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熙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重超越性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中西文化的思想资源对时代任务和时代问题的价值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中国传统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重大区别，具有二重超越性；既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汲取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思想精华，又抛弃了中华传统价值观中的糟粕，实现了对中华传统价值观的超越；既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合理内容，又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价值观是各种价值观念的总称，是人们对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如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的作用？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理解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关系？本文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

从最根源的意义上讲，任何时代的思想和价值观都来自时代的生活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和历史使命展开。离开了时代任务和时代主题，没有“开新”的“返本”，没有“创新”的“继承”，都无法形成时代的思想文化，也不可能培育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

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究竟应当继承哪些、抛弃哪些，怎样继承，如何发展，归根到底是由这个时代的任务和需要决定的，也就是由这个时代的生活实践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映，我们当下的生活和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唯一真正动力和源泉。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生活实践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简单地说，每一时代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都必须对以往的时代有所超越，都要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和回答所处时代的问题，完成所处时代的任务，最终形成关于所处时代问题和任务的一个形上或理论的阐释和解答，这是实现当代理论和文化创新的根本和关键，也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和关键。

有人认为，当代中国文化或当代中国价值观应当是中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自然延续，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应该是当代文化的母体来源和源泉动力。同时，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因此，当代文化的重建、当代价值观的培育应当依赖于儒家文化，在儒家文化中寻找人类文化和价值观念发展的各种“基因”。按照这种观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发展的源泉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因此，中华传统文化是当代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唯一源泉和动力。这一观点的实质就是观念自己产生自己，而不是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实践中寻找观念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海外一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对待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态度上大多因循这样一种思维模式。

立足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和动力，更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发产生。道理很简单，一切认识都来源于实践。时代的实践是一切思想文化的真正动力和源泉。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哲学是时代问题的形上解答，文化则是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必须要回答和关注这个时代的问题，完成这个时代的任务，否则就不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如果我们把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就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化和价值观，而是古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原封不动地搬过来，那也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化和价值观，而是西方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和解决了当代中国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形成一种回答中国社会问题和时代任务的新理论，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文化，才是我们今天培育出来的价值观念。[1]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立足又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土壤和资源。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里的“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理解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资源和土壤来建设和发展我们当代的价值观，立足时代任务和问题形成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和问题的社会主义新型价值观，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回到中华传统文化那里去，或者是把中华传统价值观通俗化。有了土壤和资源，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这些土壤和资源中自然而然地长出来。关键和根本的问题是创新和发展，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发展都必须植根于已有的文化传统的土壤，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样，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对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简单承袭或照抄照搬，而是经过一番加工改造和熔旧铸新的工作后，才能予以吸取。

任何一种价值观不仅取决于该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同时还取决于该社会的思想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以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用中国老百姓所熟知的语言词汇，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融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大系中。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中华文化相结合，那么，它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就难以在中国人民中间产生广泛的共鸣和形成普遍的心理基础，因而也就无法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更谈不上发展和壮大。同样道理，今天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须立足于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基本国情。

文化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这是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种具体表现。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它的独立性没有遭到颠覆和破坏，其文化的发展就是连续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一样，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脉。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今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滋养。具体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民本精神、明道正义精神、尚诚守信精神、合和大同精神，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土壤和资源。

一是仁爱民本精神。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见于《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但是，第一次发现人并把人从天命神学思想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家是孔子。《吕氏春秋・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荀子・解蔽篇》也说：“孔子仁知且不蔽。”在儒家思想中，仁和人具有直接统一性，仁存在，人就存在；仁德完全丧失了，也就不能称其为人了。孔子用“仁”来规定人，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从对“仁”的思考中发现了人的本质属性。孟子说：“仁也者，人也。”《中庸》曰：“仁者，人也。”朱熹则明确地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这是把“仁爱”精神和人的存在直接联系在一起，没有仁爱精神，也就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依据。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讲的。《易经》开篇就讲“元亨利贞”，把“元”(开始和创建一番事业)解释为“仁”，认为有仁爱精神，有使命意识和为民情怀，才能真正开创一番事业。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这种讲仁爱、重民本的思想传统，是今天所倡导的爱国、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思想资源。

二是明道正义精神。中国文化是一种“义利双行”(陈亮语)的文化，它把“利”置于“义”的调节控制之下，用“义”来规范“利”，主张以义求利、以道求功，既讲“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制民之产”(孟子语)，又讲“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董仲舒语)，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孔子明确提出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南宋哲学家朱熹甚至说：“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又说：“利是从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置得合宜，利便随之”(《朱子语类》卷37、卷68)。中国文化理论是在更高层次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照，是沟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的桥梁纽带。正是在此意义上，明道正义精神为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三是尚诚守信精神。尚诚守信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观念。从《易传》开始，我们的祖先就把“贞”(牢固、持久)解释为“信”，认为诚信友善就能使得自己的事业牢固持久、不倒闭。孔子说：“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主忠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大学》讲：“与国人交，止于信。”有鉴于信之于人的重要意义，孔子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谓做人而不讲信用，不知道那怎么可以。晋人傅玄在《傅子・义信》中也说：“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并要求君应“以信训其臣”，若君不信以待臣，臣也就“不信以奉君”，如是则“君臣相疑于朝”，“祸莫大焉”。我们现在呼唤良知和德性，倡导诚信精神，在这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可以提供丰厚土壤和养分。

四是合和大同精神。“同”有“大同”，也有“小同”。小同就是绝对的“同”，比如孔子说“小人同而不和”，这个“同”就是“小同”。他又说：“君子和而不同”，这就是“大同”。费孝通先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老说的“大同”，就是“和”，就是“和而不同”。“和”是以承认无限多样和丰富多彩的事物存在为前提，“和”的要义是差别和对立。《国语》记载了史伯对“和”的解释：“以他平他谓之和”，“若以同裨同，尽乃弃已”。就是说互斥者方能互补，相反者相成，这就是“和”；相同的两个事物在一起，什么都不会产生，不能叫做“和”。所以，“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才会产生万物，“同”就会因失去了差别和对立从而什么也产生不了。可见，“合”与“和”二字，关键在“和”，而不在“合”，故应写作“合和”，而非“和合”。《周易》讲“保合太和”、“天下和平”，《尚书》中讲“协和万邦”、“和恒四方民”，司马迁讲“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其思想重心皆落脚于“和”。因此，“合和”这一表述明显地要优于“和合”。张岱年先生说：“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中国传统文化的“合和大同”精神，要求我们处事待人，要宽厚、包容、友善，视民众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些思想经过创造性转换以后，可以为当今倡导友善精神提供丰厚的土壤和滋养。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