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5）：教育、科技的进入与民间信仰的隐伏

２０世纪国家对村庄社会前所未有的进入不仅表现在权力结构和政治文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作为现代性表征的新式教育和科技方面，后两者不仅是人类知识和智能在新世纪的表现形式，还转换为一种以“理性”和“科学”为合法性理由的意识形态权力。现代性及其意识形态权力在新世纪里与国家互为表里，相互支撑。一方面，它借国家之力对乡村社会进行穿透和改造，借国家之力使自身具备一种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治权；另一方面，国家又凭借现代性的巨大能量及其意识形态治权，形成了控制和改造乡村社会的空前无比的能力。 因此，无论是现代教育和科技对村庄的进入，还是现代性的权力话语对地方性知识的批判，都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双村的经济与人文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民间信仰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时空序列中，自２０世纪上半叶到人民公社这几十年，是变化和挑战相对最为明显的时期。

一、“文字下乡”和新式教育的勃兴

中国传统的国家和地方社会一向重视教育，但教育的目的却不在于开发资源和动员民众，而在于将国家所倡导的政治伦理秩序散播于基层社会，同时通过教育选拔人才。所以，传统教育中所包含着的伦理性知识一向重于技术性知识，所谓“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而且，国家对地方社会教育的影响也大体与地方行政结构的边界同构，官方的教育制度多止于县、乡，难以进入村庄， 长期流行于村庄的各种民间教育形式，如村塾、私塾等，多得益于民间社会的滋养，尽管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官治系统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进入２０世纪以后，国际形势对中国所形成的压力和西学东渐的知识性影响，使国家将教育上升到了富民救国、改造社会、塑造现代国民的高度，于是，由国家统一规划，以仿效西方学制、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以传授现代性知识和培养现代“公民”为宗旨的新式义务教育开始进入村庄，并且随着国家对村政影响力的不断加大成为了村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费孝通在５０多年前就认为：“文字下乡”是中国现代社会改造的表现。

双村的传统教育以村塾、私塾为主，起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根据１９４５年乡志中有关“本乡在公学未推广以前，四乡宿儒学究，自行设教，名为私塾”的记载看，却可以断定，一般意义上的贫困和闭塞并未能阻断中国农业社会普遍重视教育的传统。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民国时期，农村小学起步。双村在这一总的变迁趋势中也兴办了新式小学。不过，这一转换与替代的过程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十分的缓慢，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村里也仍然是旧式的私塾和新式的学堂并存，表现出了村庄社会的教育在由地方承担转向由政府主持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过渡性特征。

私塾的辐射范围以自然村落为限，或设于祠堂，或借用民居，塾师由村民聘请，一般全年自正月上学，冬月散学，其间并无周期性假期。休息行课、课程安排、教材选用等也悉听塾师安排。按旧礼，学生入塾必须“焚香秉烛，先拜先师孔子、九叩，继拜塾师、四礼，后与同学想见、一礼，并封贽敬红包一件，酒菜数肴，奉请小饮。” 实际过程中，红包酒菜等未必必备，向孔子牌位和先生行礼却是不可以免的。在塾中，全塾学生不分长幼，皆由塾师一人管教，塾师的报酬则由学生家长筹集，各家出多少，根据学童读书的时间长短由家长自评，但村民们基本上是以谷代钱，以此来维持先生的生活。

私塾的教学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启蒙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天生物》等，以教杂字幼仪为主；一类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的古文经典，如《四书》、《五经》之类。不过，考察双村的历史，似乎未出现过几个科举及弟的士子，一般农家子弟读书的目的，多为能初通文字，以应付日常的生活和交往之需。在一个被费孝通称为“face to face group”的“熟人社会”里，村民成年向泥土讨生活，时空环境缺少变化，书读多了也无必要。 而科举考试似乎离他们又太远，且初读经书，先生强调的是死记硬背，并不讲解文意，这对于一般农家子弟也过于复杂难懂，所以，出于各种原因，村中儿童中途缀学者多，能坚持下去的少。

