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

摘要：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以及相对于社会的经济文化而言，政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作为一门历史，中国政治学的命运与现实政治的变迁息息相关；作为一种科学，中国政治学已经从“伪科学”发展成为一门拥有独特的概念、方法、公理和逻辑的独立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中国政治学已经成为人们认识政治发展规律不可或缺的工具；作为一种职业，中国政治学已经拥有了一支数量不小的专业研究和教学队伍；作为一种事业，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对推进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瞻望未来，中国政治学将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 历史沿革 科学体系 研究现状

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以及相对于社会的经济文化而言，政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也正因为政治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意义，因而，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作为一门科学，作为一种知识，还是作为一种职业，作为一种事业，政治学在中国都有其相当的特殊性。

一、政治学：作为一种历史

政治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学（politics）泛指关于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的一般知识，它是人类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学问之一。人类自从有了国家，有了政治生活，也就有了相应的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历史上它一直与法学、哲学、伦理学、文学等交织在一起，并且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几乎都涉及政治学理论问题，绝大多数思想家本身就是杰出的政治学家或政治思想家。狭义的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系指近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立学科，它着重于借助科学的方法，以经验事实材料为基础探究政治发展规律，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独特的概念体系和学科规范。

从广义上说，政治学在中国也自古有之。但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政治学，在我国产生于清末民初，肇始于译介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清末的一些维新之士，出于当时政治现实的需要，纷纷从西方政治学中寻找其政治改良的理论依据，在译介西方政治学著作的同时，开始对政治学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教学。卢梭的《民约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等一大批西方政治学名著在清末被译传到中国，有人统计，在1901年到1904年的4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多达66种。1899年, 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了仕学馆, 可以说，它事实上是现在大学里政治学系或行政管理系的前身。1903年，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了“政治科”，这是中国大学设立的第一门政治学课程。民国后陆续兴办的综合性大学大多设有政治学系科，据北京大学赵宝煦教授统计，到1948年为止，在当时全国的100余所大学中已有40多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门人才[1]。

抗日战争爆发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由于时局的影响，政治学在我国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不正常状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照搬苏联的模式，用马列主义理论代替政治学，政治学被当作是“伪科学”，它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地位在我国日渐式微。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中的政治学系被正式取消。从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这一漫长的时期中，虽在少数大学里短暂有过“政治学系”或“国际政治系”的设置，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在我国已不复存在，它在我国学术领域中消失了近30年。

政治学在我国的振兴，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呼吁：“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2]。此后，政治学在我国重新恢复并得到迅速发展

政治学恢复近30年来，发展极为迅速，很快便成为我国的基础社会科学门类之一，并且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政治学界的同仁对新时期中国政治学所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的对策多有论述。概括地说，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学科设置方面，政治学作为基础性社会科学学科的地位已得到确立，各综合性大学一般都设立了独立的政治学或行政管理学的系科。第二，在机构设置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相继设立了许多综合性的或专门性的政治学研究机构。第三，在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我国从1981起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1983年起招收硕士生，1985年起招收博士生，至今已经形成一个由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组成的完整的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第四，在科学化方面，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明确，政治学独有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系统初步形成，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第五，在应用研究方面，政治学者开始积极地参与各级政府的对策研究，更多地承担党政职能部门委托的课题研究，成为决策咨询系统的重要成员。第六，在国际交流方面，政治学基本上已经完成从敏感学科向常规学科的转变，全方位对外开放，包括邀请国外政治学者来华讲学、国内政治学者到国外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海内外学者合作从事中国政治研究、大量译介国外政治学著作等等[3]。

从政治学的历史演进和中国政治学的曲折发展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基本结论。政治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问之一。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由于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以及对人类本身的生活状况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此，政治学自古以来就受到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高度重视。但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是近代的产物，它几乎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同步发展。政治科学的发展与现实政治的民主程度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政治学研究与现实政治生活有着最紧密的关系，政治学的发展尤其需要一个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政治学的情况很像医学。人类在很长时间内有医学知识，但没有医学科学，独立的医学科学是近代的产物。一个社会可以只有医学知识而没有医学科学，但没有医学科学的社会，其医疗水平通常是非常落后的。现代民主政治需要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从民主政治的视角看，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政治科学的政治生活，将会是一种落后的政治生活。

