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大碰撞：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疆治理

中国是一个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多民族大国。边疆地域辽阔，差异性大，与中心地带的互动关系复杂。国家长治久安，要在边疆。当今中国边疆治理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之中，由历史上的“背靠背”区域分居格局走向各民族民众密切往来的“面对面”状态。这一状态反映了国家一体化的趋势，有助于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同时也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大碰撞。解释问题是解答问题的前提。本文结合一个新疆维吾尔族人库尔班江・赛买提的个人家庭生活史的案例[①]，从国家一体化的角度对当下出现的大碰撞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

一、国家一体化：由“背靠背”到“面对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各民族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中。18世纪以后，各种因素推动着世界一体化进程，世界各民族由相互分离走向紧密联系。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恩格斯(F. V. Engels，1820―1895)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这一过程。在他们看来，地理大发现，商业、航海业、工业的空前高涨，特别是资本的流动，“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②]由此就发生了世界的一体化，或者说全球化。这一浪潮由于20世纪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如互联网的发明而持续深入扩展。

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国家一体化。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看，最初发生于四分五裂的欧洲封建社会。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传统国家的本质特性是它的裂变性，“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③]。因为战争的推动和市场经济发展，一些欧洲国家从四分五裂状态中走了出来，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世界一体化，更加快了国家一体化进程，“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和统一的民族”[④]。

概括来讲，无论是世界一体化，还是国家的一体化，都是一个由“多”到“一”的过程。只是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路径。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属于早熟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后，由秦国统一了全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超大国家，国家的各个部分仍处于相对独立状态。中国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文明国家，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具有“中心―边缘”的特点。尽管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但多元中有主体――汉民族主体，呈现出多元―主一体性。汉民族居住在中心地带，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地区，表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各个地方的差异性很大，特别是表现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

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了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线”、“黑河―腾冲―线”。根据他的划分，该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两者平均人口密度之比为42.6∶1。该线东南方，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该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为游牧民族的天下，表现为“东田西草”的地域差异。而西北方，正是边疆民族生存的地域。在长期历史上，不同地域的民众世世代代生活在不同区域里，处于“背靠背”( Back to back)状态。不同地域的人口由此形成自己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精神信仰，并由此构成一个个有着强大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的地域“共同体”。在民族共同体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文明差异，即东南农耕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

由于江河、高山、大漠阻隔等交通技术方面的原因，位于中心地带的中央政权并不能对边疆地区直接行使有效的治理。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 Weber，1864―1920)所说：“政权领域的各个部分，离统治者官邸愈远，就愈脱离统治者的影响;行政管理技术的一切手段都阻止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①秦始皇可以做到“书同文”，但无法实现“言同声”;可以做到“车同轨”，但无法实现“路同样”;可以做到“行同伦”，但无法实现“俗同一”。因此，传统中国的“统一”与现代国家的“统一”不同，属于“统而不一”。秦统一中国只是统治权的范围，但内部的差异性导致边疆地方是“统而不治”――中央掌握统治权，相当部分的治权仍为边疆地方行使。中心地区实行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制，许多边疆地区实行的则是地方自治制，即“因俗而治”。在中央政府的统辖下，边疆民族地方依据当地习惯法自主管理，保持着经济、文化、社会的原有形态。例如，西藏地区在经济上实行领主庄园制，治理上实行政教合一制;蒙古地区实行部落制和军事贵族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有“头人制”、“土司制”等等。由此，呈现出“一国多制”的治理状态。这一治理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当代发展为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治理方面，除了在中心地带的“皇权不下县”以外，还表现为边疆地区的“皇权不到边”。

正是由于边疆地区的“皇权”即国家统治权薄弱，造成国家战乱不断，中心地带的民族与边疆地带的民族交往表现为和平暴力互动，特别是差异性强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时有发生。秦朝是介于两大民族文明之间的混合体;汉代则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因此中国主体民族为“汉族”;汉之后到唐代，是两大民族文明的混乱和混合体;唐之后的宋代，恢复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宋之后的元代，则以边疆游牧民族为统治者;明代建立后，仍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明之后的清代，又以边疆游牧民族为统治者。中华民族正是在中心地带民族与边疆地带民族的互动中所形成，只是互动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征服与臣服。这种互动，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同时也植入了民族之间隔阂的因子，产生了不同的民族认同心理，以至于到近代辛亥革命时，还以“驱逐鞑虏”为旗帜。但是，相对而言，由于各民族民众生活在自己相对封闭的地域之内，基本上处于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的“背靠背”状态。

