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新道德的政治意义

非常荣幸能到天则所来做这个报告。应该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多个角度。第一个就是从政治角度去考虑。什么叫政治呢？举个例子，有个人看你一眼，你没有什么感觉，那就不是政治；但如果他看你一眼，你觉得他脑子里有很多阴谋，那你的思维就是政治了，即两个人一直处于一种冲突的状态就是就意味着他们俩处于政治状态，我们可以以这个事实出发推演出很多道理。

第二个角度是从经济的角度入手。经济的角度是说你看到一个人觉得他有利可图，有交易机会；第三种从道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一个社会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道德的因素都是同时存在的。除此之外，还有制度分析的层面，从规则的角度去探讨。

今天，我想从现实出发对这一问题做一些思考，此处的现实是各种各样的道德困惑。这些道德困惑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得到解决，但那是通过时间的流失解决的，而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如何从理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困难，因为我不是伦理学家，对这个题目只可以说是在我看了一些书之后的一点心得。正因为它只是一个思路，所以更具有探索的意味，就把它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我首先说一下讨论这个问题的缘起。我发现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道德悖论，在这些悖论之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是当人独处的时候会有一种鄙视他人的天然倾向，觉得别人的道德是很低下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快乐，即通过贬低他人获得快感；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就是抬高他人而不觉得自卑。一般而言，贬斥别人的心理倾向要强于对别人的褒扬，这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十分容易进入一个圈套，即十分容易说别人的坏话，那怕是聊起共同的朋友，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心理现象。在集体的场合往往是抬高某一个人而贬低很多人，贬低的是无名的人而抬高的是有名的人。所以在政治意义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如果要颂扬一个清官往往是以贬斥贪官为基础的，而如果要打击一个贪官就往往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看过《包拯文集》，写书的人把所有他要指责的人都说得一无是处，但回过头来看其他人写的针对他的奏章时，也同样把他骂得一无是处。这是个人意义上的道德悖论，我们发现这些道德悖论往往给个人增加很多生活的负担，并导致政治上的很多恶果。

第二，道德在社会上、宏观的层次上也有很多悖论。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个人是很道德的，那么集体往往是不道德的，即道德的个人、不道德的社会。茅于轼老师也经常讲如果一个人的道德资源不断地被别人占用的话就会在事实上造就很多不道德的人。在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体利益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集体的不道德，比如为了民族利益而要求个人做出牺牲的时候，那么这在集体的意义上是不道德的。而个人在经济上的不道德往往构成社会的道德，所以亚当・斯密说一个自利的个人的目标是获取社会财富，但是却导致了社会的繁荣，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道德悖论。从政治上去思考也是一样的，比如我们发展民主政治。假定现在的局面是重要领导人的职位是一个人说了不算，即需要有一帮人也就是高层精英来直选，这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来自多数精英的投票。这时要争到这个职位就必须对现有的高层精英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影响的办法多种多样，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是黑社会的。当一个人难以争取到多数高层精英但能够争取更多的中层精英甚至民众的多数力量支持时，他也希望自己是选举产生的，但不希望自己由高层精英选举产生。而高层精英觉得很难确定支持某个人反对某个人，并且这样做总得得罪某个人，处境非常危险，为了安全考虑也希望扩大选举的范围。如果这样的人占据一定的比例，政治民主就发展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每个人的自利导致了整个民主制度的发展，所以我们常说民主社会可能不是以个人道德为基础的。

所以，政治上的道德悖论是，越是专制社会却越是以道德为基础，古代的皇帝社会把道德强调得至高无上，什么东西都是道德化的，这不用说了，即使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许多军阀也特别强调道德，力图把专制权力奠基于道德基础之上。这是第三个宏观悖论。这个悖论的进一步发展是新层次的悖论：越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专制社会，其道德越虚假，而越是以自利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往往越道德。专制社会不允许民众不道德，但往往使统治者的道德败坏到极点，民主社会允许民众自利，但往往在自由和竞争的基础上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尤其是掌权者的道德。最后一个悖论是在转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伴随着道德的退化的，即转轨的过程是一个对传统的道德瓦解的过程。

