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东：试论霍布斯的情感政治学

摘要：作为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之父的霍布斯，其政治思想以理性、自然权利和自觉的主权意识著称。而其思想中的情感维度却被忽视，事实上不论是自然状态假设、契约论与自然权利说，还是国家学说，都是以人的情感作为基础。相比理性而言，情感更具有优先性。摆脱死亡的恐惧是造就政治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从自然状态走向契约性的利维坦，关键就在于人性的改造――使人快速地从自然人成长为政治人。一直隐匿的情感，在他的整个学说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暗含着两个维度：一个是广为人知的理性主义与自然权利学说的维度；另一个维度则是一直被忽视的情感政治学。

关键词：霍布斯；自然权利；政治人；理性政治学；情感政治学

人类的情感到底在政治学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它能否成为政治学的始基？这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在西方理性主义的浪潮下，即使有情感政治学的萌芽，也不被重视，湮没在理性政治学的洪流之中。而这一戏剧性的思想遗憾，在霍布斯身上尤为突出。一方面，因其思想的反叛和革新而享有崇高的声名；与此同时，恰恰也因为声名，其不少思想却又被掩盖――他关于情感的学说便是其一。

一种对传统反叛与革新的观念，由于其超前性和破坏性，不仅使得保守者惧怕，并因此而遭受质疑、否定与对抗，还由于其不确定性而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这样的叛逆者，不仅需要穿透时空的宏大思想，还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而在西方政治学观念史上，霍布斯就是这样的一位叛逆者与开拓者。

正是由于霍布斯的杰出工作，使得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全面进入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政治学从古典时代的德性政治学，经由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学，进入到近代的理性政治学。此后，政治哲学不但独立于政治科学，而且还是知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此，作为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自然人被驯化为政治人――顺势就成了政治哲学的一块基石；这样的政治人，虽然具有理性，但由于人性本恶，且因为人贪婪、胆小、懦弱，惧怕死亡等诸多欲望，就不断地为了保全自己而伤害他者，不仅是损敌扶友，而且还损敌害友。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整个人类陷入一种战争的状态，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是战争，不论是政治共同体之间，还是其内，都是纷飞的战火。为了避免这种糟糕状况的出现，霍布斯便设计了一套政制方案：每个人自愿让渡一部分权利，构建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利维坦，以便保全所有人，维护每个人的权利，从而走出疯狂的战争状态。这套方案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哲学的典范，然而其中所隐匿的情感政治学的理路却一直被埋藏着，本文尝试将其开显出来。

一、自然人与政治人的情感之维

将政治的根据从神性转移到人性，这是理性主义政治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去魅”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想风格。在政治学里，这一转向由马基雅维利开启；斯特劳斯将其看成“马基雅维利的著述使政治哲学与古希腊罗马传统发生了决裂，特别是与亚里士多德发生了决裂，它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特性。”[1](P325)是一个时代与其前的时代的决裂，一种思想对另一种思想的革新。而这一反叛的集大成者则是霍布斯。

其学说的颠覆性也是前无古人――他不仅把以前的思想孤岛连成群，使得后来的理性主义政治蔚然成风，而且他对古典政治学研究范式自觉地进行革新，其决然性也是独具一格。“在霍布斯的先行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尝试过，要跟整个传统实行明确彻底的决裂，而这个决裂，是近代世界面对道德人生问题的题中应有之意”。[2](P1)就连马基雅维利也没有自觉到“明确彻底的决裂”。并且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和理论前提，“霍布斯第一个感觉到，必须探寻一个关于人和国家的新科学，他也第一个找到了这个新的科学；此后所有的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都明确地或缄默不宣地建立在这个新学说的基础上。”[2](P1)他是西方近代第一个系统地创建一个新的研究政治学范式的政治学家。

这一重大转向的标志之一，便是使人性成为政治的基础。斯特劳斯将之概括为：霍布斯的人性理论，是他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他把这个人性理论，归结为“两条最为确凿无疑的人性公理”。第一条公理是“自然欲望”，“渴望攫取占用他人皆有共同兴趣之物”，这可以称为“自然欲望公理”。[3](献辞)而第二条公理被称为“自然理性公理”，“它教导每一个人，逃避反自然的死亡，这是可能对自然发生的最严重危害。”[3](献辞)欲望与理性取得一致的地位。在霍布斯的学说里，政治人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理性；另一个则是欲望和情感。前者广为人知，成为启蒙时代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而后者，则湮没在那个时代的理性洪流之中；但是，政治人的欲望与情感维度，也构成了霍布斯政治哲学前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启蒙时代许多重要的思想家的一个区别就是，霍布斯没有一味强调“理性”，而是顾全人的自然本性与权利，人的情感不是次生品，也是政治前提的基石。霍布斯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远不及神性的人性，“欲望与嫌恶有些是与生俱来的，如食物的欲望、排泄和排除的欲望，以及其他几种不多的欲望都是。” [4](P36)欲望与嫌恶等各种情感都是与生俱来的，虽然令人难堪，但却是人所必须面对的。以欲望为出发点，于是对待所谓的善恶是非也就有了判断的依据“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说来，他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称为恶；轻视的对象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4](P37)人所欲求的就是善的，所憎恶的就是恶，就个体而言，这样区分善恶虽然过于狭窄，但却有效，也符合政治保守主义的追求，即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政治的终极目标。

