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焱：文明冲突与国家身份

盛洪：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清到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王焱教授，在我看来他是个杂家，只是在学术分工时被定义到了政治学研究所里。据我所知，早期他是在《读书》杂志工作，而《读书》杂志是塑造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文风的一个杂志。王焱教授在里面工作了10多年，对《读书》杂志风格的形成也起到了很重要的贡献。他的思维方式非常广，尤其是对中国的国学研究很多。近些年来他又开始关注中国的公共领域的一些问题，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视角。今天的题目叫做《文明冲突与国家身份》。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文明是历史形成的。全世界形成了几大文明，当然还有一些小的文明，它都有很深的历史传承的传统，而国家指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这跟文明的划分不一样，有可能一个国家里面有很多文明成分，比如美国、俄罗斯甚至中国这样的大国。而文明的冲突也可能是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产生冲突，一国之内有不同的文明也可能产生冲突，该怎么解决国家身份的问题？我想这些可能王焱教授都会有所分析。下面请王焱教授作报告。

王焱：我们先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起，他是中国学术界比较熟悉美国政治学家，10多年来，他的每一部新著，包括80年代的《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些著作都很快翻译成了中文。这些著作都有他比较冷静、犀利的论述风格。所以很多人尽管不见得同意亨廷顿的观点，但是他的这些书影响都是很大的。尤其是他几年前的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论文，后来形成了专著，这本书和论文出版后在中国学术界形成了规模还比较大的一个讨论。不过从现在看当时中国学术界的讨论，对亨廷顿的观点可能有很多误读的成分。一般认为他强调文明冲突论，把中国划为所谓的儒家文明圈，还有伊斯兰文化圈这些非西方文明都看作是西方文明要征服的对象。所以当时很多人写文章是要驳斥亨廷顿。特别是认为亨廷顿的观点是，把非西方文明当成是西方现代民主的敌人，所以很多人都论证儒家文明和西方民主不是对立的等等。实际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相当复杂的，他对中华文明的评价也相当中肯。他不是一个强调价值中立的学院派学者，而是美国政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学者。所以他自己也说，文明冲突论并不是一本社会学的新著作，而是他观察了冷战后的世界局势后，为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个国际关系方面的决策。冷战后，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这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来说是一个乐观主义的预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在全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从理论上已经走到了终点了。靠人类的智慧已经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政治制度了。和福山的乐观主义相反，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反而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危机。因为冷战后美国失去了一个明确的敌人。冷战时戈尔巴乔夫的一个特使到美国访问时，说：“我们正在干一件真正令你们感到恐怖的事情，那就是让你们失去敌人。”冷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底美国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呢？这是关系到美国国际战略的一个新问题。亨廷顿的观点是把国际政治视为一个相互竞争着的文明世界，他主张美国政府应该以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他的结论是，苏联解体后，文明冲突占了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应发展文明间的对话，避免把文明间的冲突演化成暴力的冲突，通过构建一系列跨国的制度安排和机制，促进全球的和平。9.11事件的出现证明了亨廷顿的观点有着惊人的预见力。

去年五月亨廷顿出版了一本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在这本书里，他把他的文明冲突的视角由国际转向了国内，用这个框架来分析美国的国家特性。今天的报告标题里有一个词语叫做国家身份，“身份”在英语里面也可以译作认同，是一个含意非常繁复的词。这个词现在成为了国际关系、国际理论包括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非常热点的问题。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全球化的进程里，中国和以前闭关自守的状态不一样了，也必须进入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去。在我看来，有关国际关系的知识都应该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必备的知识结构，因为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微小的变动也都可能影响到中国。所以亨廷顿无论是把他的文明冲突作为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框架，还是作为分析美国国家特性的理论框架，都对我们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亨廷顿的这本书表达了对美国国内文明冲突的忧虑。过去有人说美国是一个世俗主义的国家，也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新教的国家。围绕这个问题自美国开国以来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论，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各自所持的答案也是各不相同。17世纪的时候，因斯洛普曾经提出要在北美建立一个山颠之城，这就体现了新教的理想主义。其后美国的国家特性一直是由山颠之城的新教理想主义引申出来的所谓美国信念来界定的。这个信念最早是由杰克逊做出过经典性的表述。美国信念大体上包括几条，个人尊严、人人平等、人人确有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公正、机会均等等等。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大熔炉文化。大量移民的进入本身带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文化，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之下，他们变成了同一种性质的美国公民。在亨廷顿看来，这种信念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单纯依靠信念来解释美国国家特性已经是很困难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危机，他总结了几点原因：一、最近几年大量的亚裔和拉美移民涌入美国，是美国人口的构成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拉美移民居第一位，其中大部分人是讲西班牙语的，而且形成了很多讲西班牙语的拉美社区，很多人不会讲英语，这首先对美国的语言文化构成了很大的挑战；二、美国的学院文化流行多元文化主义，这种浪潮挑战美国的主流文化，认为文化是没有高下之别的，它也挑战了美国的单一的用美国信念来诠释美国的做法；三、美国的精英群体日益强调他的跨国身份、世界主义的倾向，这就挑战了美国的国家认同、国家特性。这样就使得单纯靠美国信念凝聚民众认同的做法产生了危机。所以亨廷顿说他不只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写作这本书，而是以一个爱国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写作的。这本书也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也是盛世危言。在亨廷顿看来，每一个国家都需要靠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来界定自己的国家特性。亨廷顿的做法是强调美国的国家信念，他强调美国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宗教的。如果没有美国的文化、宗教，也就没有美国独特的政治建制，而如果没有美国这种政治建制，所谓的文化、宗教也是空洞的。所以不光要强调美国的政治认同，还要强调文化认同。