私塾教育具有地方化色彩。尽管重视教育是中国国家的一贯做法，但传统政府对教育的兴趣，一是教化民众，二是选才为官，但当科举考试实际上离贫困的双村过于遥远时，私塾在沟通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方面所能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教化。这种教化主要是通过塾师个人对教材中所隐含着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的理解和阐释，通过塾师个人品行的向导来完成的，它极具个人化特点，而由师生所共同构建出来的教育空间也只是一种局部的地方化场域，是一种“面对面的社区型社会化”， 并不具有规范化和普遍性的意义。所以，从总体上看，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控制较为间接和曲折，各种私塾教育的社会势能也完全不能与普适化的现代国民教育相比。当新式学堂凭借着国家管道进入双村时，私塾的命运连同塾师个人的生计就都受到了挑战。

达县出现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是清光绪２８年（１９０２年）由知县方旭创办的通济学堂，但新学在双村的出现却晚了好几十年。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后，政府实施国民教育，达县各乡分设中心国民学校，磐石各保纷纷创设保国民学校，双村的学校称为磐石第１６保国民学校。

中国新式教育最初参照的是在西方发展起来而后又传到日本的体制，其特点是国家控制、标准化、专业化，将知识、资源和人力划分到高等、中等和初等教育机构之中，各种学校按年龄和学科分班，以后又揉合了美国体制的因素。 这一体制结构向乡村社会的下伸，使乡村教育从地方社会“面对面的社区型社会化”向由国家组织、规划和控制的“超离于面对面社会化的普遍性知识传播”转化。 而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也相应地从传统的教化民众转化为开发地方人力资源，实施社会动员和培养具备新政治伦理观念的“公民”。

１６保国民学校的学制、课程、教材、学费，乃至教师的选聘等，无一不在政府的规范之下。保国民学校是小学，按照１９３２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小学学制为四二分段，初小４年，高小２年。政府规定，小学教育为义务教育，即是由国家、社会和家庭所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

保国民学校在教育行政上受县教育局领导，办学经费由政府统一筹措。自１９３６年起，教育经费纳入政府财政统管，主要依赖地方税附加收入开支，由县教育科统一管理和下拨。 学校的教务，例如教导、学籍、包括成绩考核、升留级、转学、休学、退学和毕业等，也均按政府的统一规定实行。保国民小学的校长，由政府任命，学校教师的工资由政府统一开支。曾经担任过１６保国民学校校长的现金龙村村民肖元道老先生也向我提及了这一点。

小时候，家道殷实。我上过私塾，读过小学，还在成都上了高中，毕业后一直从教为生。后来，宾服老师（即肖宾服，参见第二章）要我回乡办学，报效乡梓。民国３２年（１９４３年），我回到达县，经县教育局教育科张科长安排，到双河口担任１６保国民学校校长。我去之前，那里已有两位老师，为了加强师资，又分了两人来，加上我，一共就有了５个老师。老师的薪水由县里支付，当时是称谷子，教员一学期８石谷子，我是１０石。如果吃不完就换成现钱。 我的薪水相当于一个乡长的水平，比保长还要高。在保里，除了教书之外，我还负责管理户口。我在保里很有地位，保长有什么事事先都要告诉我，我说话保长也会认真考虑。其他教师在保里也比较有地位，经济条件比一般农家好。

１６保国民学校设在刘家祠堂，在肖元道当校长的那几年里，生源较为充足，前来上学的学生，既有本村的，也有邻近乡村的，一个年级有近５０个学生。保校里是一个年级设一个班，全校计有初小四个班，高小两个班。 由于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学生上学交的钱并不多，据肖远道回忆，学生一学期只交三块钱（纸票），“这在当时并不贵。”所以村里的多数孩子都上学，“我办学的目的就是要让乡下的孩子都能受到教育。”