这些悖论都是直觉意义上的把握。这些悖论的意义是可以激励我们进行探索，进行思考。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看，比如从人类学的角度，从伦理学的角度，政治学的角度，经济学的角度，甚至是公共政策的角度等。而今天我想从道德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道德悖论是如何得到解决的，然后探讨一下这些道德悖论解决的政治意义，包括人性冲动、集体效应以及社会整合的机制和问题，看一下新的以新道德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主要有三个内容，第一部分讲政治社会的心理基础；第二部分是讲一下旧道德在不同领域内的一些困境以及解决这些困境的方法；第三部分是讲新道德在集体的、个人的、社会的层次上的整合，主要是想探讨一些多中心的分析和多中心的制度整合的框架，以及在这些框架下新道德的内涵，最后再简单地提一下新的政治秩序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首先我想讨论一下新道德和旧道德，有一个心理学家叫诺伊曼在《生物心理学和新道德》里有非常详细的探讨。他认为人的心中有很多阳光的东西，也有很多阴影的东西，根据我的理解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些很丑恶的东西，而这些丑恶是不愿告诉别人的。比如有人问你：你学习的动机是什么，当你回答了之后，他又问你：你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你就会想他是要问你的阴影面是什么。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阴影是集体无意识的一个原形，是人的一种先天性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人性中阴暗的而又没有被意识到的一面，包括一切不道德的欲望和行为，是本性中一种非常严实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你要去分析就会发现这些阴影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既有文化的也有集体的、比较普遍的标准。

旧道德的一个倾向就是绝对地拒绝阴影，认为人的邪恶之源就在于阴影之中，从而要求人做好修养从而去排斥阴影中的大家认为是兽性的一面。但阴影又是非常坚韧不拔，决不会被彻底征服的，人格中被压抑的阴影总是反馈到无意识当中去，因此大家可以看到人要进行修养其实是很难的，一旦人身上的阴影突破的话就会导致人格的分裂以及导致包括战争在内的灾难，因为战争本身就是集体的阴影的一种表现，在个体上的表现就是会有很多冲突。

而新道德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接受阴影而不是取消或者消灭这种阴影，新道德接受阴影并把它整合到整个精神当中去，从而显得极具活力和创造性。所以我们说为了女朋友努力学习就不见得不可以告人，为了金钱学习也可以告人。新道德并不强调所谓的使命感，而是强调只要有利于人的积极性的提高，使生活富有活力的目的都是可以的。所以诺伊曼的一个结论就是人类应该学会接受邪恶，学会接受自己的罪，承认阴影，因为人事实上就是不完善的。他认为敌人是自己阴影的外部投射，觉得敌人是邪恶的，只不过是自己身上的阴影的投射。所以《圣经》上说要爱你们的敌人，因为敌人都是自己想象的。当然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同意，因为敌对很可能因为具有利害冲突的基础，但是从心理学上来讲的确是有这样一种心理机制，使得敌对双方相互把自己的阴影投射给对方，从而在心理上确立敌对关系。如果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岳飞和金兀术打得那么厉害，其实没有必要，在今天，我们看了哈尔滨郊外金上京博物馆中金兀术的墓就可以越发理解这一点，岳飞是汉族的宋朝的民族英雄，而金兀术可是他自己的民族的大英雄。

这里进一步说一下新旧道德的内涵：旧道德代表了一种权威，具有强制性的道德准则，这种权威是集体的标准，如果人遵守了这种集体标准以后就可以发现人有人格面具和阴影。人格面具跟道德是一致的，而且是道德的外表。但如果片面地强调道德的话就会产生人格分裂的局面，这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出来。比如，如果你要颂扬圣人的话就要指出很多大盗来，要树立英雄的话就得树立很多狗熊，颂扬北大原先的未名精神就要贬斥现在北大的堕落，现在在颂扬吕日周，但是是以批判绝大多数官员的不道德为基础的。当然，对自己也一样，要让自己在道德上有所成就，就必须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甚至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又做不到，于是导致人格分裂，或者是伪善：道德说说而已，实际行为另外一套。

