁启超先生在1923年所作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曾深刻地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的时间，比较的很长…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一场政治革命获得了胜利，民主共和国体制诞生，但是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还远不能适应这种体制，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被发动起来，它是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改革的最后一个环节。

在新文化运动被中国知识分子发动起来之后，围绕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思想界产生了至少三个基本阵营：中国文化优越论、中西文化调和论、全面学习西方文化论，其中最后一种观点通常被视为文化变革的“激进主义”观点。经过几轮回合的交锋，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逐渐占据上风，激进主义的文化变革观点也得以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广泛地流传，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陈序经先生明确提出“全盘西化论”，围绕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论争被再次推向了高潮。至此，“全盘西化”似乎业已成为激进主义文化变革观点的代名词，针对这一概念，陈序经先生曾分析指出：个人主义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西化”的中心内容就是要引入西方社会文化中的个体主义原则，但是“在孔家思想统治之下，中国决没有法子去产生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没法子产生，中国文化的改变，至多只有皮毛的改变，没有彻底的主张”。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一方看来，由于中西文化在核心价值观念上的对立，二者很难进行折中与调和，而中国若要尽快走向现代化，自然必须全力学习和接收西方的现代文化。关于此，甚至连一度犹豫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梁漱溟先生也坦然承认，中西文化精神之间互不相容，对它们二者的调和自然也是很难做到的。

作为对陈序经的呼应，胡适先生撰文指出，“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显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先生也位居文化变革的激进主义者之列，而其背后的思想依据应该就在于他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强烈愿望和中国传统文化惰性的切身体会。刘再复先生说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是社会结构的大转变，方生方死，新旧冲突，千头万绪，但是其中最核心的是作为文化的深层价值观的转变”，而这种价值观念具有天然的稳定性，绝非轻易可以发生改变的，因此，思想观念的争论不管是何等的激烈，文化的变革程序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真正激进”的程度与形式，从此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文化变革观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至少不会有多少明显的危害。当然，思想观念领域的激进情绪也很容易转化为实际的社会与政治行动，伴随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底色确实也开始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很多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转向“政治参与”并背离了最初的理想，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在此可以暂且搁置，待后文再做详述。

鉴于文化变革固有的“非激进”属性，新文化运动尽管表面上看似轰轰烈烈，但实际的效果却十分有限，除了一批知识青年深受启发之外，广大基层民众的思想观念还继续停留在传统的状态。袁伟时先生在与杜维明先生的对话中尖锐地指出，“新文化运动后，官方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以儒学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即使是1949年之后，表面看来好像不提倡儒学，实际上不但用革命的词句培育和发展盲目的民族自大和封闭，而且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很多很糟糕的东西…作为封建遗毒的儒家传统，经过好几代人批判还在发挥消极的作用，这表明想要消除它并不是那么简单”。 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也依然活跃在中国学术思想界，最典型的例证应当就是在1935年初，何炳松、王新命、章益、陶希圣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响应民国政府的“崇儒”执政理念。这都深刻地说明，中西文化论争中的激进主义思潮有着充分的社会事实依据――他们的新文化倡导与宣传如此之“激进”，尚且难以撼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若从开始就采取“折中调和”的策略，其社会效果自然就更加微弱了，相信，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性的结论。

二、从文化到政治：“激进主义”的滑落曲线

前文提到，1919年之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底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这场运动便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这应当是中国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林毓生先生将1919年之前称为早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阶段，而将1921年之后称为左翼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思潮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并明确指出，弘扬五四精神就是要恢复早期五四的目标和诉求。同样，朱学勤先生所说的“两个五四，两种参与”指的也是这种区分，他认为，在1919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实践的方式是从文化切入进行社会批判，而在1919年后则是直接从政，卷入政治现实。从很多学者对新文化运动的这种“时期区分”可以看出，他们大多都认为，文化变革的激进主义思潮进入到政治领域之后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文化革命等极左政治悲剧的源头就可以追溯到这次“转变”的发生。那么，“激进主义”为何会在这个历史时期从文化领域转入政治领域呢？本文总结认为，它背后主要隐藏着三个方面的关键性因素。

（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思想界充斥着进步主义的文化气氛，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报以很高的“学习”热情，以严复先生为代表，他们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并广泛传播。但是正当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俄国又发生了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欧美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中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某种信任危机，其中有很多人开始转向对西方非主流社会思潮的关注，如国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李泽厚先生认为其背后隐含着“救亡压倒了启蒙”的思想演变逻辑。周纵策先生的研究发现，1920年之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分裂，出现了社会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对峙，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者曾经数度试图进行政治改革，但是均未成功，因此，社会政治激进主义思潮开始膨胀。金观涛先生通过对“观念史”的研究也发现，《新青年》知识群体放弃自由主义，与他们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寄望的幻灭、中国学习共和政治的失败，以及学生运动改造中国的期望都有关系。因此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激进主义之所以从文化领域转向政治舞台，首先是受当时政治与社会形势的促动，当文化的变革难以应对时局之需，新的尝试必然要登上历史舞台，这几乎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转变过程，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化运动的基调很快就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二）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化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伴随着国家民族利益所受侵害程度的加深，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普遍产生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主义情绪，他们特别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救亡任务，因此极力寻找“短平快”的对策。邓晓芒先生分析指出，知识精英们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了一整套的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就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总是特别关注表面的“轰动效应”，因此走向了大众崇拜甚至愚昧崇拜的不归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由此被“救亡”压倒。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西方自由主义显然难以成为他们的思想良药，很多知识分子逐渐开始接纳西方世界新产生的各种反（古典）自由主义的激进思想。邵建先生深刻地指出，鲁迅虽然追求自由，但他的自由是“一”个人而不是“每”个人的，这种个人主义受到了两种思潮的侵染，一是超人哲学的唯意志主义，一是“安那其”哲学的无政府主义，因此，他的个人是与众人对立的个人，自由又是与法制对立的自由，使他无法不远自由主义而去，而他的这种不宽容态度必然导致产生这样的观点：“改革最快还是火与剑”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激进主义思潮从文化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化过程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还可以说，正是由于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脱离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转而投靠无政府主义等反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并将本来占据主流的自由主义“边缘化”，才是这种转变发生的最直接动力。

（三）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亲和性

在激进主义思想从文化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的过程中，马列主义思想迅速获得广泛传播，吸引了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加盟”，并且还伴随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针对这一历史事实，不少学者都认定，这是新文化运动的自发演变结果，但是另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又是：在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