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革命：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

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唯本土的，才是国际的。

――写在前面

我一直主张，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视野必须是国际的，视点一定是国内的；如果把国际上一些流行的理论简单地横移至中国，无论是哈耶克或罗尔斯，抑或是吉登斯或哈维尔，结果都只能是南橘而北枳。21世纪中国社会开始转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界、学界与民间面对过去2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困惑：中国社会为何没有出现如改革开放初期所预计的那样在少数人先富起来的鼓舞下达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为何占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并没有从改革中受益或者受益很少？20多年过去了，为何我们梦想的民主与科学还远未实现？改革的话语开始受到政界、学界与民间的质疑，在学界与民间，革命的话语沉默20年之后又重新突现，学界与民间都开始了对过去20年改革的反思与伦理追问：为什么在社会财富成倍增加的同时，却是更多的人陷入相对的贫困？少数先富起来的一群，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是更大的仇恨？中国到底打算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在中国历史的暴力革命与专制回归的宿命中，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有没有一条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和平之路？于建嵘指出，如果绝大多数人不能从改革开放中受益或者受益很少，改革的合法性地位就开始丧失，革命的风险就开始加大，执政党不可过高地估计自身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现在，无论政界、学界抑或民间，都感觉到了革命这种风险的存在，如河北石家庄爆炸，天津艾滋扎针，南京汤山投毒，大庆工潮，沈阳卧轨，江西农民暴动，广东潮阳市民堵车游行事件，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工潮和暴动虽然都经赎买或镇压平息，但从汤山投毒事件中可以看出国家机器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还是存在很大缺陷，所以现在无论政界还是民间，以及学术界，都不愿意看到导致社会动乱的暴力革命，力图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和平革命之路。在政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命题，企图以发展经济为手段，温水煮青蛙地在政治上实现渐进改革与点滴改良；学界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与突现开始探讨民主与宪政的可能；民间也开始了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全社会都在企求寻找一种和平治疗中国社会疾病的第三条道路。西安交大杜彪甚至认为，中国现在正在走的改革与发展之路，正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事实又如何呢？显然杜教授对第三条道还不甚理解，或者说对第三条道路的视点还没有本土化。所谓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条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条道路在西方提出并在西方社会成功实践，有着不同表述和不同内涵。下面我将分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一、第三条道路的起源与不同表述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由自由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型，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发展与变革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进入福利国家和全面民主时期，短暂的辉煌之后，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种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贫富差距极速扩大、民众的受剥夺感和不安全感增强、暴力犯罪与失业充斥整个社会、国家福利不堪重负以及恐怖主义国际化、本国资本外逃加剧和全球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而恶化的局面，资本主义世界开始了对自身二次工业化、现代化与信息化的反思，反现代性思潮开始主导资本主义世界；面对困境，美国总统克林顿首先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强调对内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扩大对教育和高新技术的投入，提高政府效能，缩小财政赤字，对外实行国际干预，挥舞人权大棒，促进世界民主化进程，继续推广“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策略。这一政策，使得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凭借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一只独秀。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成功引发了欧洲社会的震动和变革，意大利的普罗迪、法国的若斯潘、英国的布莱尔和德国的施罗德等为代表的左翼政党相继上台执政后，都宣称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奉行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左派，也不同于右翼主流的“新中派”策略，英国首相布莱尔公开打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帜，并亲自撰写了《第三条道路：面向新世纪的新政治》一文，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的吉登斯教授则相继发表了《超越左右》、《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等一系列理论文章，着重对第三条道路进行理论建构和阐述，使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日趋成熟与完善，逐渐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施政纲领。可以说，第三条道路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为解决资本主义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等社会和经济危机，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首先提出，以英国首相布莱尔为代表的欧洲左翼执政党亲自实践，由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吉登斯等左翼教授建构的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新理论或新思潮。关于什么是第三条道路，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表述，有美国模式，也有英国模式，还有德国模式、法国模式、瑞典模式等，每一种模式不尽相同。例如，同样是面对“市场――自由竞争――政府”问题，美国总统小布什主张“具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德国总理布罗德强调“经济效率、社会团结和生态持久”，英国首相布莱尔则主张“自由、民主与相互责任”，都是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言。但无论第三条道路的表述如何不同，都似乎遵循着以下共同的原则：（1）超越左与右划分，走所谓的中间派道路；（2）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有效平衡，提倡“少一点统治，多一些治理”；（3）责任与权利相平衡的新的社会契约，鼓吹“无责任即无权利”；（4）主张“有限福利国家与有限的自由”，兼顾正义与公平，实行积极的国家福利；（5）重视全球化，提出“新国际主义”，鼓吹“国家没有敌人”，国家唯一的敌人即恐怖主义。与正在重新崛起和反扑的欧洲右翼政党反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极端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相比，有着鲜明差异。2002年，尽管第三条道路开始在欧洲遭受挫折，但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和在西方社会的主导地位仍不容置疑。

