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时间:2001年10月17日

地点：北大三教106

主讲人:

薛汉伟 北大马列学院教授

讲座内容: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我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我们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了解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模式我们讲得很多，它基本上是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体制，一个是发展战略。我们要了解它的体制，首先要了解它的发展战略；要了解它的发展战略，就要了解它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个模式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条发展道路。这个发展战略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把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当时的口号是加速马列主义的发展。第二是以重工业为重点发展方向。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仅仅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是不够的，还要迅速增加国家的国防实力，也就是发展重工业。第三，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经济发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投入大量资源求得经济发展，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粗放发展；一种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求得经济发展，我们称之为集约发展。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要高速度得发展经济尤其是重工业，就不得不靠大量投入资源，采取粗放发展的方式。粗放发展跟当代资本主义的集约发展相比，效益是差很多，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绝对的坏事。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尤其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当然要经历一个粗放发展的阶段，然后转向集约化发展。苏联是一个经济落后的资源大国，粗放发展曾经给它带来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但是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资源多么丰富，粗放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潜力就会耗尽。潜力一旦耗尽，这套发展战略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跟这套发展战略对应，形成的体制也有三大特点：第一，所有制的高度国有化。在苏联，国有企业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占98%，农业经济是集体农庄，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是实际上也接受指令性计划。1980年我到无锡开会，无锡当时包产到户开展得比较慢，有人向代表反映，说无锡只有一个生产队长，就是县委书记。我们有个代表就把这个意见反映给了县委书记，他说这个意见完全不对头，生产队长不是我，是我们省委书记许家屯。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当时不是哪个人的作风问题，是体制的问题。为什么要建立这种高度集中化的所有制结构？有人说这是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建立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马克思确实说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该用国家的力量改造社会。把生产资料通过国家所有逐步过度到全社会所有。但是马克思的国有化有一个条件――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高度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收归国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表示，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连股份制都管不了的时候，国有化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为什么要建立这种高度集中的所有制结构？是不是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连股份制都管不了的阶段？完全不是。所以就需要有另外的原因来解释。马克思在它的国家理论里有一个很深刻的论述：国家有国家机关，国家机关有其特殊的利益，这个利益不仅不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也不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是其工作人员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个利益就会成为祸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法避免这个祸害，但是必须把这个祸害限制到最小程度。这个观点得到了罗斯福时代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熊彼特的高度评价。他说在马克思以前所有的人都将国家看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马克思第一个将这个问题从云端放到地上来研究。但是非常遗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方和西方的经济学家都把马克思的这个论述忘记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开始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人们发现市场也有管不到的地方，就是市场失灵，于是实行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给西方带来了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是到了70年代出现了滞胀，人们发现原来国家干预过多。原因有：第一，国家机关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在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把它自己的利益考虑进去了。第二，即使是善意的干预，由于信息的局限。也要办坏事，日本在80年代把美国都竞争得喘不过气来，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日本第一》，到了９０年代日本经济陷入疲软，知道今天也没看到复苏的迹象。于是美国人又写了一本书叫《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为什么？政府的善意干预太多。社会主义国家也能深刻体会到干预过多的弊端。搞计划经济首先要有统计数据吧，但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报告统计数据的时候把自己的利益也考虑进去了，于是你连一个准确的统计数据都得不到。当年毛泽东希望大家多长粮食，于是下面投其所好，报告亩产几千斤甚至几万斤。于是毛主席提了一个问题：粮食多了怎么办？结果第二年就饿肚皮了。要把这个祸害限制到最小程度，怎么办？第一，在政治上要加强监督。巴黎公社采取种种方法对领导人进行监督，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总结。第二，实施国家所有，也要把大部分交给合作社经营。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才是本体。北大社科发展研究所有两位教授曾写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文章，叫《国家所有，合作经营》，大量引经据典，说马克思没说过国家所有，国家经营。我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搞合作经营就能解决我们现在国有企业的问题，我是说国有经营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那么什么要建立高度集中的所有制体制呢？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需要迅速集中资源进行建设，而市场的力量又比较弱，所以需要通过国家的力量集中资源搞建设。苏联和中国正是凭借这种模式迅速成为大国。但是，一旦经济发展到集约发展的阶段，这种模式就不行了。这种模式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工业经济尤其是诱人的重工业的高速发展，于是形成了越大越公越纯越好的观点，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来纠正这个观点。第二个特点，主要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主要用计划来配置资源就是计划经济，主要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就是市场经济。斯大林要让资源流到利润低的重工业部门，是算政治帐算出来了，市场做不到。怎么办，只有靠行政的力量。第三个特点，过分集中。过分集中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但不是主要的特点。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就只能有一个指挥中心。权力分散，指挥中心多，就要天下大乱。1957年赫鲁晓夫把中央的权力分到地方，结果一分到地方就天下大乱，迫使赫鲁晓夫很快将权力重新收归中央。中共在1958年也是这样，1970年又搞了一次，也是一样的结果。所以有个顺口溜：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嚷，一嚷再放，如此循环。这一招不灵，人们又想到另一种方法,还是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但是将权力放到企业，叫扩大企业自主权。这种改革在东欧国家发展起了一整套理论，我们把它叫做东欧的新生产模式。这个模式有两个要点：一是把权力分到企业，二是政府和企业实行分工，政府管扩大再生产，企业管简单再生产。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严格分开。这种模式也行不通。仅仅动第三个特点是不行的，那只有动前两个特点。但是高度国有化和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谁动摇这两条就要挨批判。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得不到解决，人们就要向社会主义框架以外去寻求答案。邓小平的功绩就在于打破这两个教条。公有制是社会主义需要的，但是社会主义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用。

