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政治理论还存在吗?

编者按：伯林教授在考虑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时指出，只有“两个适当的理由可以证明一门学科的消逝”：(1)“它的主要依据，无论是属于经验的、形而上学的或者是逻辑的，都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2)新学科已经开始接替原先由旧学科所承担的工作。他考虑了我们回答自己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方法，发现其中有两种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并且把这两种“非常普遍”的方法称之为“经验的和形式的”。但是，在处理哲学问题时，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地加以运用。“一个最明显的证明”是，“我们一开始就给弄糊涂了，没有自动的技术和普遍认可的专门知识可以用来处理这类问题”。在“棘手的哲学”问题中，就有那些必然要提出的价值问题。一些人把这些问题看作是不合逻辑的。可是为什么不合逻辑呢?伯林教授问道。这些问题涉及到使我们迷惑不解的事物。他坚持认为，政治理论如果不在“狭窄的社会学范围内来加以考虑”，那么在探讨诸如什么是人类的特性、为什么是这样以及是否属于特定的范畴（如目的性或属性）对于了解人类是必不可少的这类问题时，政治理论就有别于经验主义的方法。因而，政治理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某些人类目的本源、范围及正确性。而且，从政治理论所关注的问题的特殊性质出发，它不可避免要作出评价。伯林教授认为，鉴于这一比较宽广的想法，他不仅要对善与恶、被允许与被禁止、协调的与不协调的问题等概念进行分析，还要给这些概念的正确性作出结论．在任何关于自由与公正、权威与政治道德之类问题的讨论中，上述问题迟早都得涉及到。伯林教授提出的理由是：“细致入微的经验观察再多，大胆和卓有成效的假设再多，也无法向我们解释那些把国家看作是神授政权的人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话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些话怎么同现实相联系。同样，也不能解释下面这些人的信念，他们对我们说，上帝给我们安排这个国家，是因为我们有罪；又说国家是所学校，在我们成熟之前、在获得自由并能废弃它之前，我们必须上这个学校；还有人认为国家是个艺术品；或是一种功利的手段；或是自然法则的体现；或是统治阶级的委员会；或是自我发展的人类精神的最高阶段；或是应受谴责的愚蠢行为。他进一步断言，除非借助于富于想象的洞察力，来理解“哪些有关人类本性的概念（或缺乏这些概念）是与这些政治观密切结合的，在每种场合下什么是主导的模式，否则我们就不会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或任何一个人类的社会。”

伯林教授对于他的论题的说明，对我们的思维和交流思想的方法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他得出结论是，政治理论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是并将继续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政治理论这门学科吗?在说英语的国家中，这个问题一再携带着疑问提出。人们对这门学科存在的证据表示怀疑。这意味着，无论政治哲学在过去可能是什么情况，今天却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支持这个观点的主要标志是，二十世纪中没有出现一本政治哲学方面的权威著作。我所谓的权威著作，从一般的概念来说，最起码是指那样一本著作，它能在大的范围之内将似是而非之说变为老生常谈，反之亦然。依我看，这正是我们判断所讨论的问题的特征的恰当标准。

然而，这几乎不能作为确证。证明一门学科的消逝只有两项恰当的理由。一是它的主要依据，无论是经验的、形而上学的或者是逻辑的，都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它们已经（连同它们属于其中一部分的世界）凋谢了，或因为它们已不再为人们所信奉或已被驳倒了。另一条理由是，新的学科已经开始接替原先由旧的学科所承担的工作。这些新的学科可能有其局限性，但是它们存在着，起着作用，而且不是继承就是取代了作为它们前身的学科，并没有给先前的学科留下丝毫立足的余地。这就是降临在占星术、炼金术、颅相学（一些新旧实证主义者可能把神学和形而上学也包括在内）头上的命运。这些学科所赖以建立起来的基本原理或者为论证所摧毁，或者因其它原因而土崩瓦解了。结果，如今它们仅仅被视为欺骗有方的实例。

