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民主在中国的常识与误解――评许良英、王来棣的《民主的历史》

最近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民主的历史》一书，是已故许良英、王来棣伉俪晚年共同工作二十多年的未完成著作。许良英教授，国际、国内著名科学史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爱因斯坦研究、物理学史、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以及民主的理论和历史。王来棣教授，知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建党史、五四运动史、民国史以及民主的历史。他们原本坚持完成全部书稿后才考虑出版问题。多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在2012年成功地劝说他们改变了计划。使他们同意先整理出版已经完成的部分，待以后再版时，再补上其他章节。不幸，几个月后，二老相继去世。留下眼前这部当时为出版整理好的未完成书稿。

本书针对中国国内大量流行的各种对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误解，系统介绍民主制度从古希腊到近现代荷兰、英美的产生、进化和运作的历程，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坎坷命运，以及自古至今民主理论的发展。其中最主要未完成的部分是关于法国革命（第十章）和民主理论（第三编）的内容。他们对这些部分已经作了大量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内容要写。但因年迈，体力不支，最终未能完成。在此，我将尽力客观准确地简要勾勒这本著作的思想背景和渊源。同时，也记录一些与本书主题直接相关的讨论。

在本书的写作中，王来棣执笔希腊部分（第一章）和中国部分（第二篇），许良英负责其他部分。在这个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项目中，许良英起着主导作用。他强调思想启蒙是建立民主的前提，而启蒙者自己必须先启自己的蒙。在他的人生中，他的启蒙始于中学时（1938年）阅读爱因斯坦1930年的文章《我的世界观》。其中爱因斯坦所说的 “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让他思索一生。到晚年他认识到，这是爱因斯坦发现的一个堪与相对论相媲美的社会铁律。虽然许良英的一生跌宕起伏，思想上也受过蒙昧和现代迷信的损伤，但爱因斯坦的思想在他心里种下的启蒙种子却从未泯灭，最终更引导他摆脱蒙昧，使民主的思想发展壮大。本书即为这颗种子萌发出的硕果。

在国际、国内，许良英最为世人熟知的工作是他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方式独特，分为哲学卷（卷一）、物理学卷（卷二）、社会-政治卷（卷三）。社会-政治卷中收集了爱因斯坦一生中关于民主的思想和实践的主要讨论。而许良英对民主的认识，其源头正是《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三卷。《爱因斯坦文集》是文革之后第一部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科学与民主的文献。1977年下半年， 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读了刚出版的文集，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以后在他任中组部部长时，他曾要求下属读《爱因斯坦文集》。

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思想对许良英的启蒙作用贯穿一生。而这正是他倾注晚年的全部精力在这部关于民主的著作上的基本动力。1933年爱因斯坦不顾自身安全谴责了刚上台的纳粹的暴行，“他的挚友冯・劳厄（Max von Laue）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要采取克制态度，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试问，要是布鲁诺（Giordano Bruno）、斯宾诺莎（Spinoza）、伏尔泰（Voltare）和洪堡（Humboldt）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么样呢？’20年后他在接受一个人权奖时说：对社会上那些‘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1995年）。许良英对民主的关注，一直都出于这种社会责任感。从80年代以来，这些关注一直都与中国的改革历程紧密相关。

在改革刚刚起步的1980年代初，科学研究制度的改革曾经是全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作为曾是国内最早规划、研究中国科学政策的学者之一（见许良英-范岱年，1956），这个时期许良英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讨论更多与科学的基本价值和科研制度相关。1980年7月他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时任总书记）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的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中，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针对当时改革中最流行的口号“科学是生产力”，他指出，科学本身不是生产力，只是通过技术才转化为生产力；科学的社会功能不仅发展了生产力，而且还提高了人的认识、思想和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科学是决定社会兴亡的基本价值。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价值观与民主密不可分。1981年他在《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一文中，进一步阐述这一论点。他说，“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已经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国家兴亡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保护科学的政策中一条最根本的原则是：‘宽容’(toleration)。这就是，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一切思想、言论都允许自由发表，不因见解上的不同而受到迫害。这就基本上保证了学术自由，实现了百家争鸣的可能性。”“（爱因斯坦）认为，科学需要三种自由。…就整个社会来说，最根本的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只有在人民能够享受民主权利的民主制下才有可能。因此，民主制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可以说，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在《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许良英-李佩珊主编）的《结束语》中，他又结合近代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全面历史，进一步阐述了相关的论点。1986年底，这些基本观点又分别以《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1986年 11月6日、12月23日）。

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成为“政治改革”的时髦提法。由于几十年的封杀和歪曲，国人（包括学者和“改革派”）对民主的认识贫乏、概念混乱。许良英是最早清晰地认清国人对民主认识之贫乏和新权威主义反民主实质的学者之一。认为这是造成中国民主的困境和新权威主义兴起的基本条件之一。他指出，“1984―1985年间全国发表的13万篇有关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文章中，仅有一篇是专门论述民主的。不巧，这一篇却又是充满误解和曲解的短文。对此，我已于1988年第6期的《政治学研究》上作了评论。最近三、四个月来，报刊上讨论民主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但对民主概念作了正确阐述的却为数甚微，而叫卖‘新权威主义’之类公然为专制主义张目的反民主谬论却充斥市场。”（《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纪念“五四”70周年兼批判新权威主义》）。

