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与奈格里：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

我们今天的演讲中将涉及四个问题，以讨论目前的世界秩序，并为在这种世界秩序下建构一种替代性方案提供可能的政治策略。这四个问题都是大问题，在此，我们只能粗略涉及，但我们希望，我们能提供一个实质性的分析框架，以期为与诸位在今天及将来的讨论敞开大门。一开始，我们将对我们提出的、用来描述我们今日面对的世界新秩序的帝国概念进行简略的解释。接着，我们将对新出现的生产方式，尤其是我们称之为非物质生产的霸权进行分析。对于生产方式的分析将导向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即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的遗产，以及今天提出一个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的必要性。最后，我们将提出一些可能的地缘政治策略和地区联盟方案，也许，它们能为改变今日世界中帝国秩序的统制性局面开创途径。

1. 帝国：新自由主义秩序和全球战争

我们的核心假设是：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一种新的主权(sovereignty)形式，一种去中心化、网络型的主权正在出现，我们称之为帝国(Empire)。我们认为，这种新的帝国主权与主要由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在现代历史阶段创立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有着本质的区别。那种现代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居于强势地位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并涉及这些民族国家将其国家主权扩张到附属的外国地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多数都有全球野心，但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只能主导世界的一部分。最终，这些现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并导致骇人听闻的世界大战和无数其他暴行。

现代历史时期的帝国主义的面目在今天已经改变，因此，我们已有条件一一归纳出它的三个核心特点。简而言之，第一个就是帝国主义的主权结构，它紧紧落实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第二个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当这一国家主权力量扩张至国外地区时，主导核心区与从属的附属国或附属地区之间，也即内外之间存在着一道明确的分界线。第三个是，在现代历史阶段，从来就不止存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总是存在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帝国主义总是意味着帝国主义内部竞争和潜在的冲突。

与现代帝国主义不同，今日形成之中的帝国并非基于国家主权，就其模糊任何内外界线这一点来说，它恰恰是全球性的。然而，我们说帝国不依赖于国家主权，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就不再重要了。毋庸讳言，民族国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些国家当然比另一些国家更处于强势。帝国的权力涉及到了民族国家，但远远不仅于此。帝国的主权基于一种复杂的构成之上。大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帝国主权是由世界上君主式力量与贵族式力量的不断融合而构成的。比如，我们可以将五角大楼比作全球军事事务中的君主式力量，因为它常常采取单边行动。当美国政府有效地支配着国际和全球事务的时候，我们甚至也可以将美国政府整个比作一个君临天下式的君主。至于世界上的贵族式力量，我们应该将美国之外的其他强势国家纳入其内，但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非国家性力量，如重要的资本主义公司，诸如联合国之类的国际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之类的超国家经济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强势力量。君主式力量无法单独统治这个帝国，它们必须不断与各种全球贵族式力量协作。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单独主宰这个帝国，无论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民族国家，无论强大如美国者。

认为帝国主权是一种混合性构成，涉及全球君主性力量和贵族性力量的协作和融合的观点是理解帝国主权这一概念的很好入门途径。另一种更具挑战性的概括性态度――也许它更能抓住这一概念的实质――是将帝国看作一个权力网络，将帝国主权看作一个发散形的网络。发散形的网络是没有中心的，它有数目不定的关节点，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一概括方式，主导性的民族国家、重要的资本主义公司、超国家的机构，以及其他全球性主导力量就构成了帝国主权网络中的关节点，它们在不同的运动过程中，以不同的结合方式，共同产生作用。这一网络模式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先前的判断，即在帝国中，内外之别已更趋模糊；当然，任何发散形的网络之外都存在可能被接纳为关节点的潜在因素，因此，这一网络的内外界线也是不确定的。

这里，我们暂且先停一下，不接着往下说，而就这个问题中容易引起的一些误解作几点解释。首先，我们将再次强调，当我们说国家主权不再如现代帝国主义一样，是帝国的基础的时候，请不要认为我们说的是民族国家不再重要了。在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中，民族国家常常被看作是一个替代性概念：争论的一方认为，由于全球化已成为现实，民族国家就已无关题旨了；另一方则认为，由于民族国家仍然在起作用，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全球化。我们认为，这种替代性认识是错误的。处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仍然非常强势，但它们已不再是最终的主导力量。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全球帝国的网络结构包括主导性的民族国家，也包括了其他大量主导性力量。其次，当我们说帝国主义冲突和战争不是帝国的特性时，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些主要国家间已不存在矛盾和冲突了，实际上它意味着帝国网络的各个节点间的矛盾和冲突已内在于其结构之内了。同样，当我们说帝国没有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内外界线经常模糊不清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指在这个世界上已不存在等级和从属关系，我们也不是指权贵和一无所有者之间就不存在差别了。相反，帝国之起作用，正是通过扩大其结构内的等级和分隔而得以实行的。然而，这些分隔线并不能沿用国家边界甚或诸如南北、东西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这样的全球性分界线。现在，等级制和剥削的线索已变得更加复杂和破碎，它们贯穿了每个国家和地方的空间。因此，如果我们将帝国主权理解成一个网络，那么，我们必须强调，这个网络绝不是同质性的，在其不同关节点上，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和悬殊的等级关系。

我们希望我们已清楚地指明了，帝国的这一网络结构完满地适应了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本生产循环的需要。资本总是要求在其生产和消费领域具备这种包容性，但这种包容性总是要通过现存的等级体制起作用，而且还会产生新的权力和财富的分割。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将帝国认作是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结构的恰当的政治形式。

