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国家主义还是共同体主义：应对网络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变化研究

[内容提要]国家认同事关“个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确认或者感受。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社会形态，不仅国家认同的依据发生变化，而且国家认同的逻辑也发生变化，这种状况容易带来国家认同危机。国家主义和共同体主义是回应国家认同危机的重要策略，而政府在回应网络社会国家认同的危机时需要做出理性判断。

[关键词]网络化时代；国家认同；国家主义；共同体主义

近年来，无论是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爆发的社会运动，还是王冠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出现的各种类型“占领运动”，均凸显出互联网的重要价值，同时也预示国家认同正在发生变化。那么，如何认识互联网时代的国家认同，如何有效应对国家认同的变化，就成为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国家认同的概念

不同流派对于“国家”概念有着差异的认知与界定。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重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代表马歇尔把国家的概念与“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关注在国家之下公民权利的实现；后现代主义代表吉登斯则强调“民族－国家”的概念，其认为“民族－国家是一套治理的制度形式(asetofinstitutionalformsofgovernance)，它存在于民族－国家共同体构成的复合结构中，在一定领土范围内维护行政垄断(administrativemonopoly)，并通过法律和对内部和外部暴力手段的直接控制维持其统治。”①这些流派关于“国家”的界定均有其合理性，从这些定义中能够看出:第一，国家一定不等于政府，在国家范围还有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个体；第二，国家的职责具有多样性，不仅有对内的职责，还有对外的责任；不仅指涉经济方面，而且涉及政治内容。正是由于国家职责的多样性，所以国家本身设置的制度是多样的，制度本身属于国家实现治理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有多项制度，但是国家不等于制度；第三，国家有着特定的领域范围，在空间上表现为一定的领土范围；第四，国家的重要功能在于维持，即国家通过采用多种方式，比如制度、暴力等维持国家的形态。

“认同”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讨论的重要概念。哲学对于“认同”概念的探讨，起源是“甲等于乙”同一律公式。心理学方面，以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埃里克森(Erikeson)的界定最具代表性，弗洛伊德指出:认同是与一个客观对象形成情感联系的最初形式，它以回复的方式成为性本能对象联系的替代，就像是将对象注入到自我之中，它可能引起除性本能之外的各种新感受，即自我与他人同享某种共同品格的感受；①埃里克森认为，认同是一种自我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感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的直觉，另一个是对他人承认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事实的直觉”。②

在社会学方面，吉登斯在探讨认同时强调了“参照系统”的重要性，其认为个体通过“个体和身体的内在参照系统”建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亨廷顿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和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认同。③由此可以看出，“认同”概念至少包括如下的内容:第一，“认同”是主体之间的，当然主体的一方是自我或者其他主体形式，另一方可以是他人、家庭、部落、组织、社区、文化、宗教、集体、国家、政权等多个主体形式；第二，“认同”展现同一性，并在此基础上影响人的行为方式；第三，“认同”主体具有能动性，它反映在主体对于认同对象的积极建构方面。

目前，对于“国家认同”概念的建构主要有“过程说”和“结果说”两种类型。“过程说”强调国家认同确定的过程，比如江宜桦指出，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定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④“结果说”强调国家认同确立之后的表现，比如周平认为，国家认同是各个民族对自己与国家关系的确认，表现为对国家的归属感、政治效忠、责任意识、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的情怀。⑤事实上，无论是“过程说”还是“结果说”，强调的都是对于“个体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认知。

不过，单就“个体和国家之间关系”方面，我们会发现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关于“国家认同”界定方面的差异:自由主义强调从个人的角度探讨国家认同，认为在“个体和国家之间关系”方面应强调个体的权利，“个体权利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个体的存在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相反，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人们的利益，它为人们提供一个外在的程序化框架，提供安全和秩序的保障，本身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和善，独立的个体不需要对国家具有稳固的情感，负有永久性的承诺”；⑥而共和主义强调从国家的角度探讨国家认同，认为在“个体和国家之间关系”方面应强调个体的责任与义务，“热爱组织是一种激情；更准确地说，它是对共合作及其公民的一种仁慈的、富有同情的热爱……这样一种激情成长于平等的公民之中，并可以转化为共同善和敬神服务的行动”。⑦不过从哈贝马斯的叙述中，能够看出其试图去融合个体角度和国家角度。一方面，他指出，每个人都应该受到三重承认:每个人作为不可替代的个人，作为一个族裔或文化群体的成员，作为公民(即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都应该能够得到对其完整人格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尊重。⑧另一方面，哈贝马斯认为:在当前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民族制度下的公民资格能够成为团结一切外来者的一体化的力量。⑨当然，不管如何界定或者认知“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国家认同一定是对于其关系的确认或者感受。

综合国家、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相关界定，可以认为，国家认同是主体对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确认活动或者感受，其中国家是有着一定地域范围、拥有特定功能、包含多个主体、设有多项制度的复合体。

二、网络化时代国家认同的变化

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社会形态，在网络社会中，缺场交往的迅速扩散、传递经验地位的提升、认同作为重要的力量之源，这些结构特征明显不同于传统社会。同时，网络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大部分国家或者地区都属于网络社会中的节点，虽然不同国家在此网络中的权力是存在差异的，但是网络本身却是一个无中心的网络；流动是网络社会的重要特点，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是网络社会的基本特点，流动空间是网络社会的支配性空间，①流动较大地影响了国家的权力大小与分布，而且打破了原有的地域边界。

