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揭示民主两面性的思想家

编者按 继 “城市化历史经验”等三个系列后，本报新论“世界史启示录”栏目从今天起推出“重要历史人物”系列。

在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或许位高权重，或许身份卑微；或许学富五车，或许一字不识；或许赞誉等身，或许争议不断。但他们有的以其战略眼光挽救世界于危难，有的以其思想为后人照亮前进之路，还有的以其平凡之举影响了世界，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各个时代特有的历史印记，也看到了个人在历史瞬间爆发出的强大力量。打开这些尘封的人物档案，历史展现出波谲云诡而又令人遐想的风情，它所带来的启示将给予今人更多的智慧。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位几乎被人遗忘的19世纪法国思想家，因其对民主时代大众之平庸与孤独的深刻剖析，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就是亚力克斯・德・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是一个苦闷的 “世纪儿”。他1805年7月29日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名门望族。对他而言，法国大革命最辉煌的时刻已经过去，常常感喟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夹在一个不得不摒弃的过去和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前途未卜的未来之间，托克维尔左右为难。他的一生，是具有公共精神的贵族与新兴的民主之间相互适应的痛苦的一生，是对本阶级的继承和决裂的一生，是捍卫贵族美德以及与贵族偏好作斗争的一生。然而，他的民主取向既未得到本阶级的好感，他的贵族出身（偏好）也使其难以博得其他阶级的拥戴。

托克维尔是民主过渡时代的孤独的思想家。19世纪是西方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代，民主高歌猛进，对民主的争论既非常激烈，又空前混乱。与同时代的愤世嫉俗者和随波逐流者不同，面对民主的潮流，托克维尔既没有鲁莽的乐观，也未陷入轻率的绝望，而是试图以冷静的态度细致分析民主的利与弊，把民主的危险“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以便帮助法国人从知识上进行启蒙、从思想上进行调适、从政治上进行调整。

他也是一位失意的政治家。1839年，托克维尔进入法国议会，开始了13年的政治生涯。然而，他既缺乏一呼百应的政治号召力，也没有一个明确能帮助法国摆脱政治困境的有效方案，再加上落落寡合的性格，结果无论是作为议员还是外交部长，托克维尔都难有作为。其从政经历虽然没有带给他所期望的荣耀，但强化了他“对人事的真知灼见和洞察入微的辨别能力”。

托克维尔在其短暂的54年的生命历程中，历经了五部宪法、七个政权。为了在不可逆转的平等潮流下确保自由，他远渡重洋到美国考察民主；而法国建立自由民主的一波三折，又促使他把目光转向革命。在托克维尔大量的著作、手稿、书信中，最为重要的是分别发表于1835年和1840年的两部 《论美国的民主》、1851年完成1893年出版的 《回忆录》以及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835年的《论美国的民主》主要以美国式的无阶级社会的完美的民主为原型，调子相对乐观；1840年的《论美国的民主》则主要探讨了革命后的欧洲（尤其是法国）式的不完美的民主，而该书的最后部分关于民主的中央集权 （极端形式是民主的暴政）的危险的忧虑，在后来的《回忆录》、《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成为讨论的主题，调子也越来越沉郁。

正如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所言，“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民主是最迫切要求头脑清醒的制度。因此民主理论就要把有关民主应是什么，能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和不应成为什么的各种交织在一起的一团乱麻解开，以免使预期的善变成出乎意料的恶”。托克维尔敏锐地看到了民主祸福相依的两副面孔，呼吁人们对民主保持一种“健康的恐惧”。在他看来，民主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使整个社会洋溢持久的积极性，保有充沛的活力；而民主的过度或不足也会使民主堕入暴政的歧途。如果对民主的本能不加节制，民主也可能自伤。自由并不总是与平等成正比关系；超过一定限度，平等的原则不足以确保民主的政治活力，反而变成摧毁自由的腐朽和僵死的原则。因此，民主不能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平等与自由应该并驾齐驱。托克维尔在“民主的世纪”曙光初露之际的警告即便如今听来，仍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托克维尔的著述，从美国民主延伸到了法国革命。如果说《论美国的民主》试图回答美国的民主为什么能与自由并存，《旧制度与大革命》则试图回答为什么法国在向民主演变的同时要保持自由是如此艰难：表面上似乎是在探讨大革命，实际上却是在反思法国民主陷入困境的原因。

生前落寞，死后哀荣是托克维尔一生及其著作命运的写照。虽然托克维尔极度希望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但命运弄人，他在写作上的建树远远大于政治上的成就。也许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有些人是为后世而生的。

（作者：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