现在让我们来面对针对我们的帝国观念提出的最严肃的挑战，即：美国在“反恐战争”，特别是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采取的单边主义行动推翻了我们的假设。美国现在正在证明，帝国主义还活着，而且还在大行其道！但是，在我们看来，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所证明的恰恰与此相反。不错，白宫的主子们有着帝国主义的野心，他们还制定了一个由美国最终统治全球系统的计划。美国的安全和先发制人信条，美国之免于国际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制约，美国领导人在处理有关其他国家事务时表现出来的傲慢，这些都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计划的一部分。实际上，美国的单边主义旨在打破我们前面在提到帝国特性时所说的君主式和贵族式力量的不断协作和融合，而强调全球君主的自主权。然而，在入侵伊拉克和“巴格达大捷”一年多之后，这些妄图以帝国主义者坐大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兑现。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楚，尽管美国的军武库与其他所有国家相比都占有极大的优势，但美国并不能通过单边行动保持全球秩序。（很明显，军事力量本身并不足以保持全球秩序。）相反，在伊拉克，美国的帝国主义计划只是进一步引起了骚乱，并使失控的地区日益扩大。换句话说，白宫的帝国主义企图从一个反面的角度证实了我们关于帝国的假设：他们的失败表明了，今天建立一个帝国主义政权的不可能性。只有帝国――一个以全球各种权力中君主式因素和贵族式因素的不断协作融合为特性的去中心化的权力网络体系――才能保持全球秩序的等级体系。

最后，在离开帝国这一话题前，我们还想进一步阐明我们论证模式的另一个细节。我们认为，当下，帝国并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而只是一种趋势。我们这种对趋势进行论述的方式也是马克思著作的特点。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生产只是英国经济中的一个部分，它在欧洲经济中也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更小了，但马克思将资本认作一种趋势，并把它放置到未来发展的情势中，因而分析出了一个完全成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关于帝国的论述与此相似。帝国是全球资本及其新自由主义结构体系得以在其中保持并保证它们的全球秩序的唯一形式，这一事实也给帝国这一趋势造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必要性。讨论帝国主义何时开始向帝国转化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许始于1989年中国的社会运动，也许始于苏维埃体制的崩溃，也许始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也许始于1968年的全球系列暴动。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帝国在今天都还没有成为一种完全的事实，但我们坚持认为，这是我们明天将要面对的一种权力形式。因此，我们要在今天对它进行充分的分析，以备将来真正面对它。

2.新的生产方式：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

在针对全球主权变化而提出帝国这一概念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在生产过程中也正在出现新的转化。按照我们的看法，非物质性的生产正在对其他形式的生产构成一种霸权，它已经取代了以前的工业生产的霸权。

任何经济体系中都存在多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它们比肩共存，但总有一种劳动方式能对其他的方式构成霸权。这一霸权性的劳动方式象一个风暴的中心一样，能逐渐转化其他的劳动方式，并使它们适应自己的核心本质。这一霸权劳动方式的强势并不建立在数量的优势上，而建立在它对其他劳动方式施加的转化能力上。

19和20世纪，工业劳动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一种霸权性的地位，尽管与其他生产方式如农业劳动相比，它在数量上并不占优。但就工业生产能将其他生产方式卷入其漩涡这点上看，它就具有了一种霸权性的地位：农业、矿业甚至整个社会本身都被赶上了工业化之途。机械化实践，连同工业劳动及其工作日带来的生活节奏，都逐渐使其他社会构成单位，如家庭、学校和军队都发生了变化。当然，转变后的劳动实践，如工业化了的农业，与工业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它们也享有越来越多的共性。

20世纪最后10年，工业劳动失去了霸权地位，代之而起出现了“非物质性劳动”，即创造非物质性产品，如知识、信息、交通、关系，甚或情绪反应的劳动。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如服务工作、智力劳动及认知劳动都涉及了非物质性劳动的某一方面，但没有一个能囊括其全体。在分析这一问题时，作为第一步，我们可以将非物质性劳动分成两种基本类型――在实际的劳动实践中，它们常常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第一种方式主要涉及智力或语言的劳动，如解决问题、处理象征性或分析性的任务，以及语言表达方面的工作等。这种非物质性劳动产生想法、符号、符码、文本、语言单位、形象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产品。我们将非物质性劳动中的其他主要一类形式称为“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与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感情（emotions）不一样，情感（affects）涉及精神，同时也涉及身体。事实上，情感，如高兴和悲伤，揭示了整个机体中的现时生命状态，它在表达出某种身体状态的同时，也表达了某种思维模式。因此，情感劳动是一种生产或操控诸如轻松、愉快、满足、兴奋或激动等情感的劳动。我们可以指认出一些情感劳动，如法律服务、航空服务和快餐服务等等。情感劳动重要性提高（至少在强势主流国家）的一个指标是越来越强调教育、态度、个性和“社会亲和”方面的表现作为雇用员工的重要因素。一位具有良好态度和社会技能的工作人员也即一位适宜于从事情感劳动的员工。

在此，我们应强调指出，所有从事非物质性生产的劳动仍然是与物质有关的――它象所有劳动形式一样，都涉及我们的身体和头脑。所谓非物质性是指其产品。我们认识到，就这一点说，“非物质性劳动”是一个非常模糊不清的概念。换一种说法，如果把这种新的霸权形式称为“生命政治劳动”（biopolitical labor），即这是一种不仅创造物质商品，而且还创造关系并最终创造社会本身的劳动，这也许更有利于理解。这样一来，“生命政治”这一概念就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间传统意义上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但是，生命政治一词也额外产生了其他许多概念上的复杂性，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尽管非物质性这一概念有其含混之处，但还是易于入门掌握并更好地指认经济转化的总体趋势。

当我们认为非物质性劳动正趋于占据一个霸权性地位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工人生产的主要是非物质性商品。相反，如几百年来的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