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中国农村政治：现实与未来的走向

时间：2004年7月26日上午9：30

地点：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中国农村政治：现实与未来的走向》。我真正的学术生涯应该说做过一点历史，政治学实际上是我后来的行业。对于政治学，做点预测、趋势的走向还是可以的，但做历史，对这种题目实际上还是不太合适，非要让我做的话，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现在，“三农”问题是比较热门的话题。目前来说，无论是学界、媒体还是一般老百姓都很关注农村问题，实际“三农”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现在状况怎么样？它对中国的未来和中国的现在有什么影响？这可能牵动着很多人的心。我今天主要从农村政治角度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讲一下， 我们现在的农村政治架构、现状的由来。我一直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合适的：中国农村的现实实际上是背负着历史的现实，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其中包含了很多历史的因素。如果你不对它的由来进行探索，就无法解开农村政治的谜团。很明显，现在农村的政治架构很有意思。它有很多特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这么大，南北、东西差异如此巨大，却有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行政架构：基本上都是从村、乡、镇，然后县，有的可能在县上加一个区，如此整齐划一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在中国农村，农民的居住形式其实是千奇百怪的，不见得都是群居的。比如说四川是单户，它的公共空间是茶馆、集市；湖北的乡村都是一湾一湾，三两户人家一湾，它没有什么村的概念；北方有，大的村几万人、十几万人，小的几百人，都叫村。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整齐划一的建制。为什么现在是这样？这和现在农村的问题有没有关系？我认为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还有农民负担的问题、干群关系的问题，实际上跟我们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息息相关。严格讲，实际上现在的农村的政治结构是军事化的，别小看“军事化”这三个字，作为士兵，长官如果要命令你、支配你，可以没有理由；但是严格来讲，作为老百姓，如果想要随意支配，应该要有理由。长官可以随时随地进你宿舍，但作为老百姓，这是不允许的。所以这就有区别。不光现代的西方社会如此，中国古代也是这样，官员不能随意干涉百姓的生活。为什么现在是军事化的呢？他什么都可以管，不用任何理由就可以管你。我们知道，现在的体制：村、乡镇、县这个体制是当时公社体制的变异，公社化厉害的时候，极端的时候，把男女分开，把老房子拆掉，配备武器，集体食堂吃饭，但是后来搞不下去了，大家饿肚子，饿死人了，没法继续了。但是余下的体制有强烈军事化，还是存在。当然现在，我们实际上很多事不管了，老百姓死活不管了，但是想管的时候还是随时可以管你。他想要进你家拿东西，想要对你做点什么，也不需要什么理由，这种事被媒体报道出来的很多，没有报道出来的更多。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作为基层官员，他不认为我这样做是需要理由的，是需要向你说明的。我们很多人从道德上去找根源，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体制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说这是共产党一手干的，建国以后把这个事情做出来的，不错，将这个军事化做得很大，走到极致化是它的责任。如果从更远的角度来看，从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史来看，一直都有，或者更早就尝试实行这样的体制。中国农村的问题不是从共产党开始才这样，可能要追溯到更早，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新政的时候。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一般过程跟全世界类似的国家一致。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特殊的原因，所以我们中国走上这个道路。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作为一般后发性的国家，为什么会导致中国农村现状？有很多内容，比如说殖民化、工业化、城市化，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学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殖民化的过程是有的，而且相当强烈，为什么中国在殖民化过程中很扭曲？殖民化国家有一个很强的负面效应，是值得批判地，但是它也有有利的因素，比如成为殖民地的国家或者地区，殖民者都能搞一些建设，表明这是他自己的地方，多少都要搞点建设，有物质的建设，也有制度的建设和引进。但是中国有殖民化之害，却无殖民化之利，在西方殖民者看来，它始终是一个无主的等待宰割的肥肉，所以只有殖民化之害而缺少殖民化之利，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从近代以来就不好，就是因为周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殖民化了，比如印度、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等，它成为殖民地以后，就在殖民者的指导下蚕食中国的边疆。从这两方面讲，中国的殖民化是很扭曲的。对于西方殖民者，它只是在中国获取利益，却很少投入。还有一个是工业化，工业化也是也是很扭曲。就是说我们中国对于民营资本发展没有成什么气候，始终是朝着这个方面，但是国有资本却很发达。总是伴随着低效率、垄断、权力的设租寻租。国民党时候是这样，到现在还在继续。跟正常的先发现代化的国家不一样，显然当初可能是设想这样发展是不错的，靠国家的力量来推动现代化会快一点，事实证明中国150年的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是城市化，传统的中国城市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商业集镇，一个是政治中心。后来,由于我们在经济上强行的纳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就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是以西化为前提的，这个城市化的讲法也很扭曲。虽然对我们的城市化还带来了一些遗产，你比如说我们的城市建设，我们的市政，很多是跟西方学来的：我们没有上下水道，我们的粪便是靠我们的农民用马桶，一桶一桶的挑出去的，以前我们没有街灯、公共交通，这个都是后来学来的,但是他对中国政治带来的后果还是很扭曲。中国到建国初期，解放以前，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农村中国，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在中国不是占主导地位。

但是可以说从清末以来,都是都把城市作为中心。几代统治者都把城市作为中心，共产党是从农村起家的，但是还在西北坡的时候都宣布了从此工作中心转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资源的投向是城市，农村被忽略了。

还有最后一个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在国家权利的扩张，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西化的过程，中国的民族、国家早就形成了，中华民族也早就形成了,但是它必须再重来一次，把自己的疆域在不断地混乱和被蚕食的过程中确定下，把自己的国家的模式、民族的模式确定下来，再一次完成自己国家与政权的延伸。但是这个延伸它伴随着什么呢？对农村的掠夺，这不是建设性的。

