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娟：概念厘定与译本甄别：《共产党宣言》汉译考

【内容提要】 当前，学界对《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甄别存在较大差异，有十二译本说、二十三译本说、十译本说等。要正确地厘定《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的种类，不仅要明确判定独立译本的标准，而且需要厘清译本源流以及译本间的内在关系。译者、蓝本以及内容变更幅度都应该成为判定译本的重要参考因素。当前可考证的《宣言》汉译本，建国前存在7个，分别是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乔冠华译本，莫斯科译本；建国后存在一个包含4个版本的中央编译局译本“系统”和1978年成仿吾译本。

【关 键 词】《共产党宣言》/汉译本/译本甄别/译本厘定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之一，厘定和甄别《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的种类，梳理其版本源流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传播、发展的重要前提，“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是思想研究，但是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所进行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因此，版本研究虽然不构成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它是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永恒性前提和条件”①。

学界《宣言》汉译本厘定现状

当前，部分学者们详细梳理了《宣言》汉译本的作者、参考蓝本、出版日期、译作背景等基本情况，形成了不少共识，但在译本的种类、判别的标准以及译本之间的源流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看法。

杨金海提出十二种译本说，“从1920年到现在(撰文日期为2011年)，我国大陆出版的《宣言》中文全译本共有12个独立版本。”②这12个译本分别为：1920年8月陈望道译本，1930年3月华岗译本，1938年8月成仿吾、徐冰译本(简称成、徐译本)，1943年陈瘦石译本，1943年博古译本和1948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译本(简称莫斯科译本)。新中国成立后有6个译本，分别为1958年8月译本(收入当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1964年9月译本(收入1972年5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1978年译本(收入中共中央党校编《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并于1992年3月出单行本)、1995年6月译本(收入当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2009年12月译本(收入当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1978年11月还出版了成仿吾的新译校本。

高放对杨金海的论述进行了补充，提出二十三种译本说③。他补充了11种版本，分别是：东京的两个版本，即1907年留日学生署名蜀魂和1908年留日学生署名民鸣用文言文出版的《宣言》汉译本；北京的一个版本：1953年成仿吾的校译本；莫斯科的一个版本：195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第1卷中的《宣言》译文；香港的3个版本：为纪念1948年《宣言》出版百周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乔冠华校译的版本；1998年4月香港新苗出版社为纪念《宣言》发表150周年而出版的译本；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9月出版的译本；台北的4个版本：1998年4月1日台湾《当代》杂志刊载的译本；2001年7月10日台湾脸谱文化出版社出的唐诺译本；台湾启思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的译本；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管中琪、黄俊龙译本；2005年左涛根据1995年中央编译局译文校译的《宣言》。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黑龙江大学教授黄忠廉④，只是他将民鸣版本作为摘译进行了梳理，其他部分与高放所列基本吻合。

王保贤提出十译本说⑤。他列举10种汉文译本，分别是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译本、编译局译本、成仿吾译本、唐诺译本(台湾脸谱文化出版社2001年7月版)、管中琪译本(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初版)。

陈家新在梳理了《宣言》的翻译出版情况后，认为建国前《宣言》完整版本主要为7种，分别是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乔冠华译本、莫斯科译本⑥。

虽然全译本的统计存在差异，但从1920年到1949年，建国前6个译本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肯定，他们分别是：

不可否认，汉译本在统计中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学者对译本的划分标准不一，且对译本间的关系尚未形成共识。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杨金海和王保贤均没有提及东京两种汉译本。那么，这两个汉译本是否存在并得以流传?

第二，陈家新与高放均列有乔冠华译本，但其他学者则没有，那么乔冠华在成仿吾、徐冰译本基础上进行校订，且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能否算作一个独立的译本?

第三，就中央编译局的译本而言，王保贤把他们统称为编译局译本，而杨金海、高放则单独列举，而且后者认为“中央编译局于1958、1964、1972、1995、2008年先后重新校译的5个译本。这是出版数量最大、影响最大的译本。”⑦那么，中央编译局的译本到底应该如何界定，是应该作为一个译本还是5个译本?

第四，较之杨金海、王保贤，高放增加了1954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宣言》译本以及1953年成仿吾的校译本，那么这两个是否应该算独立译本?

