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 马国川：历史终结了吗？

福山身材不高，头发稀疏，穿着随意。这位日裔美籍学者的眼睛很锐利，就像要洞穿未来一样。他早年师从美国当代政治学大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博士学位。

1989年夏天，正在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小组工作的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宣称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自由民主的主要替代方案自我耗弱”，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标志着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终结，并且成为人类政府的终极形式。几个月后柏林墙轰然倒塌，似乎印证了福山的论断。37岁的福山由此声誉鹊起，成为当代最重要、也是备受争议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撰写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一书，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曾连续登上各类畅销书排行榜,被先后译为20余国文字发行。

2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福山仍然坚信原来的观点，“任何现代化的国家都需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这仍然是唯一的、能够带来稳定的、良好的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制度”，“如果说我的观点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我更清晰地了解到，创造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过程有多么艰难”。

不过，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福山并没有停止对政治制度的思考。他继承导师亨廷顿的问题意识，撰写了厚达600页的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探究政治制度的演变。他梳理了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提出良好的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标志：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民主）。福山以这三个标志衡量中国，认为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是中国的优势，但是法治、负责制政府（民主）付之阙如，却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大缺失。

福山显然对中国有深入研究，他说：“如果有‘坏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权很容易导致灾难。这仍是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仅此一句话，就足以说明他确实是一位有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

我仍然坚信原来的观点

马国川：1989年您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发达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2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的观点是否发生了改变？

福山：“历史的终结论”说的是历史具有某种方向，指的是现代化的路径。我在1989年的简单观察是，自由民主制度才是历史的终结。

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任何现代化的国家都需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这仍然是唯一的、能够带来稳定的、良好的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仍然坚信原来的观点。

马国川：“冷战”结束后，您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取得胜利。但是也有许多人士一直在争论说，历史还有其他的选择。

福山：我看不出历史有其他的选择。柏林墙倒塌后，自由民主制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政府形式，获得快速的蔓延。时至今日，这仍是事实。2010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值得关注，它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意走向。以前，普遍的看法是阿拉伯人对政治冷漠。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阿拉伯人民限制威权政府权力的意志。

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话说，“在世界舆论的大气候中，民主制已获得被视作基本正确的地位。”没有一家重要的国际机构，将民主制以外的任何东西认作是公平合理的统治形式。现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威望，以致今日的威权政客，为了合法也必须上演选举，宁可躲在幕后操纵媒体。事实上，不但极权主义从地球上消失，连威权政治家也往往称颂民主制。

马国川：可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数人希望其政府既负责又有效，民众需要的服务能获得及时和高效的满足。但没几个政府能真正做到这两点，因为很多国家的制度衰弱、腐败、缺乏能力，甚至几乎不存在。因此有些人对民主传播的失败感到失望，认为民主遭到了失败。

福山：民主的失败，与其说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说是在执行中。世界上的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不管是南非和韩国的，还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他们的激情足以带来“政权更替”，使威权政府蜕变成民主制。可是如果没有漫长、昂贵、艰苦、困难的过程来建设相关的制度，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

例如，“阿拉伯之春”的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独裁者被推翻了，可是真正的民主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党、法治和对军队的控制都没有完全建立好。没有制度，社会便无从治理，而建造制度又必然需要令人厌烦的妥协。

马国川：在您看来，自由民主制度仍然是唯一的道路。20多年后的今天，您的观点难道没有任何改变吗？

福山：没有改变。但必须明白，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模式。从斯堪的纳维亚到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

如果说我的观点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我更清晰地了解到，创造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过程有多么艰难。事实上，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过于薄弱，甚至最终失败。

现代政治制度的三大组成部分

马国川：当今世界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仍然面临着如何构建一个稳定、良好的政治秩序的问题。

福山：其实，我的恩师塞缪尔•亨廷顿的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面对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推动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该书成书于1968年，时间距离非殖民浪潮席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仅10年左右，很多结论反映了那一时期政变和内战所带来的极端不稳定。

自该书出版以来已发生很多重大变化，像东亚的经济奇迹、全球共产主义的衰退、全球化的加速，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阿拉伯之春”，等等。现代政治秩序在不少发展中地区取得成功，在另外很多地方尚未到位。

马国川：良好的现代政治秩序需要哪些条件？或者说，一个国家怎样才能避免陷于混乱？

福山：这就是我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现代政治制度由三大部分组成：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首先，一个有着良好运作的社会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国家一定要像一个国家，它需要利用其权力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安全，维持和平与正常的社会秩序，并向国民提供服务。其次，这种权力需要在一定限度之内使用，国家要通过法律来治理，法律要高于统治者，高于权力，用法律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这就是法治，即“法律的统治”。最后，政府是一个负责的政府，要承担治理社会的责任。

马国川：负责制政府就是民主制度吗？

福山：在历史上，负责制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例如道德负责制在威权社会仍有现实意义。不过，一个现代责任政府就是民主制度，政府愿意屈服于限制其随心所欲的机制。宪法规定的程序允许国家的公民通过选举，将渎职、无能或滥权的政府更换掉。今天，负责制的主要形式是选举，其中最好的是成人普选的多党选举。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拥有全部三条的西方社会，发展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能取得这种平衡，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奇迹。能否结合，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另外，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

马国川：问题在于，这三种制度如何才能产生？

福山：这些制度的首次出现是因为民众发现，可借此来保护他们和家人的利益。什么是自利，如何与人合作？都取决于使政治取得合法性的思想。因此自利和合法性，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础。

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斗争过程既漫长又痛苦。那些异常贫穷和混乱的国家，可以指望在短期内建立起复杂制度吗？这显得有点不靠谱，要知道，那些制度的进化花费了多长时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制度进化是偶然的，例如欧洲议会制度的产生。另外，政治退化也是有可能的，这意味着已经建立的政治制度会终止，从民主制度倒退到其他的制度。

马国川：很多人认为，一旦建立民主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为什么会发生政治退化呢？

福山：自由民主制不仅仅是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它由一套复杂制度所组成，通过法律和制衡制度来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行使。很多国家虽然正式接受民主合法性，却在系统性地取消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并对法律发起系统性的侵蚀。还有一些国家，看似走出威权政府，却又陷入既非完全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的“灰色地带”，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因为这些国家的很多精英阶层无意建立削弱自身权力的民主制度。富裕和有权势的人通过政治体系保护他们自己，因此，他们的权势逐渐增加。当势力到达很大的程度之时，他们就会掌控政治制度，使政治体系不稳定，因为这个政治体系不再反映多数人口的真实情况，这种情况在君主制度或现代民主制度下都会发生。

金融危机不会威胁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

马国川：根据您的定义，从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三个维度来衡量，美国的政治制度运行绩效如何？

福山：美国制度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集中的政治力量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构成了朝不虑夕的危险。因此，美国宪法设有广泛的相互制衡，使政府的某些部门得以防范其他部门的暴政。迄今为止，这个制度表现良好。因为在历史关键时刻，当强大政府不可或缺时，其政治领导最终能达成共识，取得胜利。但是，目前美国可能正面临其适应能力的重大挑战。因为没有机制上的保障能够确保美国制度既防范暴政，又在必要时按照初衷来顺利行使国家权威。后者取决于在政治目的上达成社会共识，这恰是最近几年来美国政治生活中所缺乏的。美国现在面对一系列巨大挑战，大部分与其长期财政困境有关。过去一代，美国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没有缴纳足够的税款。宽松的信贷以及家庭和政府的超支，无疑是雪上加霜。长期的财政亏空和对外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