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万磊：政治认同危机的心理发生机制──兼谈洪秀全政治人格

把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应用于政治人物的分析在国内为数不多，其难度在于确定政治心理从何处开始、政治行为在何处终结是困难的1，这种困难从本质上说来自于学科交叉自身固有的弊端，因为心理学本身不同流派对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的解释存在偏差，而这种解释没有对错之分，只有解释力的强弱之别，简单地套用任何一个理论模式对政治行为和政治价值观做出解释都有削足适履之嫌，因此，目前有关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大多存在于纯理论研究领域，只是对国外的研究状况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一问题和方法

本文试图对以下几个问题重新解释以说明政治认同危机的心理发生机制：洪秀全从一个农家子弟走上革命道路的心理动力是甚么？他何以选择一个当时并不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洋教」作为革命工具？「丁酉异梦」做何解释？他为甚么独独接受萧朝贵和杨秀清的降僮伎俩？革命的准备时间为甚么长达近十年之久？与其说这些问题常常为史学家们所忽视，不如说这些问题更适合用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心态史学、精神病学等学科来解释。而这些问题毫无疑问又是革命爆发的关键性因素，它们的解决对这场运动的深入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交叉学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具有实践性考验。

本文大体采用的是埃里克森人格发展渐成论的分析方法，埃里克森发展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论，把人格结构的重心从本我转向了自我，把原欲（力比多）转移到了现实关系中，强调人在发展过程中自我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他还力图克服新精神分析学派在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时缺乏对精神内部机制的重视和理解的不足，把人格发展分为渐进的八个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对特定的矛盾，对矛盾的不同解决直接影响下一个阶段的发展2，当然，这些阶段的时段划分是按照现代人的体质状况和社会环境做出的，我们不能一味照搬，去对任何社会的人都做出面具化的解释，但是有一点，我们应当借鉴，那就是人格发展是渐成的，人是兼具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三方面因素的统一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与妥协，特别是埃里克森的「同一性」概念，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但是，遗憾的是，对一个人物做精神分析最为重要的就是分析对象的学龄前时光，这对其本人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他人格发展的基石，然而，除非是帝王将相的血脉，有专门的起居记录人员，个人的详尽身世一般不会流传于世，特别是地位卑微的下层民众，即使「暮登天子堂」，也是竭力隐瞒身世、羞于启齿，因此，许多在我们看来极端重要的史料便随着其父母和其本人的去世而无法获得。所幸的是，关于洪秀全的身世，目前最为详尽的是瑞典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urg）根据洪仁的口述所著《太平天国起义记》3。我们虽然不能在其中找到我们需要的关键时期的材料，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这些材料和起义以后的诸多材料相互参证，也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另外一部就是简又文先生所著的《太平天国全史》，其中记载了一些对洪秀全族人的采访记录，具有参考性价值。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的分析模式大致还是采用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结构，以同一性概念为核心，运用了政治心理学的一些关键术语，对同一性的发展、转化做出解释，本文思路如图所示：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革命，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革命，追溯到个人心理层面，它首先是从个人同一性危机开始的，政治社会化所提供的道德规范、价值准则已经内化，形成超我的存在；儿时的经历和本能欲望的存在构成了生命的原动力，形成本我的潜意识；自我既要吸收本我的活力又要接受超我的制约和监督，势必经历痛苦的磨难，才能达到本我的回归或者超我的解放。社会结构的转变提供了心理松动的环境，政府合法性的削弱和统治有效性的降低减轻了反政府带来的负罪感，反向价值的追寻为革命行为提供了精神支撑，这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基本逻辑。

二童年：剥夺感积累

洪秀全，族名仁坤，因五行缺火，小名火秀，为避上帝「爷火华」4的名讳和回应上帝的教诲而自号秀全，生于1814年1月1日（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广西花县官禄布村人。村中共有巫、凌、钟、洪四姓，以洪族为最大，村民以耕种和畜牧为业，文化落后，生活简单，「由此可见秀全由童年以迄壮年长大于此之环境，至养成其单纯质朴笃厚刚直之性格，迨一接受外来的奇伟思想之影响，遂引起其雄心大志，终于成为一个狂信的革命者，生死以赴，务期实现焉。」5简又文先生这个结论可以说代表了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看法，这是典型的社会人格者形成背景，然而简先生没有挖掘出由一个社会人格者转变为卡里斯马型人物的原因，也没有说出洪秀全为甚么会接受「奇伟思想」。

