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论哈耶克与凯恩斯、罗尔斯理论分歧的症结

二十世纪中叶国际经济学界爆发的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论战可谓是世纪之争，至今还没有定论。至于哈耶克和罗尔斯之间的分歧，虽然在影响力、关注度、学术价值的重要性等方面没有前者的争论大，但是它也确实涉及到当代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本文就是借助韦森《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系列文章【1】和周濂《哈耶克与罗尔斯论社会正义》【2】两位大师的论点，来论述自己对这经济学上两大分歧的粗浅理解。

一、市场经济周期性经济萧条的深层根源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哈耶克与凯恩斯、罗尔斯两人分歧的症结就在于：他们三人，尤其是哈耶克，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具有无法通过自身自发、自然的调节而弥补和恢复的永久性“缺陷”，我在早前的文章中称它为“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提出劳动力价格‘拐点’的理论。在大多数相对完整的市场体系中，在劳动力饱和的‘拐点’到来以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刚性’，一旦‘拐点’到来，就会因工资的上升，使资本外流追逐更廉价的劳动力。这就决定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不可能是公平的，过剩劳动力的工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低于客观实际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果的，还因为劳动者面对‘生存的迫协’，不可能拒绝这种不合理的低工资。这样的结果就是：第一，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是真正地自由、自主、自愿的；第二，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自动、自然地通过市场固有的调节作用――通过过剩的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趋低来减少劳动力供给，重新实现供求平衡，使价格（工资）恢复到合理的区间，自动、自然地实现新的供求均衡。我们拿市场经济的价格模型来分析，如果我们承认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均衡，即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在――边际资本收益等于边际劳动力成本。（假设设备等其它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有剩余。）那么在劳动力过剩的市场环境下的这种价格均衡的结果：不但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水平是在客观的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之下的均衡，而且投资量也随着劳动力边际成本不合理地偏低而大于正常量。（因产生更大量的供给而引发生产过剩危机。）…… 所有这些不可能自发、自然恢复的市场缺陷，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弊端：一是严重影响和遏止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二是劳动者的贫困制约了他们及其子女接受教育和再教育的经济能力和教育程度，从而进一步制约了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提高，并因此而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而相对来说，全员劳动力综合素质是决定国民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三是制约和遏止了消费需求的发展，加剧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市场规律。并进一步造成了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具有的那种总需求不足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四是长期的资本非正常的超额利润，就会培育和产生大企业的垄断。”【3】

如果凯恩斯已经认识到：“经济体内的物价是否稳定与经济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而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又取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是否一致。凯恩斯还相信，储蓄与投资的背离，是当时英国持续了十几年的经济萧条――常被人们称作为‘英国病’――主要原因。”【4】 哈耶克还坚持指责凯恩斯：“他忽略了更深层的‘真实’现象，使他不能对大萧条更深层原因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5】那么，我认为造成经济周期性萧条的“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和“储蓄与投资的背离”的根源和“更深层的‘真实’现象”，就是市场经济“无法”自动消除、弥补的上述“市场缺陷”而自动、自发地恢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所以，哈耶克“把捍卫市场的自生自发特征等同于捍卫经济自由，进而将捍卫经济自由等同于捍卫个人自由。”【6】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正是市场经济的这种先天性缺陷，非常充分地论证了虽然市场经济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正是哈耶克主张的在纯粹、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中固有缺陷造成了劳动力工资（价格）长期、甚至永久地低于客观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果，才通过贫富二极分化而引发了消费水平的长期低迷（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原理），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和“储蓄与投资的背离”，才使凯恩斯认定在纯粹、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中“周期性经济萧条”不可避免。

结论就是，如果哈耶克及其追随者不能有效地依靠纯粹的、自发、自然的市场机制解除全球化大背景下，全世界劳动力刚性过剩的市场缺陷，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和“储蓄与投资的背离”根源，那么就等于承认了市场经济存在着必须政府人为调节和弥补的“先天性缺陷”！

二、应如何来应对这种市场经济“先天性缺陷”引发的“周期性经济萧条”。

对于这个问题，哈耶克的观点非常明白：“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供给扩张和信用货币的过度膨胀。因此，如果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和信用膨胀的办法来‘创造人为的需求，那就一定意味着一部分可用资源被引导至错误的方向，并使一种决定和持久性的调整再一次受到阻滞。即使闲置资源的吸收因此而加速，也只等于播下了新纷扰和新危机的种子。因此，如果要长期地动员一切可用的资源，唯一的办法不是采取人为的刺激--无论在危机时期还是在危机之后都一样--而是让时间去完成一个持久的治疗……。’哈耶克认为，‘我们或许可以用及时阻止扩张的办法来避免一次经济危机，不过危机一旦发生，在它未自行消失之前，我们是无法摆脱它的’。由此哈耶克相信，除非为了保持中性货币所必要的限度之外，货币量的任何变动都是有害的。在《价格与生产》讲演中，哈耶克最后认为，‘虽然我相信经济萧条不断重复出现只能用我们的货币制度的运作来解释，但是我并不相信用这个方法能够解释每一次经济停滞’。最后哈耶克得出结论说：‘如果相信我们总能用货币政策把工业波动完全消灭，这或许只是一个幻想’。”【7】

哈耶克的观点非常明白：“危机一旦发生，在它未自行消失之前，我们是无法摆脱它的”，也就是人类对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造成的周期性经济萧条的危害只能“默默承受”，任何人为的政府调节不但“只是一种幻想”，而且必定“都是有害的”！