二、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特点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但究竟如何转，转向哪一种型，还是未知之数。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上作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报告，明确回答了中国不搞西方的民主制，继续实行一党专政，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维持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地位，为未来至少3至5年中国的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江泽民同志的十六大工作报告，标志中国政府在政治上开始由后极权时代向新专制主义转型，由以往的全面专制转向有限专制。新专制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私人领域的开放，鼓励全体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在不危及执政党合法地位的情况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强调每个社会成员遵纪守法，不脱离执政党而独立结盟结社，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实现有限的经济自由；强调民族主义与团结，强调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社会稳定，引导民众“正确”看待贫富差距、失业和腐败等社会问题。极权时代的特点是极权把权力延伸到每一个平民的床头和饭桌，严格限定和监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成长、思维方式及其日常生活，后极权时代则适时有限开放平民日常生活，以经济利益为手段，调解和教化每一个社会成员按既定的社会秩序生活和办事。新专制主义与后极权社会的最大区别就是把私人领域从公共领域中分离出来，并且适时开放。例如，中国从性封闭到性开放性自由才走过短短20年时间，而言论与结社自由至今仍是政府的禁忌，这就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后的区别。在社会发展方面，随着中国不公正与非正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与恶化，社会正义道德体系开始沦陷，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形成并且日益固化，上层精英对处于社会结构低端的广大工农群众具有强烈的排斥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形成一种新的平民与精英二元对立社会结构。何清涟首先指出了这种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与不稳定性，于建嵘则对这种上层精英对广大工农的强排斥性提出了警告，强调对广大工农的过分边缘化有可能导致暴力革命的危险。康晓光也指出上层利益集团必需重新考虑平民大众对剥夺的承受力，指出中国未来变革需在“对权贵的最小损害和对平民大众的最大限度剥夺”这个博弈中求得平衡。王绍光、丁元竹和胡鞍钢三人在对中国外化繁荣经济研究考查后指出，中国社会再次进入了一个不稳定时期，主张更强大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于建嵘则从近年来全国发生的工人抗争与农民暴动的特点与新变化直接阐释了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已经动摇，上层精英集团的强排斥性和边界封闭性加大了其它阶层进入上层核心的成本，广大工农进一步边缘化趋势已无法逆转。经济上，主流媒体和上层利益集团都认为中国已成功实行了“软着陆”，周小川对中国股市的“休克疗法”得到了赞赏和默许，中国经济仍将在更加开放的平台上继续一只独秀。统计表明，从1990至2002年这十三年来，中国经济GDP年平均增长达8%，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1.8万亿增加到2002年的13万亿，居民存款也由1990年的6000亿增加到2002年的8.5万亿；与此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却从1991年的0.282达到了2000年的0458，估计2002年达0.489，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极度不平等国家，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0.4，而且还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以2000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年鉴资料，2000年全国工资总额为1.066万亿，占当年经济增长总量8.5万亿的12%左右，中国社科所研究员李志宁估计2002年大致与2000年相当，也是12%左右。除却国家财政开支，也就是说，社会财富每增加1万个亿，只有0.1万个亿的财富分配到平民大众手中，余下的大约0.8万个亿则不知去向。有资料表明，2000至2002年间，中国每年资本外逃达270亿美元以上，三年间外逃资本达1000个亿美金，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的资本外逃大国。十三年来，中国外逃资本大约2.5万亿人民币。另外，2002年全国居民储蓄达8.5万亿，但1%的权力精英和4%经济精英却占有全国居民储蓄存款的45%，约3.8万亿元，12%的中产阶级占有存款总额中的2.5万亿约30%左右，余下的2万亿则由80%的平民大众不平均地瓜分，还有约3%左右的人存款很少或根本没有存款，仍处在赤贫状态。当然，十三年来外逃的约2.5万亿资金则主要由1%的权力精英在国外的子女亲戚及外逃分子占有。再有，全国银行坏账约3.6万个亿，目前已剥离1.2万个亿，估计还有2.5万个亿左右。这就是整个国家的财富分配与占有态势。所以，何清涟说，计算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只看具体数字，还要看新增社会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状态。很显然，在经济上，中国并没有成功实现“软着陆”，还要大刀阔斧地改革，改革的空间也很大。

三、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

杜彪认为，中国现在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放弃计划经济仍不失宏观调控，走市场经济但不放任自流。但第三条道路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在自由主义强调强化市场化机制的时候，新左派却在强调国家干预；在新左派强调改革要注意起点公正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呼唤公平自由竞争；在清算20年改革开放的不公正问题上，自由主义责怪“野蛮的脚”束缚了“看不见的手”，新左派则质问“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历史形成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都同时强调社会公正与正义，起点、观点和结论却大不相同。新左派基本上代表了执政党的观点，有限的经济自由在执政党的执政纲领中得到延续，社会稳定仍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那么，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中间，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许纪霖在对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反思中说，他无意于走一条关于超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第三条道路，他只用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法，采取“主义”的研究路进，阐明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仅从“主义”的角度出发，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交集”空间，如果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人物阵营列一个光谱，就会发现他们在理论上有很多模糊的共同点，刘军宁和韩毓海分别处于光谱的两端，汪丁丁、秦晖、甘阳和汪晖则处于光谱中间的位置。许纪霖的一系列反思文章，是我所见关于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最完整的理论论述。许纪霖虽然没有打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但他无疑走的是一条超越左与右、超越东方与西方、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中国的第三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