二、政治学：作为一种科学

近代以来，关于政治学究竟是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能不能被科学化，一直争论不休。判断一门独立科学是否真实存在，可以有一个最低标准和一个最高标准。一个最低标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有一个自己的问题领域，有一系列的公理和法则；一个最高标准是，除了上述这些要素外，它还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假设进行实验和证伪，甚至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精确的预测。如果按最低标准来衡量，多数人都会承认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科学，但如果按照最高标准来衡量，政治学就难以被承认是一门科学。关于政治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判断科学的不同标准之间的争论。这一争论的巅峰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学界的所谓“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竭力倡导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定量化”，对传统政治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他们注重经验性的证实，反对规范性的推演；主张研究事实，反对谈论价值。但传统政治学家很快就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七十年代后的“后行为主义运动”再度成功地将政治学拉回到最低标准。自此以后，虽然从总体上说多数政治学家在最低标准的意义上将政治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科学，但始终有一部分人从最高标准上来看待政治学，从而形成了至今仍深有影响的政治学界的科学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

与西方政治学截然不同的是，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学之所以不被当作科学，不是由于它不能被定量化或模型化，而是由于政治学的“虚伪性”，即传统的政治学掩盖了政治现象背后的阶级本质。它成为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是一种“资产阶级伪科学”，因而应当被取消。虽然政治学学科是被党政权力部门直接取消的，但把政治学当作“伪科学”的不仅是党政部门的领导人，当时的许多学者同样也这么看。即使政治学在我国得以恢复之后，政治学界仍有相当多的一些人事实上依旧用阶级斗争理论替代所有其他的政治理论，他们拒斥阶级分析之外的其他所有政治研究方法，否认政治领域存在任何“政治学公理”。否认在一门学科中存在最低限度的“公理体系”，事实上就是在最低标准上也不接受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尽管这些人往往并不公开地或直接地否认政治学是一门科学。

大约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政治学的引入，以及在西方国家接受政治学专业训练的年轻学者的归国，在科学主义或行为主义意义上怀疑政治学科学性的思潮，也开始出现在中国政治学界。他们轻视规范研究，否认传统政治学的科学价值，主张将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作为政治学科学化的惟一途径。尽管从科学主义意义上否认传统政治学的人数远远少于以阶级斗争否认政治科学的人，但其影响已经开始显现。鉴于中国政治学界存在着从两种截然不同的角度否认政治学科学性的倾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于西方政治学界的学科逻辑似乎在眼下的中国政治学界再次隐然而现：一些年轻学者正在努力呼吁“政治学的科学化”，力图回答“政治学作为科学何以可能”，并且纷纷提出了建构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政治学的各种建议[4]。

判断一门学科的发展程度，更深一层的观察是这门学科的独立程度。由于建国后很快就取消了政治学，当1979年政治学重新恢复时，专业研究人才的缺乏便可想而知。出于急时之需，改革开放后最初从事政治学研究与教学的，多半是原来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大都没有受过专门的政治学研究训练。他们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和概念术语，基本上都是原来他们所熟悉的哲学社会科学通用的那些方法，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经济分析、历史分析，以及常规的调查研究方法。这种特定的情况，使得政治学虽然在1979年后就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恢复，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的独立性和专业程度相当低，以至难以将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明确地区分开来，即使按照上面所说的最低标准来衡量，也难说已经有一门独立的政治科学。值得庆幸的是，政治学界一些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前辈学者从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培养政治学专门人才和发展政治学研究工具的重要性，他们身体力行，开始有组织地培养年轻专业人才，翻译国外政治学著作，邀请外国政治学者来华讲学，这些努力很快就取得了实际效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中青年政治学者脱颖而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的主流。可以说，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一整套相对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学说、概念、范畴、术语、方法和问题成为中国政治学者特有的知识工具，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学科规范也逐渐得以形成。

关于政治学科学化程度的更具体的观察，应当深入到政治学者对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态度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前者以定量研究为主，后者以定性研究为主；前者以经验研究为主，后者以规范研究为主。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也应当以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为主；但政治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必须有适当比例的定量研究和经验研究。这一点是人们从上个世纪后半叶美国政治学界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与“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争论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毫不奇怪，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决定了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压倒性地位。但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向前发展，经验研究和定量研究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在整个学科中量化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比重在总体上不断增加，尤其在青年政治学者中，重视量化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比例越来越高。不过，这一方面的突出问题依然存在，即基于科学方法的经验研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在经验研究领域，科学方法也没有得以普遍应用。政治学界最近的一项对过去近10年政治学文献的观察研究，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该项研究对1994年至2002年9年间由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转载的768篇文章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经验研究的比例已高达41.3%。但在经验研究中，传统的定性文献分析仍占主导地位，比例高居56%，科学的样本分析和问卷调查的比例则相当低[5]。

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还必然涉及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对自然科学来说，承认公理、概念和方法的普遍性是不言而喻的前提。1+1在美国等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