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岸：从“选举民主”到“自由民主”

一九四二年，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他在书中建构了一个以代议制经验为基础的“新”的“民主”概念。在这一概念中，民主被视为一种“选择统治者的方法”，“民主方法”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给予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年版，395―396页）。根据熊彼特的概念，“民主的本质就是选举”（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6页）。这一概念由于“与战后两个最主要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国家（英国和美国）的实际结构之间具有表面的一致性，很快被看作民主制度的最‘现实主义’的体现”。出于冷战的需要，熊彼特的民主概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得到主流学者的支持与推广。一九五九年，李普赛特首先在《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中采纳了与熊彼特相同的民主定义，这一定义在一年后出版的《政治人》一书中继续得到采纳。在他之后，无论主流学者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研究范式上具有怎样的区别，熊彼特“选举民主”观的主流地位从未被动摇过。然而，熊彼特的民主观是一种精英民主观，精英民主观确立的民主本质在于选拔精英，他为人们描述的民主图景非常黯淡，大众在一个以精英的竞争性冲突为特征的世界中是孤立无援、软弱无力的。因此，虽被主流力挺，熊彼特的民主观还是遭到很多学者的批判，人们认为所谓精英民主不过是给精英统治套上了一层民主的光环，民众在精英民主中消失了。这一指责证明了精英民主观存在很大软肋，若想给西方政体基于民主之名的更大合法性，无疑还需要在选举之外寻找更多的群众参与点。这一任务是由罗伯特•达尔完成的。

达尔的学术思想分为截然不同的三个阶段：早期和晚期都接近社会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只有中期，达尔成为自由民主经典概念――“多头政体”的创建者。受到冷战时期主流学术思潮的影响，在事业发展期的达尔不可能表现出他青年和晚年时期的批判立场，也正是对自己研究方向的调整，达尔为西方学术界贡献了一种比熊彼特的选举民主观更具美国特色，也更加具有理想和现实调和性的以“多头政体”为特征的自由民主观。

罗伯特•达尔自由民主（多头政体）观点最重要的作用是进一步调和了理想民主和西方政体之间的鸿沟。与熊彼特的选举民主概念相比，达尔的多头政体概念更注重对精英民主的包装，他意识到民主不能被等同于选择统治者，因为这与精英主义靠得太近，民主也不能被等同于多数统治，因为这与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民主）靠得太近。达尔在《论民主》中认为：“与其说民主是一种有赖于人民去采纳和实行的现实政治制度，还不如说民主是一种有赖于哲学家们去理论化的主题。”面对众多对精英民主保守倾向的指责，以行为主义方法论见长的罗伯特•达尔注意到了把社会和政府联系起来的中介团体--――利益集团。达尔指出，在美国政党政治之外，存在着大量的代表社会多元力量的利益集团，以至于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成为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Robert A. Dahl, 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92,p.307）。由于利益集团起到了将不同利益群体的成员组织起来彼此竞争的作用，因而，现实政治中的权力中心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中，达尔发展了熊彼特“精英民主”的观点，实现了从“精英民主”到“多元民主”的转型。熊彼特强调，民主的作用仅在于提供一种机制，使一些有能力有抱负的人通过竞争人民手中的选票而成为政治精英。他对批评熊彼特观点的人做了回应，以熊彼特的终点作为起点，强调民主的本质在于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达尔认为，民主既不是少数统治也不是多数统治，而是多重少数的统治。达尔的分析以同时存在众多利益团体为前提。由于各种自治团体和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它们有着各自的利益，也围绕着各自利益相互冲突和讨价还价，在这一过程中，每个集团的精英领袖通过维护和实现成员利益的方式获得成员支持，壮大集团力量，以期望在与其他政治精英竞争的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有效的民主在于为各个利益集团的竞争提供有效平台。

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中正式提出多元民主理论之后，达尔随即对纽黑文市进行了考察，试图从经验事实上证明这一理论，并于一九六一年出版了《谁统治》一书。通过对纽黑文市的研究，达尔认为，纽黑文市并不存在米尔斯所说的一个封闭的权力精英阶层，不同的群体在不同领域里都会影响决策。在一般人看来是权力化身的行政官或市长，“不是处在金字塔的顶端而是处于一个交互环的中心，很少采取命令的方式……他最需要来自那些不能直接命令的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和同意。因为市长不能命令，他得进行协商”（Robert A. Dahl, Who Governs？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p.204）。达尔得出结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个由封闭性统治精英集团控制的政治系统，已经让位于一个由不同部分的领导人员控制的系统了，在这里，每个部分都有获取政治资源的机会。总之，这是一个多头体制。”（Ibid.,p.86）既然纽黑文的政治权力结构是这样的，达尔推定，整个美国的政治权力结构也会是如此：“不平等分散化而不是累积性――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使得统一性的寡头政治被避免了。分散化的不平等意味着，个人或团体在一个方面资源的劣势可以在其他资源上的优势获得补偿……我认为整个美国都是这样。”（Richard M. Merelman, Pluralism at Yale，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3, p.19）

