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斯多尔斯基：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

本文是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去世前一个月，于１９６７年９月提交给“纪念马克思《资本论》出版１００周年法兰克福讨论会”的论文。本文主要论点与《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是相呼应的。本文最初发表在《新德国评论》，１９７４年第３期（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ａｒｘ?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ｆｏｒ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Ｍａｒｘｉｓｔ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ＮｅｗＧｅｒｍａｎ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Ｎｏ．３，Ａｕｔｕｍｎ，１９７４，ｐｐ．６２－７２）。由ＤａｖｉｄＢａｔｈｒｉｃｋ和ＡｎｓｏｎＲａｂｉｎｂａｃｈ译成英文。作者以德文版《大纲》为依据，但是初译者并没有完全把英译文和英文版《大纲》的相关内容进行校对。中文译者为其增添了“关键词”、“摘要”和少许“译者注”，并参考《马克思主义文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ｒｘｉｓｔｓ．ｏｒｇ／）相关内容，以及安森?赖宾巴哈介绍罗斯多尔斯基的论文（ＲｏｍａｎＲｏｓｄｏｌｓｋｙ１８９７－１９６７：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Ｇｅｒｍａｎ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Ｎｏ．３，Ａｕｔｕｍｎ，１９７４，ｐｐ．５６－６１），撰写了“译者按”。译者：张开，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讲师。

［译者按］罗曼・罗斯多尔斯基（１８９８―１９６７）出生于奥匈帝国的伦贝格（今属乌克兰利沃夫市），在美国底特律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移居维也纳并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数年。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他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且终生认同托洛茨基的观点。在１９４７年，罗斯多尔斯基移居美国，由于其政治主张而无法获得学术职务。在纽约的一个档案馆，他偶然发现了鲜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１９３９年莫斯科版本），并经数年研究得以形成其最为著名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此书在他去世后１９６８年以德文出版。这本书是国际学术界比较早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进行解读的重要文本，该书在１９９２年由南开大学魏埙等同志从英文版转译成中文。

这次讨论会的组织者明智地以一句话概括了其主题：当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这样做，显然试图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不是仅仅关心对这个或那个国民经济学理论或学派的批判，实际上，也不是对他所通常界定的“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而是着眼于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就是说，他关心社会生产关系这门科学的批判，它“通常是与事物相联系并且通过事物得以体现的”，并且基于同样理由，它必须通过“物化”（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范畴来掌握。第二，对我而言通过选取这个题目，目的在于表达，尽管时隔百年，马克思辩证研究方法的持久紧迫性。从这个角度出发，他的经济学著作能够被正确地视作“当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显然，综上所述，我们视《资本论》的方法为马克思整个经济学大厦中最有价值和持久的要素，并且基于同样理由，被视作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任务，学习和运用此方法。

一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像《资本论》的方法那样被如此粗心大意地对待。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我们轻视先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成就。在这里，或许我们不仅可以包括如此具有天赋和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例如：卢森堡、列宁和托洛茨基，甚至我们也可以指出希法亭著名的《金融资本》或奥托?鲍威尔杰出的经济分析。然而，当马克思指责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内容（物质）的极大兴趣”和“对掌握经济关系形式上的差别缺乏兴趣”的时候，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必须接受马克思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同的批评。

当然对于方法的忽视有许多好的借口。既然社会主义理论家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在于普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基于此，考茨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数以千计的马克思主义者得益于他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 经 济 学 说》（Ｋ ．Ｍａｒｘ’?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Ｌｅｈｒｅｎ），初次阅读和理解《资本论》第１卷。］无可否认，特别当人们把自身局限在《资本论》第１卷，这次普及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使得掌握马克思著作的整体内容和方法论方面的预设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更大风险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第二国际中的改良主义权威所导致的倾向于露骨的经验主义，而逐渐摒弃了辩证的总体观。这是全然更具灾难性的，由于那个时代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实证主义或新康德主义为导向，因此丢掉了对马克思理论起点的关注，即丢掉了黑格尔的思想。丢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目的，并且把这个批判本身更多地是在机械主义――自然主义（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的个体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这是不足为奇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发现在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解释和李嘉图的、甚至包括萨伊的学说之间存在着众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在经济中围绕使用价值的作用问题，在价值和货币理论中，以及在危机理论中均可见到。

