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官与业：漫谈为官之道

内容摘要：官乃众业中之一业，它是指超越私的生活层面而运用公权服务民众和国家，促进民众追求生存、自由、幸福和推动国家富强、文明的职业。官业是世界上众业之中最难做且责任最高风险最大之职业，如果社会将从政当官看得很容易，并且人人都渴望从政当官，只能说明官业本身出了问题，这就是官业的有权无责和谋财无德。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使其权责统一，其具体途径就是实施权力制度与道德的重建，实现法与德的统一与互补。

关键词：官业 有权无责 群己权界 法德互动

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甚至使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腐败"，既是中国古代政治形成的顽强传统，也是中国现代政治的一个特点。同样，反腐败，既是中国历代政治的高调唱词，也是现实政治的一种治理方略。自199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始，新时期的腐败运动就拉开了序幕，但是越反腐败，则腐败越普遍化，由此形成全社会一方面痛恨腐败，另一方面，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机构，一旦有机会，就自觉地腐败起来。更重要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腐败到反腐败再到渴望腐败的发酵过程，探究热衷权力、向往权力关机的社会风气和公务员考试热潮形成的真实社会心理动机，就可以真实地感受到这一渴望腐败的发酵机制是在以怎样的方式高效运转。正因为如此，十八大以来，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作为党的工作的重心。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就是完善权力制约制度和重建优良政风。完善权力制约制度，就是"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具体地讲，就是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重建优良政风，就是坚持纠正一切形式的不良政治风气，"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完善权力制约制度，就是健全权力制约权力和权利监约权力的政体制度；而治理不良风气，重建优良政风，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建以民权、民利、民智、民德为取向的政治道德，具体地讲，就是重建社会主义官德。

1、制度好坏与为官优劣

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出现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两极分化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政府，当然包括由我们党和政府直管下的新闻媒体，始终坚定不移地利用各种方式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好制度的优越性，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民众，却在更多的时候冲着这个社会骂娘。面对这种认知的分离现象以及由这种分离现象所形成的情感表达的不同价值取向，其实十八大报告做了最充分最精辟的概括：

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2]（PP5-6）

仔细阅读十八大报告的这一段文字，我们应该领悟到一个道理，当然这个道理首先应该是一个事实，即好的制度并不一定能够造就出好的社会，坏的制度也未必不能培育出好的社会。其个中原因在于：制度本身是静态的，它要发挥功能，需要机构对制度的运作，更需要人去运转这些运作制度的机构。因为，制度的实际功能的发挥，最终落实在人身上。运作制度的人好，好制度不仅能充分发挥出好的功能，而且还可使本原就好的制度更加完善、完美，不好的制度，也因为好人的运作而不断得到修缮而最终变成好制度。反之，如果运作制度的人不好，或者变得很坏，再好的制度，一旦运作起来，也会变成最坏的制度。

由此不难看出，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创建好制度当然是重要的、根本的，但运作制度的人却更关键。

运作制度的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官。好官，可以将不好的制度变成好的制度，可以将好制度变成完美的制度，不好的官，可以把最好的制度变成最坏的制度。"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3]（P526）毛泽东对制度与干部或者说对制度与官之间的辩证关系，言简意赅地把握得最准确，谈得最到位：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选择与确立，决定了政府官员的选拔与任免标准，但政府官员的作为，最终决定了制度走向实践之途的根本取向和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十八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高度概括出尚存在的不可回避或不可忽视的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不完全是制度问题，因为从整体上讲，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优良的，而是与政府官员的实际作为关联，但由其政府官员们的实际作为所形成的如上各方面的社会问题，却导致了民众对制度的另番感觉，由此使制度的形象遭受不应有的损害。因而，社会主义好制度，更需要好官，更需要所有的官都成为好官。

2、官乃社会之最难职业

好制度需要好官。什么样的官才是好官呢？要对官做出"好""坏"的定位或评价，首先得从理解"官"字入手。"官"字，其篆体 ，从 、  。《说文解字》解："官，吏事君也。"意指通过脚踏实地的实做而服务君王的人。脚踏实地的实做什么来服务君王呢？"官"字本身给出答案：  乃"人"之变体；而 " 、犹众也。 不训众，而以 覆之，则治众之意也。"所以，通过治理民众来服务君王的人，就是官。进一步看， 字乃上下结构，上为"人"，下乃"众人"。由上而下，形成"治"。"治"者，其基本语义⑴管理，如 "法者，治之端也。" 《荀子・君道》；⑵与"乱"相对，即有秩序，安定，如"天下之生治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⑶治理、整治；⑷研究，如治学；⑸惩处、扑灭。因而，官者，即是通过管理来使社会有秩序，使民众生活安定。