我讲的什么是四个过程呢，意思就是说，这四个过程对中国来说是建立农村，牺牲农村，把农村作为现代化的牺牲品，潜台词只有这么一个,走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农村的破败、农村的问题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今天问题并不是一个今天的问题，是历史上的老问题。很多人现在还在争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很扭曲。但是可能更扭曲的还是二个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它自己生存的问题，它自己设想的道路，就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在试图走捷径。由于我们是一个老大帝国，是唯一一个历史上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的帝国,是一个对周边有强大辐射力的文明，所以说作为一旦沦为一个被屈辱的对象的时候,被人讥为落后文化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处境它是非常不甘心的，不仅精英不甘心，老百姓也是如此的不甘心，它就想一切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境遇。于是我们发现了两个榜样。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俄。可以说一个是日本模式，一个是苏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日本通过走捷径,突然从一个排位很后，甚至排在中国之后的小国进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苏俄也是，自从十月革命以后，进步非常的迅速，到建国初的时期，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欧美回来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苏俄模式是发展非常快的，这个捷径中国可以效仿。中国共产主义的发生，实际上有民族主义的背景，大家想的是通过这个来改变自己民族的境遇。日本和苏俄这两个国家，在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上是给中国最多屈辱，最多不利的影响的国家，中国甚至差一点亡在日本人手里。但是这两个国家又是给我们影响最大，都是我们最想学的国家。很奇怪，一直到今天，我们一提到日本，一般比较平和的知识分子都很难受，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曾经下过大本钱跟他们学习，甚至是自费的成千上万的人络绎不绝地去学。从政界、学界、产业界都如此。我们都认为日本是一个特别好的模式，从戊戌的康梁、到后来的北洋政府段祺瑞、洪国章、袁世凯，再到蒋介石集团等一系列亲日派人物，有多少是日本留学生？太多了，跟日本有关系的，有多少？当然他们都很恨日本人，但这并不耽误他们向日本学习。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当时国民党内部在争论到底是靠日本这边，还是英美这边？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亲日派的何应钦，这时却坚决主张站在美英一边。严格来讲，我们没有亲日派，但是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学日派。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白崇禧都是。他们都知道他们学完以后，首先要把日本人干掉。我们说日本是军国主义，我们当时的提倡是要学习日本军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褒义词，不像现在是个贬义词，这不一样。学苏俄学的是什么，苏俄学的实际上也是这样，也是这个军国，也是在它的军事化方面,在社会组织、在政治组织、军事化方面，日本、苏俄是一致的，西方把它称为极权主义。为什么要学这个呢？我们觉得他们是一个捷径，他们通过社会组织的军事化很快由弱转强成为令人生畏的强大的国家。我们要迅速摆脱这个，但是，这中间还有很多过程，还有好多的尝试，不同的人不同的尝试，应该北洋政府时期政府由于忙于军阀混战、忙于上层争夺，还没有能力顾及到下层。而国民党是两层都学习，不仅在社会组织改造上学，同时在社会精神上也学。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有一个“阳明学”学说很盛，不是把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作为理学大师在中国脉络上的学习，是当时中国的一些领导者和学者认为学说是因此这个学说日本的很复兴，就是“阳明学”复兴，“阳明学”是我们中国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阳明学”。那时国民党开始复古。还有一个方面是地方军阀，比国民党中央政府更加切实的进行了社会改革，为什么？因为他们面临着中央政府尤其是国民党的巨大压力，他必须做一点实际的成效，来抵制这个压力，因为他们要生存。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讨论很多的是山西的实验、广西的实验、云南的实验、这三个实验都有一个背景就是学日本，学日本的地方组织的警察化、军事化，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是众军阀中学历比较高的人，是日本的留学生，阎锡山军事可能没有学多少，但是地方自治、编村制在全国是最有名的，不仅得到了当时各个政权、其他省区的艳羡，而且得到了大批学者的认同。那时的学者他们对中国的军国民主义基本上是认同的。山西的这种尝试跟后来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唯一缺乏的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阎锡山没有翻出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他想搞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阎锡山的改革涉及到农村中组织控制、组织网络、社会强制等等，组织网络，一个编村有9种组织，比如儿童、老人、妇女等等。我们后来的中共的做法也是这样的，社会强制把认为不好的人，有劣迹的人都送去劳改营，叫"莠民工厂"。极端的时候，人出门都要挂牌，好人一种，坏人一种，这个在文革时期也做过。这些做法，不要认为我们没有传统，但是这个做法都是跟日本人学的，但是我们也有创新，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做法。

学苏俄主要是共产党人，国民党的时候也有学。国民党基本没有在社会层面上学，国民党获取了政权之后，他没有把自己的组织下沉，国民党学苏俄，当时西方都认为当年的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党，但是真正学苏俄学得最像的还是共产党。跟国民党一分家，就搞苏维埃运动，农民不理解什么叫"苏维埃"，搞苏维埃政权，农民也不理解。后来农民就瞎理解，说当时从广州来的苏兆征有一个弟弟，叫苏维埃。苏俄埃很大程度就是军事化组织，苏区是在全国地方来讲基本上是老少边穷地区。富裕地区的农民是不想搞革命的，中国特点是中国城市里的人，尤其是共产党视为中坚的产业工人，相对破落的农村兄弟来说是优越的，他不可能放弃优越的地位搞革命运动。我们共产党在上海曾经用暗杀逼迫工人罢工，依然搞不动。红军时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维埃是军事化的组织，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军事化组织应付短期的事件是非常有效，长期的搞建设，要安排老百姓过日子就不行了，他们也是在尝试这个学习，到后来由于苏区的失败，以及后来长征的结束。长征实际上是一个不得已失败的过程，是重新洗牌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