自18世纪开始的全球化，不仅将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席卷到一个共同世界，而且推动着各个国家内部的一体化。没有国家内部的一体化，就无法建立起统一的主权国家，形成国家整体力量，从而在世界立足。例如，20世纪初，日本策划的“满蒙独立”，正是外部力量利用传统中国的“统而不一”和“统而不治”，图谋对中国“分而治之”。而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又必然要求结束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背靠背”状态，进入到一个各民族之间日常生活交往的“面对面”(Face to face)生存状态。

与西方国家首先通过经济力量推进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不同，中国首先是以军事-政治力量推进国家一体化，由此实现主权与治权的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执政党的力量进入边疆地区并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派遣大量内地干部到边疆地区工作，培养当地人成为拥护执政党统一领导的干部等措施，使中央与边疆地方的政治网络贯通。从治理的思路看，虽然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属于在国家法律高度统一前提下的有限自治，国家的政党领导体制、中央领导地方的单一体制、地方的经济体制与治理基本架构都与全国一致，由此在国家治理上达到了“既统又一”和“既统又治”。国家权力不仅下了乡，而且也“到了边”。边疆民族地方不仅政治上由中央所统辖，经济、文化、社会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日益与内地形成一个整体，一部分政治精英与边疆地区的民众也实现了“面对面”的生活。只不过，这种“面对面”的生存状态主要是服从中央的政治精英在边疆地区生活，并且他们直接掌握着民族政策。至此，各民族之间总体上作为“一家人”相安无事。

1990年代中国兴起的市场经济，将全国所有的人都卷入开放的经济过程之中，社会处于高度流动的一体化状态。在大量内地人流动到边疆地区，直至深入到从未有外人去过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同时，大量的边疆民众也流入到内地。为了缩小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差距，政府还有意识地组织边疆地区的民众到内地务工。仅2008年，新疆就有二十四万多人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内地与边疆地区的民众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在工作、生活上“面对面”，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库尔班江的父亲长年在外做生意，他最担心的是弟弟：

我最小的弟弟，高中没好好上，前几年是我家最头疼的问题。2007年，读高一就退学了，和社会上的小青年一起混。我爸跟我说，想想办法，你弟弟在和田这种环境继续待下去，很危险，必须把他带出去上学。我就问他，你想学什么?要么到北京来，学什么都行。但他死活不愿意离开和田。

幸好2007年年底，一个四川的朋友在和田开影楼，我就让他去了影楼。拍照、灯光，或者后期，喜欢什么干什么。我想让他对某个东西感兴趣，转移一下注意力。他对后期处理感兴趣，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

二、“面对面”：社会大融合中的冲突

社会大流动形成的“面对面”，无疑大大加快了国家内部的大融合。广大的社会民众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面对面”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由此为国家一体化提供了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促使国家建构的“机械团结”向民众生活谁也离不开谁的“有机团结”的转变。

但是，历史性的大转变必然相伴随着曲折。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推动下的国家一体化进程是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双向流动，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流动的成员缺少对其他民族民众的了解和理解，同时也缺乏民族政策意识。而长期历史造成的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在相互不往来的“背靠背”状态下不一定构成冲突，而在“面对面”的工作和生活中则可能产生摩擦，甚至引起冲突。新疆“七・五事件”的起因便是由于新疆籍的民工与内地民工的冲突引起的。而不同族群的人从感情上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以下是维吾尔人库尔班江的记述：

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后，一些员工之间开始有了冲突，影楼除他之外都是汉族人。冲突的起因，其实都是小事。有一次听歌，一个汉族小伙子正在听周杰伦的歌，但我弟弟喜欢BEYOND乐队，觉得有感觉，他就换了BEYOND的歌。汉族小伙子不干了，说了一句：你这个“缠头”(对维吾尔的蔑称)，给我把那个换回来。我弟弟说，你说什么呢?就把喝水的杯子扔了过去。就这么一件小事，立即演变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我朋友把那个汉族小伙子开除了，把我弟弟也狠狠说了一顿。被开除的那个汉族小伙子觉得处理不公，偏向维吾尔族，就想把店砸了。他带了20多个打工的赶到店里，堵着门要打我弟弟。我的朋友摁着我弟弟，不让他出去。但我弟弟也已经打了电话，找了四五十个维吾尔人过来。你想，刚发生“七五事件”，聚集的又全都是年轻人，多可怕。我朋友还没反应过来，看到来了一群维吾尔族青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给我打了电话。我就紧张了，对朋友说：千万别出什么事，赶快报警!还有，我弟弟不能让他出去，我知道他的性格，出去肯定打起来。报警后公安局来人，把他们全都抓走了。这避免了冲突。

为什么一个偶然事件会引起民族冲突呢?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于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及其之间的差异。

无论是从人类的发源，还是单个人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