要澄清以上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判定《宣言》独立译本的主要标准并厘清译本与译本之间的内在关联。

概念厘定与判别标准

译本概念较为明确，即“翻译成另一种文字的本子”⑧，对于译本的划分，较为简单，笔者赞同王保贤的说法，即由不同译者翻译的同一本书(或文章)，就是这本书的不同译本⑨。

关于版本和版次的概念，学界争议较大，不仅在各大词典中说法不一，文献学、版本学的学术书籍也定义各异。辞海中的版本是指“一书经过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多种不同本子，其内涵包括书籍制作的各种特征，如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年代、版次、字体、行款、纸墨、装订、内容的增删修改，以及一书在其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如藏书印记、题识、批校等。”⑩也有词典将版本概括为“同一部书因编辑、传抄、刻板、排版或装订形式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本子。”(11)在版本学中，北京大学姚伯岳在阐明《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的论述后，认为“版本就是一部图书的具体表现形态”。在中共党史视域里，周一平提出中共党史版本学中的“版本”，“是指图书报刊等所有文献存在的内容和形式。所有文献，就是包括印刷型文献和非印刷型文献等各种文献。文献的内容指文献名、文献正文、序、跋、附录等。文献的形式，指文献的文字、制作方式、版式、装帧、文献制作的材料等。任何文献都以一定的版本形式存在，中共党史文献亦如此。”(12)

版次则是“版本记录项目之一。用以标明图书版别，以示内容上的重要变更。第一次出版的称‘第一版’或‘初版’。经重大修改后重新排制出版的叫‘第二版’，依次类推。重印时改换开本、版式、装订、封面等，均不作为版次变更，仅记印次。”(13)可以说，版本注重的是书籍形式方面的变化，比如由于印刷方式不同出现手抄本、影印本、缩印本、木刻本等；消费层次不同出现普及本、珍藏本、豪华本等；排版不同出现竖排本、横排本、中英对照本等。就译书的版本而言，译者不同也决定了版本的不同，“一部外文著作的译者不同，也可产生不同的版本”(14)；译者所依据的语种不同也产生新的版本，在译书版本学中“译书包括两种方式：古籍今译和不同语种的翻译。两者都产生新的不同版本”(15)。版次主要强调相同版本的文献因内容修订而发生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由于排版次数不同，出现的初版、再版、第N版(N≥1)等。

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在划分《宣言》的汉译本种类时，用“陈望道译本”要比用“陈望道版本”更加合适。因为同一译本由于印刷的形式、年代、字体等不同存在不同的版本、版次。以陈望道译本为例，当前国内发现的17种陈望道版本中，首译本是1920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翻译者陈望道，原著者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书名为《共党产宣言》，印刷格式为32开，共56页，印刷1000册。之后，该版本以同样的出版社，同样的印刷形式于1920年9月进行再版，书目方面将原书错印的“共党产宣言”改为“共产党宣言”，在最后一页鲜明写着“一千九百二十年九月再版”字样。那么，9月再版的《宣言》属于一个新的版次而非新的译本。这与中央编译局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版次编排类似，1995年对1972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译本进行了重新校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为“第二版”；在2012年充分利用了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译和研究成果，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则为“第三版”，所标明的主要是“版次”。可以说，同一出版社，同一著者对同一文献在不同时间段进行校订、修改等主要体现的是版次不同，而非版本，更不是译本。版本主要注重的是形式变化，像陈望道译本于1924年6月改由上海平民社出版，并将“目次”排于封面，在扉页加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半身塑像照，可以说在出版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则可以称为新的版本。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宣言》汉译本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判定能否成为独立译本而非版本。当然，通过厘清译本、版本、版次的概念能够看出，不能因为印刷形式变化、出版社变化就可以称之为新译本。当然，也不能因为作者和出版社没有变化，就不再将其视为新的译本。除了译本的作者、依据的母本语种外，译本的内容变化幅度也是能否成为独立译本的重要衡量标准。因为随着译本的发展，不少后来的译本都会参照前人的译本进行翻译，甚至以修订的形式出现，但随着实践的推移，修订者本人以及当下社会对《宣言》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修订本较之原本发生较大变化，且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的也应该纳入考察范畴。从这个角度来说，译本的作者、依据的母本语种、译文的内容变化幅度这三个因素应该是判断是否成为独立译本的主要标准。以此为标准，《宣言》在建国前共有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译本，建国后的成仿吾译本，这个7个译本不存在异议。但是，其他几个译本如何划定还有待进一步甄别。

《宣言》汉译本的甄别

第一，东京两种汉译本的命运。

黄国秋和田伏隆在考证蜀魂的《宣言》汉译本时，肯定了这是我国最早全文的翻译，但也指出“蜀魂翻译的这本《宣言》是否已正式出版倒很难说。因为：第一，至今还没有关于蜀魂翻译的《宣言》和其它几本书已被正式出版的任何线索。第二，据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些老同志回忆，他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所读到的《宣言》汉译本，都是陈望道同志译的。”(16)文章发表时距今已30余年，但仍没有找到蜀魂译本，是否能够找到则需存疑。此外，第二句评价可以看出这一译本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有限的，其研究价值尚待商榷。此外，陈家新也指出，前者并非译自马恩《共产党宣言》原著，而是转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著作，且译著在日本东京出版(17)。因此，从文本学角度而言，虽然这完全可称之为独立译本，且是较早的中译本之一，但没有确切的论据证明该译本确实出版并发行，而且就其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