这类有系统的取代，实际上是与哲学休戚相关的自然科学的历史。因此，它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有关的考虑是，至少有两类问题人们已获得了明确的答案。第一类已经得到系统的阐述，从而使人们能够（如果不是经常在实际上，也至少是在原则上）通过观察或从观察所得的数据作出推论，给予解答。这些情况决定了自然科学的领域和日常常识的范围。无论我提出什么简单的问题，如壁橱里有没有食物，在巴塔戈尼亚可能发现什么种类的鸟，或关于一个人所抱的各种意图；还是提出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如关于物质的结构；社会各阶级的行为或者国际市场问题；我知道，为了得到真知灼见，答案必须建立在人对时空世界中存在或发生的事物的观察之上。有些人可能会说要进行“有机的观察”，我却倾向于赞同这一看法：观察是一种活动，也是观察者的意图和理性世界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尽管这些分歧对于科学性的哲学和关于理性的理论至关重要，它们却不能影响我的论证。不过，只有通过对数据的检验和再检验，那些最尖端的科学借助于它们才得以成立的概念、假设和模式才能最终建立起来或者给推翻掉。

我们可以期望得到明确答案的第二类问题是形式的。设立一些称之为公理的命题以及用来从其中推演出其它命题所必需的规则，我就可以单凭计算来进行工作。能否正确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要取决于我能否正确运用那些规则。据我看，毫无疑义，它们是一个既定学科的组成部分。这些学科并不包括以观察事实为基础的论述，因此无论它们是否曾被用来提供资料，如今已不指望用它们来提供有关宇宙的情况了。当然，如所周知，数学和形式逻辑是这种形式科学的最佳范例。不过，纹章学、国际象棋和一般的游戏理论，也同样运用形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也指导着这样一些学科。

一般地说，这两种解答问题的方法可以称之为经验的和形式的。这两种方法的特点至少包括：

（1）即便我们不知道一个既定问题的答案，我们也知道哪一种方法适用于探求其答案；我们知道哪几种答案与这些问题有关，即使答案并不正确。假如问我，苏维埃的刑法制度是怎样在起作用的，为什么肯尼迪先生当选为美国总统，我可能不能予以回答。不过我知道有关的证据在什么范围之内，我也知道专家可能怎样运用这些证据来求得答案。如果仅仅是为了表明我已经理解这个问题，我就必须能以非常一般的术语来阐述它。同样，假如有人要我证明费尔马定理（Fermat's theorem），我可能做不到，事实上我也知道还没有人能够做到。不过，我知道哪一类证据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尽管这些证据可能不正确或并无说服力）以及什么样的证据可能把这些证据与不切题的定论相区别。换句话说，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即使我不知道答案，我也知道该到何处去寻找，或怎样识别一个知道如何着手去找答案的权威或专家。

（2）事实上，这意味着，只要概念是严格的、明确的和普遍被接受的等等，只要得出结论的推理方法在人们（至少大多数与此有关的人）中间得到一致赞同，才有可能建立一门形式的或经验的科学。凡不属于上述情况的，凡概念模糊、众说纷坛的，凡论证方法和成为一个专家的最起码条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时，凡我们发现对什么能或什么不能称为一条规律、一个确立的假设、一个无争议的真理等等问题受到频繁反驳时，我们充其量也不过是处在准科学的领域。那些没有通过必要的检验而想脐身于诱人的学术界的主要候选人，占据了广阔、丰富和主要的但并不稳定、敏感和模糊不清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要弄清我们是处在哪种领域，其粗略而现成的检验标准是，一套为一门学科中大多数专家所接受并编入教科书的法则能否应用于有关领域。只有这些法则达到能实际应用的程度，一门学科才算达到了被公认为科学的理想状况。心理学、社会学、语义学、逻辑学、也许还有经济学的某些分支，现在都还处在尚待探索的领域，它们离那条或多或少可以明确划定为一门确立的科学的界线，有的较远，有的较近。