凡管理，无论是在古代意义上讲，还是在现代意义上论，其实都涉及两个方面，即人和物。管理就是使人各得其位，使物各归其所。

使人各得其位，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问题。首先，人始终是单个的个体，使人各得其位，实际上就是使人人各得其位。使人人各得其位，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其各得其位的"位"，就是位态、位置，前者是指人的存在姿态，在群化的社会里，人的存在姿态当然需要安排，这种安排需要制度发挥其功能，但制度安排人的存在姿态，绝不能按照官的意愿或政府的意志来进行，而只能是由人的自身本性为导向，即人的存在位态是指人按照自己的本性的要求而生成，并通过制度而得到定格。所以，制度安排使人人各得其位的首要前提，是尊重人、尊重人性、疏导人人按其本性来确立自己的存在位态，官和政府不是能任意地安排人的存在姿态，这是治的关键问题。后者是指人的生存位置，即按照各自确立的位态而作用于现实而获得其应有的生存位置，比如你是一个农民，或者你是一个教师，或者你是一个政府官员，其所获得的生存位置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决定了你必须为此而"安分守己"。"安分守己"一直被视为是一个贬义词，但它在实际上却是一个中性词，意即安于本分，谨守职责。因而，人人各得其位的最终生存论表述，就是人人安于本分、谨守职责。这是治的核心问题。二是人人以什么准则、原则、标准而各得其位？比如是以平等的方式或不平等的方式，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以什么准则而使人人各得其平，这构成了治的实质问题。其次，人始终是一个需要资源滋养才能生存、才可存在的个体生命，因而，使人各得其位，不仅涉及利益问题，更涉及权利问题，还涉及到责任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讲，使人人各得人其位，就是使人人在利益、权利、责任等方面各得其位，具体地讲，就是使人人能够"合法期待"并平等实现"道德应得"[4]（PP263-272） 。

由此来看，使人各得其位，其实是很难的。但是，使物各归其所，同样不容易。因为凡"物"，在自然状态下，它没有所属性，一旦它进入人的视野，比如进入一旦进入人的认知视野、生产劳动视野、分配消费视野、它就必须具有所属性。物一旦要进入所属性领域，所有的麻烦都来了。因而，要通过管理来使物各归其所，不仅牵涉出物的所属性问题，更牵涉出欲望横生的人来，并且更涉及到每个人的所有实际生存问题。所以，使物各归其所，成为比使人各得其位的难题更难的问题，因为在"食、色，性也"的人本要求中，食比性更重要，更迫切。对每个来讲，其工作，劳动，甚至创造，追求，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物质性生存问题：使物各归其所，构成了使人人各得其位的根本前提。

由此可以看出，官，其实是一种通过管理行为而使物各归其所、使人各得其位的职业，由于这种职业所面对的是人和物，所以它具有独特的复杂性、艰难性、困境重重性。可以这样讲，在人类的职业分类领域中，最神圣和美好的职业是教育和临床医学，最辛苦的职业是科学和学术探索，而最难做而且责任最大的职业，应该是官业。

2、官业的责任与风险

当我们说官业是世界上最难做且责任最大的职业时，肯定会引来许多人的讥笑，认为这是十足的迂腐之论，因为人们有历史经验和现实感觉为依据：中国有普遍的拜官的历史情结，凡读书人，其人生目的就是当官，而除了当官，几乎没有其它能力，所以，当官被看成是最容易、也是最风光的职业，以至于出现，家里有了钱，或者意外发了财，都要拿钱买个官来当，才不失其人生遗憾，这种风习实际上一直沿袭到现在仍在发酵不止。传统始终具有穿越时空、征服现实的魔力。中国文化中的拜官情结，在今天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从政当官是其首选的职业。因为在人们看来，从政当官仍然是这个竞争越发激烈的社会中最保险、最容易的职业，它对职业知识、职业能力、职业责任、职业道德要求不高，甚至是没有要求。所以，年青人从政，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理想；所以，公务员考试热潮，成为世界上最牛的拼杀运动。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政为官之所以被人们看成是最容易做的职业，是在于人们只从实利的角度来认知这个职业。从实利的角度，官业被看成是一种运用公权来服务国家和管理社会的职业，在没有严格的权力限制和权利监约的制度环境里，这种职业实际上可以变成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运用公权的一种职业，即可以利用服务国家和管理社会的名义，而使用公权为自己、家人以及亲朋好友服务。所以，在实利视野中，官业是可以有权无责的，即或是有责，也可以集体负责的名义而将责任的实质内容消解掉。任何一种职业，当它无实质性的责任要求和责任担当时，它是既可以不要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更可以不要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因而，它就成为一切职业中最容易的职业。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所以向往权力、梦想进入政府机构、希望融入权力机关，并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在通向公务员的窄道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其根本的诱惑力，就在于官业有权无责。

从本质上讲，责任是对权力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