现在的民族国家体系是由16世纪的《维斯特法里亚条约》确立的，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格局。在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以前，世界被一些大型帝国分割了。这些帝国的中心是一些宗教文化意识形态，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出现后，这种组织形态在世界上不断夸张。像联合国等这种跨国的世界性的组织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而不是以宗教文化。在亨廷顿看来，虽然现在世界体系是由民族国家形成的。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可以对此作出三个选择，包括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成为一个帝国性质的国家、成为一个民族性质的国家。在他看来前两种可能都是不存在的，所谓世界主义是指把文化的多样性视为国家的主要价值之一，也就是说美国无所谓新教不新教，信伊斯兰教，信印度教，信儒家文化，在美国的国家框架内都是处于同等的地位。若采取这种方案，美国人不再是更听命于美国政府或者说联邦政府，而是更听命于各种跨国组织、国际组织，习惯法或者国际性条约、制度。美国的国家身份将会大大低于上述身份。你是联合国雇员，你就可能认为联合国的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要高于你作为美国公民所受到的约束。换言之，美国认同将趋于瓦解。自小布什上台以后，美国的保守派试图利用美国的力量，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这种方案被称为帝国主义的方案。民族国家出现以前，罗马帝国是靠《罗马法》的制度力量不断的扩张，凡是他夸张到的地方都把那些居民纳入到他的制度体系里。在亨廷顿看来，小布什实行的国际策略就是要建立一个类似于罗马帝国的新罗马帝国。这种方案是危险的，因为尽管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国，这些大国各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历史传统、政治体制。如果没有这些大国的合作，美国是不可能在世界上实施任何有意义的目标的。如果靠美国的力量在全球强行推广民主制往往会导致所谓民主制悖论的出现，导致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和要达到的结果会恰恰相反。所以亨廷顿认为，只有民族性质的国家方案才可以保持国家性质，保持国家身份，换言之，如果采取另外两种方案美国将会国将不国了。这种观点和美国新保守派的观点存在很大差距。所以笼统地把他们混为一谈是不恰当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是不是一味的扩张疆域就好？现在的民族国家有几个要素，固定的疆域、人口、主权，包括宪政、法制，历史上常常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国家不知道扩张的边界在哪，于是一味的扩张领土，结果反而导致国家特性的丧失，结果导致了最终的衰败。最典型的例子，亚里士多德的弟子，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想要对外扩张疆土，但是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像马其顿这样比较希腊化的国家一味的征服将促使他文化的解体。希腊文明的政治体制是不适合扩张的。希腊是个城邦国家，他的居民除了奴隶只有大概几千人，每个月都要开城邦的居民大会，每个居民都要参加，这可以视为西方直接民主的一种原型。很多政治学家都认为，像希腊这样的民主在一个大型的国家里面是很难实施的，因为它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几亿人怎么可能在一起开会呢？所以在亨廷顿的文明论里面，认为美国是一个不适合扩张的国家。由于他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采用了文明冲突论的视角，把欧美国家视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区域，假如美国内部是实行多元文化的，本身是很难定义的，既不是基督教，也不能定义为儒教和伊斯兰教。所以他写这本书，把文明冲突论转向国内并不是兴致所至，而是他的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框架的必然延伸。如果你认为国际政治是由文明冲突来解决的，那么每一个国家必然要坚持你的文明特性或者国家特性。美国建国后经历过几次大的理论觉醒，亨廷顿也承认美国建国之初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但经历了这几次理论觉醒后，他现在是以文化来定民族，而不是以种族来定民族。在他看来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核心文化或者说主流文化，这种文化深浅不等的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成员共享。美国的国家特性就是由美国当初的这些定居者，世世代代的移民形成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髓就是新教精神，所谓美国信念也是从这种新教精神引申出来的。而且亨廷顿为了强调美国和欧洲的差异，强调了美国的新教和欧洲的新教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新教是一种新教中的新教。

过去有很多单纯依靠政治哲学来说明国家特性的，而亨廷顿是采取运用宗教文化来论证美国的特性和身份的。所谓特性或者身份这个概念来自心理学，它涉及一个人是谁，或者说一个群体是谁，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身份？一般来讲，人们是要通过身份的确立来比较内群体和外群体，也就是说什么是自己人，什么是外人，这是靠认同来区分的。后来加拿大的哲学家克里斯泰勒通过诠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来强调了两种政治，一种是认同的政治，一种是承认的政治。前者是说异文化身份的人应该向主流文化认同，后者则是说主流文化的人要承认异文化身份的人的平等地位。以这种观点来说，要想成为美国公民，你必须要认同美国的主流文化。而美国学院派的多元文化主义反对这种认同的政治，而是强调承认的政治。伊塞尔柏林曾经把这个做了一个归纳，人有两种基本的需求，一是个人自由的需求，一是归属的需求。在宪政的基础上只是强调公民的平等身份还是不够的，还要强调公民身上所承载的文化。他之所以把文化的需求提高到与个人自由平等的地位，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系。他是一个俄裔的犹太人，少年时期移民到英国，虽然受皇室册封爵士，跻身于英国的上层社会，但是他仍然感觉到英国文化里有一股潜流，就是对犹太人的歧视。所以他认为要实现平等单单是有了个人政治身份的平等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承认不同族群的人身上承载的文化。简而言之，所谓认同，所谓特性，所谓身份，就是对于我们是谁这个基本事实的答案。

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的身份涉及四个主要部分，第一是人种，第二是社会属性，第三是文化，即语言和宗教，第四是政治意识形态。亨廷顿本人是美国民主党的一个资深党员，民主党一般我们把它视为所谓的自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