与新社会形态相伴随的是新文化形态，其具体体现之一是国家认同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国家认同依据的变化。无疑，国家认同主要是依据“国家”而组织的，但在网络社会中，国家受到严峻的挑战，此种挑战是多方面的:国家的权力因为信息权力的彰显而受到制约；国家的形象因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的批判而得以消减；国家的经济地位因为与网络密切相关的经济全球化而发生改变；国家的社会政策则因为与其他国家联络的增多而需要不断地调整。卡斯特针对国家所受到的挑战总结到:“国家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越来越受到了全球资本、货物、服务、技术、通讯和信息的流动的约束”。②根据卡斯特的说法，国家在网络社会兴起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国家能力本身的制约，也就是说，国家已经不能像控制传统社会那样控制网络社会。

伴随着国家变化，我们发现国家认同的逻辑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传统社会的国家认同逻辑更多地体现为国家的强制扩散，而网络社会的国家认同逻辑则体现出了个体的自主抉择，而且此种抉择的过程体现为:“网络社会中的认同是一种最具社会性的真正的社会认同……不再是个体被社会认同，而是被网络联系起来的个体怎样评价、认可和接受社会”。③

当国家认同强调个体自主性，强调个体的评价、认可和接受时，我们发现在“个体和国家之间关系”中，个体被放在了主要的位置，这有点类似于自由主义的国家认同。但与之不同的是，在网络社会中的认同，个人的自由、自主性是绝对的、充分的，任何个体都可以在网络中作出自己认为合适的选择，而不需要受到权力、权威、习俗、惯例、正式制度等各种外在力量的约束。当国家认同的维度变成“个体的选择”而非“个体与国家之间关系”时，这对于传统的国家认同是一种改变，传统的国家认同建构、结构将会被重新界定。

从个体充分自主选择角度出发的国家认同建构过程，是个体从自身利益考量、价值判断、生活习俗而做出抉择的过程。对于个体来说，这种选择的过程不一定是理性选择过程，而更多的地表现为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交融，或者说是“从情感层次的认同到认知层次认同的转变”。④在此过程中，能够看到的是，个体具有非常高的直接参与度:个体不仅直接对整体国家发表自己的看法，也直接对国家中某一事件表达自己的思想；个体参与的范围，不仅包括经济事件的参与(比如油价上涨讨论、国企改制讨论等)、政治事件的参与(比如钓鱼岛事件、南海事件等)，还涉及对社会事件的参与(比如民生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更有对日常热点事件的参与(比如郭美美事件、药家鑫事件等)；从个体参与的时效度来讲，参与具有短期内高度热烈、随着时间的持续不断降温等。

在持续参与的过程中，不同个体之间的“共同因素”就会出现，这种共同因素可能是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看法、共同的命运等，恰恰是这种共同因素的出现，有助于国家认同的形成。李路曲指出:“个体与社群身份的联结或在社群内身份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强调、但往往是过分强调社群成员共同的因素而完成的，它赋予共同因素以重要而过度的情感，通过一种共同命运的意识来巩固这种联系，偏离这一常规会受到选择性的忽视或否定。在共同命运的感召下，个人和社群之间的认同和互动在社群内部得到强化，而社群以外的人对此社群成员的特定预期，也从反面强化了个人与社群之间的认同感。”①但是“共同因素”的出现并非直接导致国家认同的形成，而是通过形成共同体的形式，实现国家认同。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李路曲指出，“大众媒体在共同体的想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日益成为不同形式的交流发生的场所。一些亚文化可以围绕媒体产品来塑造和煽动社群，使之创造出各种类型的共同体，给成员一种认同感和联系感，并提供建立在共享情感基础上的有影响力的共同体。例如，在互联网上，物理空间和共同体的存在消散了，并转化为所谓纯粹的交流。”②

网络社会的共同体具有不同的类型，也具有差异的共同利益。所以在网络社会中的共同体认同不是合法性认同，也不是规划性认同，而是抗拒性认同。卡斯特指出:“在网络社会中，如果规划性认同能够发展起来，那么它必定产生于共同体抗拒。这就是网络社会中的认同政治的首要的、全新的、实际的含义。对共同体抗拒转变为有转变能力的主体的过程、条件和结果进行分析，正是信息时代里社会变革理论所从事的领域”。③

国家认同方面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影响力的消失，而只是国家影响力在既有领域内变小。不过当国家能力受到较大制约时，意味着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合法性危机就是政治危机，哈贝马斯对于这种合法性危机有着较为深刻的解读:“市场的功能出了日益严重的问题，而国家必须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国家理解成为拥有合法权力的一种制度。国家的输出(output)就在于执行最高行政当局通过的决议。因此，国家需要的是群众对它的尽可能普遍忠诚的输入(input)。输出和输入都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危机。输出危机具有合理性危机的形式:行政系统无法完成从经济系统那里接受而来的控制性任务。于是，生活领域发生混乱。输入危机具有合法性危机的形式:合法性的系统无法维持它要求群众表现的那种忠诚水平”。④也就是说，合法性危机是与群众“忠诚的输入”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