这里提到的发表于《政治学研究》的文章，指的是他的《关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民主理论关系的理解》一文》。（注：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是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民主机制的核心理论。阿罗解决的关于民主机制的理论问题，渊源久远。其基本观察和猜想，早由法国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民主主义学者、数学家孔多赛提出（孔多赛饱受雅戈宾派的红色恐怖之迫害）。阿罗的理论从若干关于人性的基本公理出发，以严格的公理化体系，证明民主制度可以运行的条件，证明现实存在的民主制度的逻辑。阿罗由于这一伟大贡献， 获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此文中，他批评某些年轻学者，包括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的中文译者，对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严重误解，概念混淆的翻译，对阿罗著作的基本误导甚至南辕北辙的解释。他以其对民主理论的透彻理解和坚实的数学基础，依赖阿罗的原著（而不是中译本），逐字逐句引用并解释阿罗定理的公理（假设），逐步解释其逻辑和结论，指出阿罗定理“证明了传统的民主观念是完全能站得住的”，“为传统民主观念的合理性提供了严密的逻辑论证”。他还指出，阿罗定理从人性的基本公理证明的关于“集体理性”的定理，是超越文化、超越历史、超越国界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理。是证明普世价值的基本定理。

在这篇论文的第一段他清楚地指出“民主理论的科学研究在我国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 对民主基本概念存在着许多流传已久的误解”。从此，他不断呼吁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以及任何关心改革和民主的学者（包括学生），还是政策制定者、执行者，还是新闻工作者，都必须特别关注这一基本问题。这是引发他开始写作本书的学术诱因之一。

本书的另一主要背景是从80年代以来兴起的“民主缓行论”。当时经济改革步履蹒跚，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不但在社会中，甚至在“改革派”中，流行一种改革阶段论，对民主改革态度消极。在民主缓行论的文章中，大量的似是而非的论点表明对民主制度和历史的无知和基本误解。许良英在1989年接连发表《驳民主缓行论》等多篇文章，厘清多种流行的混乱认识。他说，“在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中，目前最有市场的是民主缓行论，认为中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只有待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期，在条件成熟后才能实现。其理由不外乎：（1）中国经济落后，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人认为民主是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但是，“同200年前的美国相比，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及今天的中国。当时美国是个农业国，城镇居民仅占总人口的6%；我国目前是36%。按1965年的物价计算，1800年美国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也仅231美元。”“（2）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众多，人民不会行使民主权利。”但是，“在历史上，义务教育制的出现是19世纪中叶的事，比民主制要晚得多。”“（3）中国没有民主和法治传统，要改变传统，是一个长期任务。” 然而，虽然“民主对于中国是舶来品。可是，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也同中国的传统无缘。…民主思想的输入，至少比马克思主义早十几年。”最后，“（4）一搞民主就会乱，会影响安定团结，妨碍经济改革，因此，只有在完成经济改革后才能谈民主。”对此，他清晰地反驳道，“说民主不利安定团结和经济改革，这种说法要不是对民主概念的无知，就是有意曲解。…民主不仅不是造成动乱的根源，而且是安定团结的可靠保证。因为只有民主才能使人民同心同德，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有两层理由：首先，经济改革是关系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重大改革措施必须得到多数公民的认同，这样才能共同承担困难和风险。”、“其次，对改革危害最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通过政治的民主化是无法杜绝的。”

1989年夏天发生的政治社会悲剧，让他痛心疾首。他更痛感国人，从年长的学者到青年学生，从改革派到民众，虽然在某些时候高喊要民主的口号，但普遍缺少关于民主的基本意识，普遍缺少关于民主制度运作的基本常识。更痛感这个基本缺失是中国改革的基本障碍。他认为民主思想启蒙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先决条件。而“启蒙首先应启知识分子自己之蒙”（《民主思想需要启蒙》）。从1990年起，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许良英、王来棣伉俪倾注了他们晚年的全部精力，为自己启蒙，为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为所有关心改革、关心社会福利的国人启蒙。在本书的序言中，他们说，“要实现中国民主化，必须开展民主思想启蒙运动，首先要有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首先要启自己的蒙。我们写这部书稿的过程也是自我启蒙的过程，希望读者也能在这种氛围下阅读。”

本书原计划但是未能完成的第九章，即“呼唤民主、科学、理性的启蒙运动”应该是集中讨论启蒙精神和启蒙历史的部分（另一种可能是，这一章主要讨论法国的启蒙运动。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他的《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可能与这章的内容相关，其中提到伏尔泰、孟德斯鸠。如果如此，他的《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可能也与这章相关。）。

许良英认为，启蒙是推动民主、建立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启蒙，经济发展本身不仅并不能自动导致民主制度，而且任何非民主的专制制度一定阻碍科学技术发展，障碍经济发展。启蒙的内容深刻广泛，包括基本价值观，例如人权的价值观、科学的价值观、理性的观念，民主的观念以及民主的决策机制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