适龄儿童都能够接受教育，这是现代国民义务教育的宗旨，尽管这在当时很难真正做到。现代国民教育的一大特点是教学内容的整齐划一，通过整齐划一的教育，甚至整齐划一的着装，培养超越地方场域的，适应普适性社会文化标准的“公民”。保国民学校的课程设置与全国的小学是一致的，初小开设国语、算术、常识、唱歌、劳作等课程，高小开设国文、算术、自然、社会、音乐、图画、体育、手工等课程，教材由政府统一编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一时期学校还统一开设了“公民”课程，例如高小开设了修身（后改为“公民”），初小开设了“三民主义”（后改为“党史”）、童子军训练等课程。这些课程除了向学生灌输国民党所提倡的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之外，一些超越地方社区局限的“民族”、“社会”、“国家”、“民权”、“民生”、“权利”、“义务”等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利话语和由这些话语所形构的宏观政治空间，也通过学校教育这一超离面对面社区型社会化的普遍性、标准化知识的传播，浸润于村野稚童的心灵，从而使学童在心里上将地方的村庄与宏观的国家相连接。整齐划一的课程设置和统编教材虽然未必一定适合双村的实际，甚至可能远离双村学童的日常生活世界，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距离和陌生，才导致了国家大文化对地方性知识的覆盖，也才有可能通过现代教育尽力在全国范围内创设出一个文化一体化的世界。 所以，整齐划一的国民教育在将科学、技术、文化这些现代性的普遍性知识导入村庄，以取代特殊主义的“地方性知识”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文化和心理的空间上重新域化了国家与村庄社会的关系。在这种重新域化中，传统国家与底层民间社会之间的遥远距离被极大地缩短，国家有可能通过教育来实现对村庄社会的现代化整合、开发与动员。因此，教育便成为了２０世纪上半叶社会大转型中的“现时之要政”， 因而也成为当时的保甲之要政。

但是，在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无论从传播现代知识方面的作用，还是从重新域化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方面看，民国时期的新式义务教育都还只是处在一种起步和过渡的阶段。当时，国家政治的动荡不定，村落经济的贫困落后，都极大地局限了尚处于兴起阶段的新式教育在双村下伸的深度和广度，并且也相应地局限了它在双村变迁中所可能发挥的社会功能。双村义务教育的真正勃兴和普及，还是在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建立之后。

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到人民公社时期，是双村义务教育获得大发展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新式教育呈现出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一是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更为紧密，二是小学义务教育在规模上成倍扩大，几乎所有适龄儿童都进入村办小学，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

５０－７０年代，教育与政治的联系异常紧密。新的达县政府成立以后，旋即于１９５０年３月发出通知，规定学校教职员工继续留用，照常开学行课。同时，还规定留用教师除承担教学任务之外，还须配合工作队宣传新政府的政策，并协助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收公粮等工作。而另一方面，政府也着手实施对学校和教师的改造。１９５１年６月土改结束以后，保国民学校改名为村校，１９５３年，又试行中心学区制，将原中心国民学校改为中心完全小学，设初小和高小。村校为初级小学，招收１－４年级的学生。在教育行政方面，村校是中心完全小学的下一个层次设置，即实行县对中心小学、中心小学对村校的管理体制。

为了使原有教师适应新政治，县政府按照“暂维现状，逐步改造”的原则，举办了教育研究班，吸收教师参加学习，以“树立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使之成为人民教师。” 经过思想改造以后的教师，不仅继续发挥着传播文化知识的功能，而且也成为新国家对乡村进行再政治社会化的工具。肖平格是继肖元道之后双村村校的又一个负责教师，他是一个旧军人，还在宣汉县旧政府里干过秘书，但是，这些经历看来并没有阻碍新政治对他个人的改造效果，他不仅认真地履行授业解惑的职责，而且还常常义务向村民和学生宣传形势与政策。村校里订有《人民日报》、《大公报》等多份报刊，平格显然是村里眼界最宽的人，村校也成为双村人眺望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

随着政治运动逐渐成为革命后乡村社会改造的基本特色，新式教育的泛政治化趋向逐渐凸显。首先，解放之初就废除了学校教育中的“公民”和“童子军训练”等课程，改设思想品德课，其目的自然是重塑革命后社会所需要的新政治伦理信念。五爱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成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