从承认少数统治的现实到确认多重少数的统治，在达尔的努力调和下，“现代民主政治的实际竞争程度和使竞争各方满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熊彼特模式的看法”（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二四年版，254―255页）。因此，萨托利后来评价说：“达尔也恪守竞争论，但他所强调的与熊彼特不同。达尔的起点是熊彼特的终点。他寻求的是在全社会普及和加强精英之间的竞争。”（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九年版，173页）达尔的“多头政体”理论事实上是熊彼特的“选举民主”理论再加上“利益集团”理论，经过他的发展，民主的定义与美国的自由民主实践更加接近了。此后，主流学术界在民主化研究中引用的民主定义就分为熊彼特的“选举民主”和达尔的“自由民主”两派，在八十年代后期第三波民主暴露出严重问题之后，达尔的“自由民主”观后来居上，成为民主化研究最主流的民主定义。

一九九年，作为民主化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几个权威人物，拉里•戴蒙德、胡安•林茨和西摩•李普塞特共同主编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经验比较》（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paring Experiences with Democracy）一书，在书中导言部分，主编者对民主的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强调民主的定义采纳的是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选举民主观的罗伯特•达尔的多头政体的定义。民主是“一种与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相分离的政治民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存在广泛的、有价值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一竞争为获取政府权力的有效职位提供了规则的、非暴力的手段；第二，存在普遍的没有主要成人社会团体被排斥的政治参与，这一参与表现为定期的、公正的选择领导人和政策的机会；第三，存在保障政治竞争和参与有效性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之所以选择与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分离的政治民主定义，编者称是为了研究的便利，否则民主将变得过于宽泛以至于没有现实国家能够被称作民主国家。这是典型的树立话语权的方式，将美国模式确立为民主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外，民主化理论家丝毫不在意达尔晚年的民主转向和他本人对多头政体的批评，而是完全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美国利益对民主概念进行取舍，于是青年和晚年的达尔在民主化研究中是从不出现的，而达尔在中年时期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研究却被树立为评估民主的范式到处推广，这种用理论去规范实践的方法对第三波民主化的科学性和稳定性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赫尔德对此评论说，多元民主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民主理论，“他们的现实主义就是按照西方政体的实际特征来想象民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修改了民主的定义，并且使民主思想的丰富历史屈从于现状”。“既然甄别不同民主理论的批评标准是其现实主义的程度，那么，那些背离当前民主实践，或者与这种实践不十分和谐的模式，就可能被错误地看作是经验上不精确的、不现实的和不可取的模式。”（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266―267页）

从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角度来说，达尔以一个全新的“多头政体”概念展现了一种新时代的政治话语，在这一话语中，以阶级冲突为中心的政党政治逐渐让位于以政治过程分析为中心的利益集团政治。从此以后，“多数统治”与“少数统治”之间的争论开始终结，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这一理论从根本上捍卫了现行体制的合法性。唐纳德•李就此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把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理解为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理论比理解为增进这一秩序的有效手段更为恰当。”（Donald J. Lee，Polyarchy: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Robert A. Dahl,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Inc, 1991, p.164）

正因为达尔的“多头政体”理论是一种对现行体制的维护，因而，现行体制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成为对“多头政体”理论合理性的检验。从这一理论建立之时，它遭受的批评就与获得的赞誉同样有分量。有意思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多头政体”理论最有力的批评者竟然是达尔本人。在晚年，达尔比任何人都不遗余力地对“多头政体”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他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民主性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质疑，以至于他提出了关于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变革，甚至怀疑起资本主义体制本身”（Robert A. Dahl, Ian Shapiro and Jose Antonio Cheibub. Ed, The Democracy Sourcebook, Cambridge: The MIT Press,p.382）

在《政治、经济和福利》《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和《经济民主的前言》等书中，达尔曾对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多元民主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非常激进的解决方案。因受制于冷战的限制，达尔在早期构建多元民主观有意淡化了多头政体可能存在的政治不平等状况。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从理想的角度而言，如果所有的公民都属于某个团体或组织，那么单个公民确实可以以组织或团体的身份争取自身的利益，并实现相对的政治平等。但是，事实上，这样一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是政治积极分子，而且是否具有组织的身份还与财富、地位、教育等因素相联系。在一九七六年版的《政治、经济与福利》一书的序言中，达尔指出：“在所有多元社会中，很大一部分公民并不参加甚至不属于任何组织。他们被排斥在可以影响政府关键决策的范围之外。像其他类型的政治参与一样，参与组织也会受到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偏见。富有的人更多地参与组织、参与政治，而贫穷的人更可能是无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