（3）但是，除了这两种主要的范畴而外，还会出现其它不属于这两者的一些问题。我们不仅可能不知道某些问题的答案，而且还可能不知道怎样着手去解答它们，不知道从哪里去寻找答案，以及什么可能为一个答案提供证据，什么却不能。当我被问及“镜中的影象在什么地方?”，或者“时间可能停滞吗?”时，我确定不了它们是属于哪类问题，也确定不了这些问题是否有意义。当我面临人类自有思想以来就提出了的传统问题，如“世界是怎样开始的？在这之前发生过什么?”等问题时，我的处境也并不太好。一些人认为这些问题是不合理的，然而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合理呢?我要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因为我确实让这些问题弄糊涂了。当我问“为什么我不能同时身处两地?”“为什么我不能返老还童?”或者换一个话题：“什么是正义?”“正义是客观的、绝对的吗?”或者再问，“我们怎样才能确信一种行为是正义的？”这时，手边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能解决这些问题。属于哲学性问题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由于所有这类问题都是如此――就是我们一开始就给弄糊涂了，而且没有自动的技术和普遍认可的专门知识可以用来处理这类问题。我们发现，对于怎样着手清理我们的思想，发现真理，接受或反对早先对这些问题所作的解答，我们并没有把握。无论是归纳法（就其对科学进行推理的广泛含义而言），是直接观察（适用于经验的探究），还是推论（为一些形式的问题所要求），似乎都无济于事。一旦我们明确了应当怎样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似乎就不是哲学性质的了。

人类思想史或人类思想的发展史（这可能是不言自明的），实际上大体经历了这样一种过程：逐步交替运用两种完全有机的方法（经验的或形式的）中的任何一种，以提出人们要问的所有基本问题。每当概念趋于严格和明确并得到普遍接受时，一门自然的或形式的新科学就诞生了。让我来打个比方，这个比方不是我的发明：哲学好像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它不时抛出自己的一部分。这些部分一经冷却，就获得了自己的坚实而又可以辨认的结构，并且获得了像按轨道有规律地运行的行星那样的独立生涯。但是太阳的主体却继续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它的质量似未减少，光辉也末减弱。哲学的“地位”和正确性则另当别论，它似乎直接涉及与普通人有关的问题。哲学对见解和行为的关系，对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中心问题。这个问题范围过大，在此无法加以讨论。与我们目前有关的是，哲学在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之后，下一步就可能转变为一门科学。

这样一些情况并不是由于思想混乱所引起的，例如在司各脱•艾里金纳时代，天文学被看作是一门哲学性质的学科，它的概念和方法在我们今天看来并不是严格而又明确的，而且由于受到各种先验的目的论观点（例如，每一个物体都渴求实现其本性的完美无缺）制约所进行的观察，其所起的作用使得人们无法确定这个以天体知识的名义出现的混合物是经验的还是形式的。一旦明确的概念和专门的技术发展起来，天文学便应运而生。换言之，天文学在其幼年时期还不能归入经验的或形式的两种范畴中的任何一种，即使这两种范畴已经得到了明确的划分。当然，这正是中世纪早期天文学所处的“哲学”地位，那时的文明（马克思主义称之为“上层建筑”）还不允许明确划分这两种范畴的界线。

因此，专门属于哲学问题的特点是，这些问题满足不了（它们之中一些可能永远满足不了）一门独立科学所要求具备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条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必然蕴含在对之作系统的阐述之中。不过，有一些学科显然已经接近起飞点，并将脱离它们从中产生的学科，正如物理学、数学、化学和生物学所经历过的那样。语义学和心理学也是这样一种情况，不管这些学科如何不愿意，它们仍然勉强植根于哲学的土壤之中，不过种种迹象表明了一种趋势：摆脱束缚，独树一帜。到那时，只会留下历史的回忆，以便向这些学科说明，它们的早期即使在某些方面比后期要丰富多采一些，但要混乱一些。

(二)

在那些坚持哲学色彩并虽经反复努力仍未能使自己变为科学的论题中，有一些在本质上就含有价值判断。伦理学、美学和批评学就直接涉及除历史和学术中最带技术性类型之外的所有观念。这些学科仍然处在这一中间过渡状态的不同点上，不能或不愿通过那两扇门（经验之门和形式之门）而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价值判断有赖于理性探索，单是这一事实显然不足以取消它作为一门得到承认的学科的资格。健康标准的概念确实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念，虽然在关于什么是健康、什么是正常状况以及什么是病态等等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