第二个问题，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局限。

苏联模式我们现在要批判它改革它，但是不要忘记它也有过巨大的历史作用。苏联模式有三大历史作用。第一，它能对付战争和战争威胁。当时法西斯是世界人民面临的主要威胁，苏联的这一模式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它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西方是通过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实现了工业化，到19世纪发生了1873年和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但是西方国家不知道该怎么办。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当时苏联取得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西方学者就建议罗斯福，学习苏联的某些做法，由国家大规模投资，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罗斯福接受了这些建议，搞了一个“罗斯福新政”。当时人们把计划看作社会主义，所以把“罗斯福新政”称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一位美国学者说，罗斯福用社会主义的方法解决了资本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解决了社会主义的问题。他的说法不一定正确，但这个意思是明确的。第三，它曾经推动了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化。第一批国家的典范是英美法，第二批是德日苏，第三批是亚洲四小龙。第一批国家和第二第三批国家的工业化是有明显区别的。第一批国家，英美法，经济上是自由经济，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发扩张，政治上是民主化。后期的国家是通过集中的方法实现工业化。二者内部的机制和外部的动力都是不一样的。从内部的机制来讲，西方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自发发展，市场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现代化因素是很多了，矛盾相对是小了，所以它可以通过民主化来解决矛盾。后起的国家迫于工业化国家的压力，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于是急急忙忙地开展工业化，在市场的力量还不够的时候，就要借助国家的力量。而且矛盾重重，往往用集中的办法控制矛盾，不讲民主化。外部的条件也不一样，它可以到处掠夺资源，到处开发市场。开发美国人不够了，就到非洲去抓黑奴，工业化初期人口过剩了，就向海外移民。后起的国家要面对经济政治军事强大得多的对手，需要通过集中的方式迅速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以对付外部的挑战。集中的方法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政治上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德日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苏联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苏联模式的局限有两个。第一，粗放的发展方式没有办法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苏共的历次全会都强调要实行集约化发展，但是直到1991年垮台都没改过来。随着80年代西方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个弊端就显露出来了。第二，苏联模式无法对第三次技术革命迅速作出反应。在西方，对第三次技术革命作出贡献的是发明家和风险投资家，在这种模式都成长不起来。苏联的科技力量都用到重工业上去了，所以科技无法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第三个问题，苏联模式的危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危机不是绝对的坏事，是危险加机遇。危机是体制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然不缺乏高明的人看出体制的问题。但是没有危机，无法促使人们去思考，特别是既得利益者。只有当这套体制运做不下去了，才会有变革。中国经历了三场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萌芽发展起来。第一场危机发生在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匈牙利波兰事件，毛主席才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以苏联为鉴，所以改革是始于毛成于邓。中国面临的第二场危机是文化大革命，它是苏联模式走到极端的一个表现。大量的知识分子被关进牛棚，在牛棚思考问题和在办公室思考问题是不一样的；国民经济陷入破产的边缘，促使广大人民进行思考。第三场危机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巨变。80年代，两种体制并存，经济进入治理整顿；政治上也遇到了麻烦，发生了六四风波。当时争论很激烈。邓小平讲，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在十四大我们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及其面临的巨大问题。成就巨大，不需要我多说。我们还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问题。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西方国家在那么优越的条件下进行工业化还有那么多的矛盾和问题，后起国家面临的问题面临的问题更尖锐。这些问题是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进步的标志。关键是怎么看这些问题，回避它你的痛苦就会没完没了，正确对待它痛苦就会短一些。在中国是两大过度并举，改革的内容是最丰富的，那么出现这些问题就是必然的。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占用了2/3的资源，只生产了1/3的产值。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能说国有企业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要逐步让国有企业退出某些领域。另一个问题是腐败问题。我想腐败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在经济转型期，旧的道德准则被打破，新的道德准则还没建立起来，造成一些人不遵守任何道德准则。手中有权力的人心理不平衡，就会搞权钱交易。二是国家对经济管得过多，造成社会上到处是“租”，不搞腐败就没法办事。说到底，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政企分开。三是监督机制不健全。我们的干部任用制度不仅不能防止腐败产生，有时候还是腐败的温床，而且我们的纪委监督机关也缺乏应有的权威。

我们在改革开放中遇到诸多问题是正常的，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是麻木。而改革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任重道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