在日常生活之中，正是“这些被称为欲望、爱好、爱情、嫌恶、憎恨、快乐和悲伤等等单纯的激情”，[4](P37)构成了人们的生存常识和基本经验。希望与失望、畏惧与勇气、自信与自卑、义愤、仁慈、贪婪、野心、豪迈、情欲、激情和恐惧这些情感，有意或无意识地左右着政治人的行为与观念。而恐惧，则是一种促使政治共同体形成的情感。

二、恐惧作为政治的逻辑

在霍布斯的叙述中，人是生而平等的。自然（不是上帝）使每个人在身心的能力上与他人都是十分相等的。[4](P92)通常情况下，自然赋予每个人的能力基本上均等，也许偶尔会出现例外“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人敏捷。”但是，不会出现绝对的优势“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因为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其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4](P92)再强大的个体，也无法与最弱小者所联合的集体进行对抗。因此，在身心能力上，人类个体之间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平衡性。

由此进一步可以推出，在相等的时间和行业里，人们能够获得大致相等的分量或者劳动成果。“我还发现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因为慎虑就是一种经验，相等的时间就可以使人们在同样从事的事物中获得相等的分量。”[4](P93)人们的劳动效率也是比较一致。从这种身心能力上的平等出发，就会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4](P93)人们拥有平等的希望的权利，拥有均等的机会。

然而，问题在于：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欲望却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无限的欲望。尤其是在人口大量增长的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尤为突出。而关于人类欲望的自然主义的阐释，最妙的表达式――人渴望权力，本能地且无休止地渴望越来越大的权力；这是一个没有极限的欲望。权欲一泻喷涌，而并不是由无数的孤立感性知觉，唤起无数的孤立欲望，最后总和累积而形成的。[2](P11)欲望一生发，就不再是单子，而是欲望群体和网络，没有止境，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以至于无法估量“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4](P72)得陇望蜀，得蜀望月。霍布斯的政制理论设计，已经将这个因素纳入到其考虑的范围之内“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4](P93)而一旦无法实现某种资源的共享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恶化，甚至会成为仇敌。因为霍布斯理论中的自然人，并不像古典时代的自然人那样拥有崇高的德性，而且德性也不再是其追求的目标，他们更愿意追求个人的快乐、幸福和利益，而非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于是，幸福就成为最大的善，但却不存在至高无上的善；若享有了最大的善，人的心灵就可以进入和谐宁静的佳境。[5](11章，15节)与此同时，死亡被看成是首要的邪恶，而且还是“最大的和至高无上的邪恶”。[5](11章，6节)这样的大恶，自然非人所欲求。因而为了逃避死亡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如何才能消除死亡的恐惧，就成为首要的生存问题。

在解决如何消除恐惧的问题之前，先得澄清恐惧的根源问题。针对后一问题，霍布斯的思想方案所给出的解释是自然状态与人性本恶的理论设定。霍布斯的假设虽令人悲观，但却揭示出社会状况的现实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战争关系，“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因为战争不仅存在于战役或战斗行动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以战斗进行争夺的意图普遍被人相信的一段时期之中”。[4](P95)“战争”的狼烟遍地都是――人与人之间、家庭之间、共同体之间以及共同体内部，任何方式的“对抗性”与“排斥性”都是战争的状态。人与人的关系就近似于狼与狼的关系，这意味着人是自私自利、残暴好斗的，时刻都面临着被侵害、被谋杀的危险，因而人们普遍处在相互猜忌和恐惧的情绪之中。然而，最糟糕的就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4](P95)然而，这种恐惧却又有一定的必要性，正因为人们对暴力死亡深怀恐惧，才会想方设法去避免。“在所有的激情中，最不易于使人犯罪的是畏惧。……畏惧便是唯一能使人守法的激情。”[4](P232)畏惧能够使人退缩、止步，而不去行恶、犯罪。“这是因为，语词的约束过于软弱无力，如果没有对某种强制力量的畏惧心理存在时，就不足以束缚人们的野心、贪欲、愤怒和其他激情。”[4](P104)这也使得霍布斯在个人立场上更愿意倾向于恐惧对人的遏制作用，尽管遏制会产生负面的东西。“有些人主张，心灵最初的活动就是罪恶，只是由于畏惧上才受到了遏制；想到上述一点时，就让我认为这种人对自己和对人都未免太过分了。但我也坦白地承认，这一问题与其失之不及，不如失之过分。”[4](P226)宁可过之，也不愿不及，因为这样能够减少死亡的几率。这是恐惧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即促使人们谨慎行事，遵纪守法以保全自身；而其另一个后果，就是导向政治共同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