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晋：论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

《比较》杂志2012年第5期的文章《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得了2015年孙冶方经济学奖。这篇文章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展开了比较研究，对两次危机爆发的背景、诱因、应对和影响等方面的异同点进行了分析。文章提出，“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而当危机爆发之后，“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又使得“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而且，“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向外部转移和推卸责任。” 文章所担心的民粹主义已经在全球兴起，最近的一个案例就是英国“脱欧”派的胜利，当然还有川普在美国政治中的脱颖而出。什么是民粹主义？为什么民粹主义会在全球兴起？民粹主义兴起的后果是什么？本文试着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主张普通民众的权益，相信普罗大众的智慧。民粹主义针对精英主义，认为掌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建立的制度和制定的政策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因此民粹主义者往往都是反精英和反建制的。民粹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对普通民众不利，对统治精英有利，因此也反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上长期受西方的殖民和压榨，民粹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反西方，这与反精英、反全球化是一致的。

民粹主义一般在实行普选制的民主国家会有较大发展。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只有通过选票才有可能改变他们反对的政府和政策。但也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往往会被一些有野心的政治家所利用，成为他们谋取个人利益的一种政治手段。这些政治家一般都有较强的个人魅力，总是讲老百姓爱听的话，并做出许多不切实际的承诺以求当选。有意思的是，这些政治家往往本人是民粹主义者所反对的精英中的一员，比如说像川普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这样的巨富，但他们却能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这或是因为他们的经历能引起民众的共鸣，比如说出身平民却取得了成功；或是因为他们的成功让老百姓认为他们有能力解决问题；或是因为老百姓只是在追星，他们真正反对的不是精英，而是自己不能成为精英。

也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其政策主张只反映当时民众的心理状态和流行观点。民粹主义的政策主张可以是左倾的，也可以是右倾的。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政治长期被民粹主义所左右。20世纪30―40年代右翼民粹主义占上风，而到了50―60年代却是左翼民粹主义占上风，之后又出现过反复。在目前的美国大选中，许多人只关注到了川普的崛起，他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代表，却忘了美国民主党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左翼民粹主义的代表桑德斯险些把希拉里拉下马。

尽管民粹主义者反对全球化，但这并不代表民粹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强调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认为民族利益至上。从这点看，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张更接近。英国脱欧支持者都说要“赢回英国”，和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异曲同工。很多脱欧支持者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他们反对的是移民和难民，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受到了威胁，而是他们感觉本民族（种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受到了威胁。左翼政党一般都反对自由贸易，但由于他们坚持公平正义的理念，却不反对移民。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右翼的保守党有很多人支持脱欧，反而是左翼的工党支持留欧。

为什么民粹主义在全球兴起？

普通民众总认为受到了统治精英的不公正对待，因此民粹主义的土壤永远是存在的。但是当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较好且普通民众能够分享到发展成果的时候，民粹主义不太容易抬头。如果经济发展比较好，但普通民众认为自己没有分享到发展成果的时候，左翼民粹主义容易兴起，对重新分配收入、提高民众福利的呼声会越来越高，比如说新世纪以来油价上涨时期的委内瑞拉。当经济发展不好、社会矛盾突出的时候，右翼民粹主义更容易占上风，把矛头指向外国人或外部势力，或是国内某个少数族群，当然国内精英也首当其冲，毕竟他们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任，今天的发达国家很多都是如此。

但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必然是有什么共同因素在发挥作用。过去40多年来，全世界最主要的共同趋势是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是国内自由化向外的延伸）和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尽管这一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但增长的成果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同一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由于资本的流动性要高于劳动力，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配置，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回报率会上升，资本拥有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会显著扩大。信息化则意味着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教育的回报会上升，高素质劳动力相对于低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1979―2009年期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美国收入的比重从8%上升到17%，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份额出现了下降。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使高收入者受到一定打击，但随后的量化宽松政策使资产价格大幅回升，高收入家庭占总收入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这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左翼民粹主义的民意基础。