新道德是要承认每个人身上的阴影，而不是为了试图去颂扬道德而贬斥自己，也不是为了道德而贬斥他人，也决不会为了道德去制造不道德。如何从旧道德走向新道德呢？我觉得现代社会是通过个人主权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阴影是留给自己去处理而不是留给集体去强制处理的。

有的人可能会说认为敌人是心灵的投射太简单了，但事实上从历史的、较长远的角度来看，敌我冲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里确实有一个心理机制：当一个人鄙视、谴责、攻击他人，他投射在别人身上的邪恶的时候，他就可以感到一种心安理得、没有一点耻辱的痕迹。当你把心中的邪恶投射到别人身上，那怕是没有道德意义的事物身上的时候都会感到一种快乐。当敌我双方的信息都对称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心理上的互相投射会逐渐变成一种仪式化的东西。当两个冲突的集体或者个人形成了一种冲突的记忆了之后，只要对手有一点动作，你都会认为是在向你挑衅，是对你的威胁。

举个例子，如果两个人有朋友的记忆，他笑一笑或者揍你一下，你都会认为是友好的表示；但当两个人有仇恨的记忆的时候，他拍你一下，你可能会认为那是在伤害你，他笑一下，你认为他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总之，对手的任何一个动作，哪怕对你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你都认为那是一种最严重的挑衅。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的心理已经投射过去了，你的记忆告诉你他的任何动作都是敌对的。

两个人如此，两个国家也如此。如果某两个国家有这种记忆的话就会导致非常持久的冲突，但如果大家都认可这种记忆，并接受这种记忆，理解这种记忆，并使之淡化，就可能走出敌对的状态，进入良性的政治整合，为一体化的发展创造政治条件。比如，欧洲一体化比较容易，因为在欧洲，过去相互敌对战争的集体记忆正在越来越被接受，交战国各方可以继续纪念各自的战斗英雄和死难将士，但各国都相互容忍，相互接受，敌对的记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理解过去敌对的状态的结果。但是亚洲的一体化要困难得多，不用说其他地方，就拿中日关系来说，两个国家都有过去残酷敌对的记忆，而且都已经仪式化了，只要他去祭拜一下，或者我们这边有什么动作的话，对方都会当成是一种敌对行为，双方都互不接受对方的任何纪念行为，尤其是侵略方有人根本就不承认自己的罪孽，根本不道歉，这使得双方要很好地理解过去的敌对，相互容忍，相互接受，非常困难。

当然要接受阴影是非常困难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心理学上说的要谴责别人、抬高自己是一个非常令人快乐的事情，而且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骂对手的时候不光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而且是一种心理上的胜利，当然道义上的胜利往往是虚假的，但是心理上的快乐是真实的。为道义而战，你死我活；为自利而战，握手言和。显然，为了和平，必须认可作为阴影的自利，并让道义包容自利。容许自利，不见得要把君子降为凡人，但要在鼓励以凡人追求当君子的时候，给更多的空间，让凡人有机会去实施小人牟利的动机和行为，只要不害人。

心理学上说的一个对传统道德的替代方法就是如何去识别阴影、如何去承认阴影、如何去整合阴影，就是说要如何去摆脱徒然的抱负和对完美的要求，如果摆脱了徒然的抱负和完美的要求，我们就可以拥有全部的、完美的人生，人也将更加富有创造力。比如，在中国做学问和在美国做学问有什么差别呢？在美国做学问没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但一到国内就觉得要有强烈的使命感，要填补学术上的空白，甚至要振兴国家，非己莫属。但结果是，美国人的学问远远大于中国人的学问。原因有很多，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因为美国学者更加认可自身身上的阴影，因而更加富有活力；而中国的学者往往被沉重的使命感和因此而拒绝自己身上的阴影失去了学术的活力，也失去了缓慢积累的动力。其进一步的结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