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我们必须质问：如果人为地使“工业波动完全消灭”确实是幻想，那么到底能不能做到相对“解缓”和“缩小” “波动”呢？有什么理由可以认定“任何”人为的政策结果都“不可能实现”“解缓”和“缩小” “波动”，或者是在长期内“一定会”“加剧”这种“波动”？同样的道理，如果纯粹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和“储蓄和投资的背离” 所引发的“经济波动”，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认定“创造人为的需求”，就“一定会”使“一部分可用资源被引导至错误的方向”？其中的必然性何在？

结论就是：我自信地认为，哈耶克及其追随者不至于否认和反对在微观经济领域，人们，主要是企业家“必须”对市场的波动作出“理性的”判断，以便更好地采取“措施”来适应市场的“变化”。甚至可以这么说，正是消费者和企业家根据周期性经济波动的事实及其对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而做出的应对措施，才是哈耶克主张的市场自发、自然地恢复均衡的动力。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确定，在宏观经济领域，金融家就“一定不能”对市场变化作出“理性的判断”，而采取一定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应对这种市场的周期性变化呢？有什么理由可以确定，人类的理性判断和实践能力只能局限于“微观经济”领域，而一定不能适用于“宏观经济”领域呢？

正因为此，凯恩斯才会认定：“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除非投资市场的心理状态使自己做出毫无理由这样做的巨大逆转，要想避免就业量的剧烈波动是不可能的。我的结论是：安排现行体制下投资的责任绝不能被置放在私人手中”。【8】“有鉴于资本边际效率日益为甚的下降，我支持旨在由社会控制投资量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也支持各种提高消费倾向的所有政策。其原因在于，在现有消费倾向下，不论我们对投资采取任何措施，想维持充分就业均是不可能的。因而，存在着用两种政策同时操作的空间--既促进投资，同时又促进消费。”【9】

关于促进投资的政府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说，其一，决定货币投放量和利率水平，应该是政府无法逃避的职责。虽然利率可以完全由市场自发、自然地来决定，但如前所述，因为市场缺陷的客观存在，因长期存在的劳动力工资低于客观劳动生产率必然造成消费萎缩，这就决定了自然利率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满足市场均衡和充分就业的客观要求，更不要说政府必须人为地确定适当的货币投放量，这是任何政府都必须面对的、无法逃避职责。其二， 如果我们承认储蓄超过投资（这是储蓄背离投资的多数情况。）是经济动荡的根源，那么哈耶克有什么理由可以认定积极财政政策的“人为刺激投资，必然使其超过即时储蓄，可能会引致生产的真实结构的非均衡，最后迟早迟晚导致一个猛烈的回跌”呢？这种理由实在是牵强。因为“刺激投资”并不“一定会”使“投资超过储蓄”，凯恩斯的目标是：使“投资和储蓄相符合”，至于能否做到，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只要政府的调节人为的决策，都必然会犯错误，除了上帝，绝对不犯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但上帝不是人，是神，是人就必定会犯错误。

所以，争论的焦点并不是要不要“刺激投资”的问题，“刺激投资”是市场缺陷引发的消费萎缩造成的“消费背离投资”的客观需求。真正的实质性问题是“刺激投资”的“失误率”及其“损失率”相对于“市场自发产生的储蓄和投资的背离及其自然恢复”的损失，哪个危害性更大、或者说哪个损失较小。这是一个“两害相遇选其轻”的问题。哲学的结论就是，人类的实践理性，决定了人类绝对不能“因噎废食”，不能为了避免犯错误就放弃人类理性实践的努力。

就拿近期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来分析，哈耶克的追随者认定是美联储的政策错误才造成了次贷危机。但寻根究底，应该是金融资本的贪婪，才是把政府的住房政策推向了极端。准确地说，这种金融资本的贪婪，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内在因素，甚至也可以说是推动市场运作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确实可以说是美联储的政策错误，才没有有效实现原本应该把这种金融资本的贪婪调节和控制在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适当范围内的目标，美联储政策的结果却是助长了这种贪婪，才引发次贷危机。但不可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同样是美联储格林斯潘的政策调节，实现了美国经济长达18年的持续繁荣。结论就是，如果美国人民要想争取持续繁荣的发展过程，就必须甘冒美联储犯错误引发次贷危机式的风险。其次是，如果取缔美联储的一切调节政策――假设真能做到的话――完全有可能如20世纪三十年代那样，因为上述市场缺陷的存在，使经济危机爆发得更早、规模更大！

三、计量人们社会贡献和收入分配的标准是什么？

“哈耶克和罗尔斯同在广义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工作，原则上都会认可如下的一般性判断：‘个体应该自由地追求他们自己的美好生活的观念，而政府的只能就是提供便利者，’(Arthur，2014)……”【10】但是，支配人们“自由的追求”行为的到底是什么因素、或者应该是什么因素？“哈耶克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秩序，一种是‘受目的支配的’(teleocratic)秩序，其主要特征是用同一个目的等级序列来约束所有社会成员，这种秩序必定是一种人造的秩序或者‘组织’(taxis)，另一种则是‘受规则支配的’(nomocratic)秩序，也即自生自发的秩序(kosmos)，对此哈耶克以‘社会’命名之。” (哈耶克，2003，第20页)【11】

在这里，哈耶克认为人们对“正义”的“自由的追求”应该受“规则支配”，而且是应该受自发形成的规则支配，也就是哈耶克著名“自发秩序”的理念。但是我们必须追问的是：所谓“自发的”规则和秩序从何而来？难道真的都是完全、彻底地由“偶然因素”决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