从这个角度出发，对《资本论》第２卷的理解或许是最好的例子。尽管第２卷在辩证法的精妙和概念的清晰方面和第１卷同等重要，甚至超越第１卷，它却被富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较少阅读和理解。诚然，考茨基在１８８５年《新时代》上概略地谈及了第２卷，他用三页纸来讨论第２卷重要的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然而以短短两行字就去掉了著名的扩大再生产图示：“剩余价值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过程导致了矛盾的深化。”这几乎代表了随后２０年中围绕《资本论》第２卷以德语所写内容的所有方面。第一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ｗｏｒｋ）吸引了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的关注，例如希法亭和鲍威尔，第２卷的第三篇，特别是再生产图示被俄国修正 主义者杜冈 ? 巴拉诺斯基（ＴｕｇａｎＢａｒａｎｏｗｓｋｙ）在１９０３年论述过。在图示的帮助下，这些作者主要关注于提供证据，资本主义不是被经济崩溃所威胁，并且生产过剩危机仅仅被理解为比例失调危机。由于上述作者幼稚地混淆了第２卷的抽象图示和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因此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新和谐论调”的解释。结果是，他们无法理解那些图示仅仅代表了一个阶段，尽管是马克思对积累过程的考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此，它必须在马克思的危机和崩溃理论中得以完善。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苏联经济学的短暂繁荣意味着同那种忽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彻底决裂。以此视角出发，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Ｅ．Ｐｒｅｏｂｒａｚｈｅｎｓｋｙ）的杰出贡献，以及Ｉ．Ｉ．鲁宾（Ｉ．Ｉ．Ｒｕｂｉｎ）和他的学派对方法论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然而，这一充满希望的发展在十年后被无情地中断了，接踵而至的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我们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描述，如此野蛮和荒谬，２０世纪３０―５０年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而言，现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个毫无生机和贫乏的时代。直到最近几年，主要在西欧，对《资本论》新的理解开始兴起，我很高兴地说，回归它的方法论的和哲学的前提。幸运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能够依赖于新近出版的《大纲》，它打开了马克思经济学实验室的大门，它使得马克思方法论的所有微妙之处和潜藏的环节公之于众。在此，我们记得列宁在１９１５年所说“箴言”的提醒：“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１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认真考虑了列宁的评论，也不知道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遵循了他的建议，然而现在我认为《大纲》的问世或许避免了直接啃这个苦果的必要性，以及避免了为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彻底研究黑格尔全部的《逻辑学》”。同样的效果能够更直接地通过研究《大纲》本身而达到。正是《大纲》，它表明了《资本论》创建范围中的每一个要点都是辩证的，同时表明了马克思所归因于源于黑格尔方法论范畴的决定性作用。这些范畴包括：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本质和现象，一般、特殊和个别；直接性和间接性，差别、对立和矛盾，等等。作为非哲学专业人士，我并没有打算冒昧穷尽这个话题。相反，我将自身局限为谈及那些对于研究《大纲》的外行人来讲都是显而易见的话题――希望我偶然性的错误结论将被那些更能胜任此工作的人来纠正。

二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个明显的问题，它关乎马克思著作中“逻辑的”和“历史的”理解方式的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历史主义”是以一种如此令人乏味的方式被经常强调，以至于任何一个初学《大纲》的读者都会被这样一个事实所震惊，那就是这本著作似乎只是一种关于“概念的辩证法”，其中的经济范畴呈现出自我运动的方式，以典型的黑格尔主义风格进行分化和融合（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ｒｇｉｎｇ）。通过《大纲》的一个注释，显然马克思本人预料到了这样一种误解。在谈及价值和货币概念发展的时候，他说：“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在另外一段文字中，通过指明为了使得资本和作为商品的劳动在市场中相遇，所要求的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和众多经济转型，马克思详细说明了资本关系为何在初看起来仅仅表现为一种概念性的演绎。马克思总结说：“这一点清晰揭示了只要它知道自身的局限，辩证的表达形式就是正确的。”倘若不考虑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偏好于逻辑性的发展，他这样做只是由于在他看来，逻辑性的发展提供了“理解历史性发展的钥匙”。实际上，马克思对经济进行概念化处理的逻辑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说：“最终是一个剥去了它的历史形式和偶然性的历史的事物”。因此，它提供了――尽管是抽象地――现实历史过程的一个镜像，“但是根据一些原则（Ｇｅｓｅｔｚｅ）修改过的一个镜像，这些原则使得我们得以掌握现实的历史过程，以至于每一瞬间都可以被看作是成熟形态、典型形态的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与古典学派相比，马克思整个的理论要旨直接指向“发现支配一个社会组织产生、存在、发展和灭亡以及它被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组织所取代的那些具体原则。”理论如何获得对那些自身在本质上仅仅是历史性的具体原则的了解呢？这些原则如何与通行于所有社会时代的一般性的经济决定因素相协调呢？由于“所有生产时代具有一定的共同特点”，“可以说，人类作为主体、自然作为客体，在所有时代是同一的。”通过聚焦于这些共同的决定因素，没有任何事情比“使所有历史性差别消失在一般性人类法则中”更为容易。然而，例如，“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之间具有共同的决定因素，然而正是它的发展形式使其和一般性、共同性因素相区别。”同理，经济理论必须考察资本主义时期的发展规律，因此对该阶段和以往阶段之间共同决定因素“统一性”方面的确认，不应该使我们忘记“它们的本质差别”。

经济领域内的发展是由什么来构成的呢？正是由它的“具体的―历史的”性质来构成！我们在《资本论》中读到，“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但是这一过程的每一特殊历史阶段“进一步发展了它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而且，正是这些与自然给定的“内容”相对比的社会“形式”，才是关键所在！正是这些形式使得个别的社会―经济时期之间相互区分开来。在所有的阶级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