与此同时，精英阶层对此无动于衷，甚至视为是理所当然。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曾感叹，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率比他的秘书还低，遭到了华尔街精英无情的嘲笑：既然觉得税太低，你可以多交啊！没人拦着你！美国酒店业女大亨利昂娜•赫尔姆斯利曾经不屑一顾地说：我们不交税，只有小人物才交税。精英阶层不仅对民众的呼声不闻不问，反而想方设法固化既得利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3年的研究显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向上社会流动性最差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父母辈是穷人，子女将来有很大的可能性仍然是穷人，“美国梦”早已不在。唯一比美国更差的是英国。美国政治学家佛朗西斯•福山认为，发达国家中的特殊利益集团高度强大和有组织性，使得任何违反他们利益的政策都无法通过。正如《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所指出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滞后于技术创新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调整滞后于经济基础变化，潜在的危机风险必然加大。”

虽然资本的流动性大于劳动，但人的移动始终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一轮全球化中，大量人口从欧洲移民到北美和大洋洲，奠定了今天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版图。今天的移民和19世纪的移民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未来，躲避国内的政治迫害或战乱。和那时候一样，移民的到来确实威胁到了原住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之处在于，19世纪的移民通过有组织的强大武力征服了原住民，今天的移民中夹杂的恐怖主义活动只是一个附带品。但不管怎样，恐怖主义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构成了英国脱欧和川普崛起的民意基础。

民粹主义兴起的后果

从上述分析看，民众的不满是合情合理的，精英的错误也是不能回避的，但民粹主义开出的药方却是错误的。贸易保护、劫富济贫、孤立主义实行起来很痛快，甚至在短期内会有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看一定是不利于国家发展的。民众希望自己的诉求能够迅速、有效、免于付出地得到满足，但任何有责任、有担当的政治家都会知道，改变现有的体制需要长期、深刻、痛苦的过程，而且难度会非常大。只有不择手段的野心家才会轻易地做出承诺以求当选。

从历史经验看，民粹主义成为社会主流，其代表人物当选为政治领袖之后，长期实行民粹主义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的停滞和社会的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导致跨国贸易和投资活动萎缩，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容易引发资本外流和投资下降。而普通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会不断深化，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对此，民粹主义政客会利用这种矛盾，甚至制造矛盾，如把矛头指向外国人或国内某个群体。这样一是转移视线，二是利用民众追求安全稳定的心理巩固自己的统治。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经预言，民主制度的最终结局就是民粹政客上台，最后利用社会动荡建立暴君政治，而人们也愿意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很多美国人半开玩笑地预言川普将是最后一任美国总统，并把他比喻成希特勒。

另一种可能性是民粹主义政策不会完全实施，这一是因为精英主导的利益集团力量十分强大，会阻挠这些政策的完全实施；二是双方有可能达成妥协，民粹主义政治家保证精英阶层的基本利益，并换取对方的支持，同时精英阶层做出一定让步，特别是在增量部分。例如，拉美国家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从表面上看是贸易保护，不利于外国产品和外国企业，但已经在拉美投资的外资企业同样得到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得以维持和固化。希特勒当年的支持者以中产阶级和部分工人为主，但实际上在他上台前夕就和德国大资本家达成妥协，双方互相支持，确保对方利益，后来的发展也确实如此。最终受损的还是普通民众。

在对外政策上，民粹主义总体的倾向是孤立主义的。普通老百姓的排外情绪主要是源于他们认为外国产品、外国资本和外国移民对他们的生计造成了威胁，他们不会主动想着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占领其他国家的市场。因此，民粹主义即使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也是防御性的，而不是扩张性的。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民粹主义的政策从长期来看注定是失败的，不排除政治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掩盖自己的失误而引发对外冲突。如1982年阿根廷出兵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引发英阿战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在有领土纠纷、历史恩怨和处于战略对峙的国家之间可能性是存在的。

不过，孤立主义会让自己安全于一时，不会让自己安全于一世，80年前美国已经吃过这个亏。今天，西方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恐怖主义，这实际上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如果是防小偷，修围墙会起作用，因为小偷去下一家了，但如果是防仇人，修围墙不会动摇对方的决心。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将导致全球化的倒退，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上升，各国互信合作的基础削弱，以及国际公共品供给不足，这反而给恐怖主义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以更多的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些国家能够克服民粹主义的诱惑，实现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其硬实力和软实力都会得到有效提升，并在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中占据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