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昕：选拔和任用高级领导干部的专业性取向

大学校长从政预示高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新取向
2015年以来，一批大学校长被直接任命为我国政府高级官员，比如，清华大学原校长陈吉宁担任环境保护部部长、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侯建国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怀进鹏分别担任科技部副部长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等，尽管大学校长担任政府高级官员在我国早有先例，并且近年来也并不鲜见，但这一轮新的任命仍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传统上来看，大学校长进入政坛担任高级官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我国的大学以及大学的校长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有行政级别的，并且各级政府在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时，一直将大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候选人来源之一。但最新的这一轮大学校长入职政府部门的现象不仅在时间段上发生得更为密集，而且时机也更为特殊，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在选拔和任用政府高级官员时，比过去更加重视候选人的专业背景、科学决策能力以及新型领导力。不仅如此，这很可能会成为我国在今后一段时间选拔和任命高级领导干部的一个新取向。
对高级领导干部的专业背景方面的要求，主要是指这些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干部在自己分管的业务领域中，应当具有足够广泛而深厚的知识背景、专业经验以及开阔的视野。而科学决策能力方面的要求则意味着，这些高级领导干部在需要做出决策的时候，一方面要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支撑；另一方面要了解科学决策的方法以及科学的决策程序，从而避免不按科学决策的要求随意做出决策，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至于新型领导力，则是相对于我国政府机构传统的以行政职务或行政级别为基础的领导方式，它强调高级领导干部必须能够在所领导的组织中形成明确的使命和愿景，建立明确的价值观，并且能够激励所属的政府工作人员为此履行组织使命并达成愿景而积极主动地努力工作。

新取向的国内外背景因素
当前，我国政府之所以对高级领导干部提出专业背景、科学决策能力以及新型领导力三个方面的要求，主要是由我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决定的。
从国际上来看，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进步，国际形象发生了很大改变，我国政府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变得更加自信。然而我国的崛起日益带来世界格局的改变，一些老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方面与我国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崛起保持警惕，甚至出现了“遏制中国论”。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我国政府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就需要有一批在相关业务领域中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相关背景，同时又有科学决策能力和开阔的国际视野的领导者，这样才能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因此，提高高级领导干部的专业化水平和决策能力等是改变国际社会对于我国政府乃至我国国家形象认知的需要，同时也是党和政府带领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以及全球社会的需要。
再从国内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对我国高级领导干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社会财富总量大大增加，各项基础设施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的跨越，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伴随经济增长产生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以及贫富分配不均等很多社会问题。可以说，我国在未来十年中面临的国内社会环境将会非常复杂，潜在和明显的利益冲突非常之多，政府需要解决的很多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复杂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纠正在前期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对过去忽视的一些重要社会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不能把中国带入一个法治化、规范化且可持续的治理模式，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基本的专业知识背景，没有能力做出科学的决策，并带领所属部门工作人员贯彻实施所做出的决策，则无法胜任岗位对他们提出的新要求。
其次，随着反腐常态化以及大量的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代进入公务员队伍，政府公务员队伍的管理也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是否能够借鉴企业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经验以及发达国家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和管理实践，缔造一支专业、高效、廉洁并且有着强烈的公共服务动机、强烈的使命感和荣誉感的公务员队伍，对于我国政府未来的执政能力是一个重大考验。而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所做的相关努力，用人部门的领导干部对于这样一支公务员队伍的选拔、使用、激励以及保留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与公务员管理有关的各项法律和规章制度限定的前提下，一个部委或一个政府机构能否形成一支积极主动、廉洁自律、高效专业的公务员团队，能否塑造良好的组织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者的领导能力。当前和未来需要的这种新型领导力与过去那种基于行政级别或职务而实施的领导有着本质的区别，它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能够通过使命、愿景和价值观来对所属部门的公务员进行激励和引导，关心这些公务员对职业生涯发展等的正当需求以及对高层次领导力的期待，而不是将所属公务员仅仅视为帮助自己取得政治成功或职业发展的手段。随着很多“80后”已经开始在政府中担任重要岗位以及“90后”陆续进入公务员队伍，政府高级官员必须不断适应新形势以及新公务员队伍的变化，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的领导力。