洪秀全之父洪镜扬，共有三子两女，洪秀全排行第四，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姐姐洪辛英，妹妹洪宣娇6，「秀全若祖若父类皆德行善佳，且得享遐龄者。高祖英纶以慈善名，周济全族，享寿九十六岁。……秀全之父年高德劭，有长须，为人耿直，受族人推戴，司理祖宗田产。此为全族公产，其入息则作利于全族之事者。彼又为全族之父老，其职责不独为族中偶起争执者之裁判人，而且代表全族与邻族交涉等事。」7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与现代意义上的核心家庭存在明显的差别：「无可否认，这两种型式的家庭都是重要的社会化的承担者。但应当认识到，在这两种家庭中社会化所发生的过程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如此之大，以致于难以产生出对二者都适用的通则。」8一个生活在大家庭中的孩子，要学会尊老爱幼、礼仪规范，况且洪秀全的家庭有着很强的道德氛围，无形中会造成「子肖父性」的道德压力，这对于人的本能起到了潜抑的作用，当人的原欲长期得不到释放时，就蕴含了爆发的可能。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很注重遗传特性的社会，「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是很普遍的观念，人们往往拿其父亲的德行要求他未满成年的儿子，我们可以想见，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所背负的道德压力，每做一件违反常规的事情就会被人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他要时刻提醒自己：「我是某某家的孩子。」事实上，洪秀全也竭力按照家庭塑造的形象生活着，他学习刻苦，在玩耍时还要充当「孩子王」的角色9。正如《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所载：「秀全自幼好学，七龄入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读书未几即得其业师及家族之称许。其才学优俊如此。人皆谓取青紫如拾芥，行见其显扬父母。」10如果说洪秀全读四书五经是完成先生交派的任务，那么他读「奇异书籍」则是兴趣使然，反映了他被压抑的好奇心的萌动。他的父亲也以儿子为荣，这种偏爱甚至达到了反常的地步：「彼之老人每与人谈话，最喜谈及其幼子之聪颖可爱。每闻人称赞秀全，辄眉飞色舞。凡有说及其幼子一句好话者，即足令此老邀请其人回家饮茶或食饭而继续细谈此老所爱谈之题目矣。」11家人的怜爱、族人的垂青、老师的赏识都给洪秀全形成了外界压力，唯有获取功名方能报恩于父老乡亲。所有这些爱都期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压力是非正常的，「（人格理论家）经常谈到这个例子：一个孩子得到是外在的爱（这种爱是对预期行为的报偿）而不是内在的爱（这是没有附带条件的爱），在人格理论家看来，这个孩子将会发展出一种低度自尊和富有竞争性的人格。」12洪秀全的竞争性人格是和他的依赖性人格联系在一起的，从整体上讲，他们可以归结为社会人格类型。

