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羞于提"中国模式"是政治不自信――感念邓小平：中国模式的意义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有机会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英文翻译。我第一次为邓小平做翻译是在 1985年 8月 26日，他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会见开始前，邓小平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外交部工作人员，并听取汇报。邓小平先与吴学谦外长握了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和邓小平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的交集，邓小平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他停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邓小平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的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海路吧。”他微笑点头。

这次会见给我印象很深。当时穆加贝非常“左”，总担心中国要放弃社会主义了，邓小平反复给他解释。最后，我看邓小平都有点不耐烦了，斩钉截铁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 ”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会谈结束时，穆加贝对邓小平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小平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想起来，邓小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光、思路、清醒、大气。

首先是眼光。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一般西方政客谈的是“一百天内要做什么”，邓小平则是“一百年内要做什么”，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长远的战略型政治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因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初，他就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确保中国在 21世纪中期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个战略今天我们还在坚持。关于社会主义，他始终坚持两个东西，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而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形式。只要有了这两个东西，即使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一时的贫富差距拉大，我们也有办法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都属于跨长度的大战略大构思。

其次是思路。邓小平是一个战略思想家，他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着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真是很“酷”。会见外宾前，他都要听汇报。听完汇报后，他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沉浸在思考中。他喜欢和别人谈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的许多新思路经常能使人眼睛豁然一亮。他南方谈话中最令人眼睛豁然一亮的那段话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下子就把纠缠中国改革开放很多年的结打开了。

再次是清醒。邓小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相信实践出真知，他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实践。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发明权是农民的，是邓小平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种高度务实的实践理性，使中国避免了民主浪漫主义和市场浪漫主义的陷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西方当下对民主的信仰像宗教一样压倒了实践理性，结果也走进了死胡同，未来的路只会越走越窄，这种制度走向衰退的结局恐怕无法避免。

最后是大气。作为一个人，邓小平极为大气，乐观豁达。他一生中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多次大上大下。一个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总看到危机背后的机遇。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这是了解邓小平及其思想的很好切入点。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外部和内部世界的情况： 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 1991年 12月 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红旗落地，西方世界欢呼雀跃，这就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我们的内部一片悲观，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的大有人在。于是有人主张要全面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特别是认为在经济领域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改革开放的措施停滞不前和发展速度下滑。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此时邓小平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和令人叹服的远见。他在危机中看到的是机遇，看到了中国的机遇，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机遇，但他觉得好像周边很多人还看不到，所以他很急。苏联解体之后才 20天，他就开始视察南方了，他有话要说。

邓小平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和东欧，最了解苏联模式的。他 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将近一年，1949年以后又 7次访问苏联，会见过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几乎所有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1990年我去苏联，看到苏联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里柜台几乎都是空的，少数不空的柜台前都排着长队，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一些人只说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四个字放在最前面，他对此是深思熟虑的。

另外，邓小平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苏联领导人的政治素质有问题。据透露，邓小平私下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蠢。我把这个评价和很多俄罗斯朋友都讲过，他们非常同意。苏联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它本来还是有一手好牌的，结果被美国彻底忽悠了，搞得经济崩溃，国家解体。

在南方谈话前，邓小平对苏联和东欧的事态发表了一系列评论。 1989年 9月 4日，他表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他还表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 ”11990年 7月 11日，他向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指出：西方对东欧的变化“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2 1990年 12月 24日，东欧已经出现了剧变，苏联呈现一派乱象的时候，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3 1991年 8月 20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前 4个月，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4

实际上邓小平走的是险棋。他非常明确，中国要大力“利用”外资，但“外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对中国整体实力的补充。中国不是被外资控制，而是要壮大自己，最后反过来超越西方。这是一步险棋，大概只有中国敢走，而且基本成功了，因为我们有中国模式，我们有比较强势、有为、中性的政府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利用外资，但真正成功的不多，他们往往不是真正“利用”了外资，而是整个经济都被西方资本控制了，毕竟西方一个跨国公司的资产可能就超过这些国家的 GDP。我自己感叹的是，在那个充满危机的年代，邓小平看到了机遇和希望。今天中国的处境比当时不知好多少，但我们一些人却越来越没有自信了，这是说不过去的。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还有一些争论。其实，就我自己的记忆而言，邓小平从未回避过“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邓小平的话语中，“中国模式”的主要涵义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也往往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同义语。今天国内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议确实有点令人诧异。我记得当时在外交部翻译室，会不时讨论给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时遇到的一些难点，其中就讨论过“中国模式”应该翻译成“ the Chinese model”，还是“ the China model”。最后定下来用“ the China model”，这个表述方法更贴近中文的原意。依我之见，邓小平至少从三个角度多次谈论过“模式”和“中国模式”：

一是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一般性的论述。例如，邓小平多次强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5 1990年 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6

二是评论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时，邓小平也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例如 1980年 4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 ”7因此他告诫：“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8

三是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 1985年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我担任翻译，他当时对加纳客人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探索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就好。”1988年 5月，他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又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的模式。”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建议莫桑比克“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9

我认为中国模式，在狭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在广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指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在狭义上，“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各有侧重；在广义上，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

我们今天很有必要澄清围绕“中国模式”的几种误解。第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模式是由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现在不少文章都说美国学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我们在基本肯定雷默对中国模式研究贡献的同时，也要知道邓小平早在 1980年就明确使用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 20世纪 80年代多次使用，并在 1988年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而雷默是到了 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是中国重要的政治软实力，把这个概念的发明权拱手让给他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所以还是慎用“中国模式”为好。但如上所述，“模式”这个词确有“示范、样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种被世界广为接受的含义，即对某一种事物或现象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大致上等于英文中的 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某种有规律的行为或现象）。所以“中国模式”指的就是对“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经验和思路”的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