大学校长的三大特点及其满足的从政素质要求
大学校长进入政府机构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现象就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发生的。这些大学校长往往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优势。
这些大学校长就职的部委与其所从事的学术领域具有很高的相关性。比如，陈吉宁在担任环保部部长之前，在清华大学从事的就是环保领域的相关研究，曾任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主任，同时担任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环保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其在专业方面的背景和权威性很强。而怀进鹏在担任工信部副部长之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事的也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除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外，他还担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863”计划计算机主题首席科学家、国家电子政务试点示范工程总体组组长、国家电子政务标准化总体组组长等职务。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侯建国也长期从事物理化学领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利用高分辨率扫描隧道显微镜研究单分子特征和操纵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国内外各专业机构中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当这些人进入部委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时候，他们的专业背景对于他们将要从事的政府管理工作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也能够赢得所在机构广大公务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认同，这对于他们开展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利因素。
大学的管理尽管有与政府部门相似的一面，但大学校长毕竟不同于普通的政府官员。他们在大学中管理的对象主要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专注于所在的学科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他们的主要理想是在所在专业领域中的学术研究取得更大的突破，而且很多人都有国外学习或访问的经历，对担任行政职务并没有太大兴趣。因此这部分人相对来说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不盲目服从于行政领导，因此会对高校的很多政策以及管理制度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校长很难完全依靠自己的行政地位得到全体老师的认可，他们在做出与教师和学生有关的决策时，通常必须遵循相应的决策流程，尤其是倾听老师们的意见，尽可能保证所做出的决策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站得住脚，否则即使是做出了相关决策，也很可能会受到老师们的批评甚至是抵制。大学校长们在大学中做出各项管理决策的经历，对于他们在政府机构中的决策实践无疑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在决策方法和决策程序的科学性方面有机会做得更好。
此外，我国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与国际上其他大学包括顶级大学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很多大学校长与国外的大学领导人以及学术带头人之间的交往也不断增加，这些大学校长本人甚至在国外拿到学位或者至少有在国外访问进修的经历，此类机会和经历促使很多大学校长对中国的大学教育不断反思，并在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和学习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优秀实践，在本人的职权范围之内探索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仅如此，近些年来，高校教师甚至学生对外交流的范围和深度也在不断扩大，这些教师和学生在国外感受到国外大学的先进办学理念以及办学方式之后，也会对国内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式指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大学校长们对于这样一些意见和建议往往也需要作出回应，而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此，在高等教育体制不断改革以及与西方高校不断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学校长们也在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思想观念以及办学思路，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新型领导力，以顺应高校师生对更为开放、透明、自由、规范的高校管理氛围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些大学校长过去一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而且此前一直在大学中担任管理和领导职务，因此，他们较少沾染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可能形成的一些不良习惯，政治关系也相对简单。因此，他们进入政府部门之后，有利于将高校工作中的一些好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带入政府机构，同时有利于发现政府中的传统观念或习惯性做法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一些相应的改变。

正确看待大学校长从政及政府高级干部选拔任用的新取向
当然，对大学校长从政现象应当正确解读，不宜从表面上简单理解新一轮的高级领导干部选拔使用方向。
当前的大学校长从政现象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大学校长都适合到政府部门任职，也并不意味着大学校长将会大规模到政府部门担任高级官员。在从大学校长中选拔人员到政府担任高级官员的问题上，专业知识和背景并非唯一的考量因素，同时还需要对大学校长本人的决策能力、领导能力等进行综合考察，确定他们与政府职务之间的匹配度。此外，目前从大学校长位置上直接担任部长或副部长等高级领导职务的这几个人，基本上都是理工科背景，所就职的政府部门与他们原来从事的研究领域相同或接近，而且他们空降的政府部门基本上是对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教、科、文、卫等部门，其他部门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但从未来来看，不仅上述这些部委，涉及土地管理、能源、建设、金融、法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很多其他公共管理领域的政府部门，可能同样需要获得一些具有专业背景且条件合适的专业人士来担任相关部门的高级官员，这些人未必一定是传统理工科意义上的专业技术专家，他们也可能是法律专家、金融专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或者是公共管理领域的专家。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不仅大学校长，一些大学教授也可能会到政府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并且在任期结束后回到大学继续任教。大学校长人数毕竟有限，选拔有专业背景、具有一定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能够适应政府工作且愿意为政府工作的大学教授到政府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在我国同样具有可行性。政府阶段性地利用大学教授或科研人员的深厚专业知识背景为自己服务，然后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未来的职业发展，要比让他们完全转入政府职务系列，永久性地脱离教学和科研一线更好。但我国在这方面的创新也刚刚开始，如何形成一种制度化的设计，是今后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
政府在选拔任用高级领导干部时更多地关注候选人的专业背景等因素，并不意味着今后政府在选拔和任用高级领导干部时，仅仅选择大学校长或者大学教授。相反，绝大部分政府高级领导干部还是会从下级政府官员中选拔，但在今后的高级官员选拔任用过程中，更加重视政府官员的专业素养无疑会成为一个重要取向。过去，我国政府在选拔任用高级领导干部时也会对干部的专业背景加以考虑，但在很多情况下，更多地考虑的是领导干部的资历以及管理经验，对于个人与拟担任职务上的专业匹配度考虑不多，这就造成很多高级领导干部担任的职务与其过去的学习和有积累的工作领域之间缺乏明显的联系，这种情况也造成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对政治的关心多于对业务的关注，在角色中更多考虑的是政治力量和各种因素的权衡，而不是专业的要求和真正对国家和社会有利的做法。而将来在高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中更加重视专业性的做法，无疑会鼓励大部分政府官员更加重视本职工作，努力成为本领域中的专家，而不是每个人都争取成为具有多领域适应能力的多面手。由于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将会在政府的各个领域中进行深入的改革和制度设计，因此，培养一大批在本领域中具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知识和经验的高级领导干部就显得至关重要。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