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洪母早逝13，这很容易在孩子的心灵上投下阴影，使他把母亲的死与自己联系起来，从而加深其恐惧感和负罪感。如果洪秀全为其父原配王氏所生，产道压力造成的感受性沈溺人格的机会较少，如果为继配李氏所生，那么产道气氛和压力造成的「重复出生」愿望就大一些。为了保持结论的稳定性，我们避开这些争议，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是，洪秀全家境贫寒，虽然其父掌管了相当于全族基金会的「公产」，但或许出于道德压力和其它原因，并没有让洪秀全在物质丰裕的条件下读书和生活，物质匮乏是那个年代最为显著的特征，由此带来的焦虑感和剥夺感是农家子弟普遍的感受，口唇期的剥夺感对于后来的攫取欲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恋母情结因为母亲的早逝而无所寄托，继母不能马上取代生母的位置，家中唯一能够亲近的女性就是姐姐，这是很自然的，两个哥哥年纪居长，帮父亲耕田，由姐姐领自己玩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儿时的性游戏极有可能在自己和姐姐之间进行，这种在亲人之间的性游戏夹杂着神圣和性爱，不是单纯的性欲冲动。父母为他聘定的妻子过早谢世了14，并没有担当起让他的恋母情结正常转化的功能，洪秀全对姐姐的依恋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后来当他第三次落榜回家，他向父母和两个哥哥及妻子告别，病中异梦告诉他是「太平天子」时，他骂其它家人「没有心肝、没有良心」时，对姐姐却说：「朕是真命天子，尔知么？凤姐（洪辛英在家名凤，作者注）到来见朕，朕用手比写朕乃太平天子左手拿日头，右手拿月亮。」15洪秀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老婆」称为「月亮」的人，他第一次说「月亮」时竟是对姐姐说的。我们在后来看到，洪秀全没有真正爱上过一个凡人，他没有对哪一个妃子王娘宠幸过，他不停寻找女人（据其子洪天贵福说，他有88个母后）不是历代帝王的「生殖目的论」，为了延续血统而扩充后宫，他向往的配偶是集「姐姐与妻子」的角色于一身的天宫仙女，这是他把姐姐神圣化和前妻神圣化的产物。但是，把姐姐作为性对象是道德不允许的，哪怕只有一丝闪念。所以在以后的砸偶像、毁庙宇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变态的做法，赐谷村六乌庙（也称六窠庙）和象州甘神庙的破坏就是他的杰作，这两个庙最大的特点就是乱伦之人被供奉，前者是非夫妇的男女「淫奔苟合」，相恋而死；后者是?s母并强迫胞妹和一个同年浪子通奸。对于前者，洪秀全是这样骂的：「举笔题诗斥六乌，该诛该灭两妖魔。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即妓院老鸨，广东俚语，作者注）无怪作家婆。」16；对后者更是不客气：「题诗行檄斥甘妖，该灭该诛最不饶。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迷缠男妇当雷劈，害类世人火（原文因避上帝讳，火作亮，作者注）定烧。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龙袍。」17对一种事物的痛恨到了反常的地步恰恰反映了该人的潜在心理。正如程啸先生在解释义和团「打洋讹教」的心理时说：「过分猜忌他人的动机，往往反映自己潜在的同类动机。」18张鸣老师也有类似的观点，半瓶子醋文人骂作风不正的女人为「破鞋」、「骚婆娘」、「半截门」就是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一方面通过语言的发泄满足自己的性欲求，一方面又假借这种形式维持乡村两性伦理的道义19。洪秀全这种极端心态一方面反映了他被压抑的潜在性意识，另一方面也投射了他借助于这种形式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这是一种「解消机制」20。他教育儿子的形式也达到了极端的地步，洪天贵福说他父亲「就不准我与母亲姐妹见面，老天王做有十救诗给我读，都是说这男女别开，不准见面的道理」21。若不是幼年的负罪感使然，决不会对儿子有这么苛刻的教诲。

我们还可以对洪秀全的大同思想与儒家大同思想做出比较，虽然他们表面上有些相像，而且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也是借孔子的言论阐发自己的大同思想的，但我们还是能从中发现一点差别。《礼记》的大同思想是这样表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22其中「亲」、「子」、「老」、「壮」、「幼」完全是家庭等级伦理的外推，是典型的家国同构思维。而洪秀全却是「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23在此基础上洪秀全才谈「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只有上帝才比别人高，人世间的所有男女都是同辈，这是洪秀全潜意识中对家庭伦理的突破，不经意中反映出他对父亲所代表的伦理束缚的恐惧。在《天朝田亩制度》中，他不仅平分劳动数据，而且平分劳动产品，这种「诸子平分型」的大同思想与孔子等级差序的均分有明显不同。男女别馆制度的设立和自己2000多个女子的服侍也是本我与变形的超我的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