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辉：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次强人与社会稳定

纵观变动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海内外普遍存在一种流行的观点，即一旦政治强人过世，天下必定大乱。而历史的事实是，当本世纪三大超级强人慈禧太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于1908年、1975年和1976年去世后，中国并未出现全面内战。相反，继强人之后，三大次强人袁世凯（1859─1916）、蒋经国（1908─1988）和邓小平（1904─）纷纷和平地取强人而代之，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中国的政治权威与社会稳定。次强人相对于强人而言，政治权威与社会威望仅次于前任的强人，其权力的合法性与稳固性往往来自于强人，但在强人死后，次强人往往拥有类似强人的基本功能。

一、导言

二十世纪的三大中国次强人，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变革产生了重大的正面影响。1908年，统治了三十二年的慈禧太后驾崩，一天后形同虚设的光绪皇帝也跟着归天，三岁的溥仪成为新一任的真命天子。面对政治权力的真空，清王朝并未立即陷于全国范围的动乱。相反，起始于1905年的宪政改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推进。即使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中国也未滑出理性的轨道，而是继续朝着变革与延续的两大主题，稳定发展。在此由王朝走向民国的关键历史阶段，作为第一位次强人，袁世凯有效地为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权威，促使中国保持了从1912─1916年期间的整体稳定。正象著名的美国中国史专家乔纳森・斯彭斯所指出，“袁在清朝末期政治生活中的成就为中国带来了希望，即作为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他有可能成功地面对危机中国的各种挑战。”[1]

同样，当超级强人蒋介石于1975年在台湾去世后，全世界普遍预测国民党权威将随之崩溃，全台湾将陷入分裂危机。但是，作为本世纪第二位次强人的蒋经国，在确立领导地位以后，有效地平衡了权威与民主、军政与宪政以及传统与变革。在他的卓越领导下，台湾社会顺利地渡过了不稳定的权力虚置阶段，并在短短的十三年内（1975─1988）创造了台湾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奇迹。

更为明显的是，自1972年林彪事件以后，中国一号强人毛泽东的接班危机开始出现。几乎人人相信与预测，毛死后，中国大陆必定大乱。但是继袁世凯，蒋经国之后，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次强人机制孕育与催生了第三位次强人──邓小平。自1977年以来，中国大陆没有内战，更没有分裂。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在稳定中求改革，在改革中求稳定。

虽然，上述三个次强人存在着许多明显的不同，但本文旨在强调与比较三者在社会制度转型时期的相似特点与类同功能，并运用历史的视角探讨强人与次强人的关系，分析次强人所发挥的促进社会稳定的独特功能。笔者希望这一历史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对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作出更为精确而又理性的预测与评估。

二、二十世纪中国强人与次强人的关系

次强人与强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强人不仅为次强人提供了最初的政治权力的源泉，更为次强人今后发展规定了一定的导向。

第一，强人与次强人普遍存在着密切的个人联系。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慈禧太后就任命袁世凯在天津小庄训练新兵，运用德国治军方式，革新中国军队。[2]同时，袁世凯与慈禧合作无间，顺利镇压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和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之后，慈禧又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训练北洋军。袁世凯的表现深得慈禧欢心，成功地控制了天津地区的政治与军事权力。[3]

世界上最亲密的父子关系之一莫过于蒋介石与蒋经国。尽管两者有一段分离的历史（1925─1937），但一旦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其父即有心培养他为杰出的政治家。经过赣南历练，于1948年蒋介石任命儿子为上海经济督导员，成为币制改革的钦差大臣。[4]当1949年蒋介石辞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父子俩同往奉化老家，几乎天天朝夕相处。迁台以后，两人更是天天相见一次。[5]蒋介石为其子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扫除仕途的障碍，培植儿子的亲信，提高儿子的政治威信，鼓励儿子处理各种政治危机。在1949至1975年期间，蒋经国历任总政战部主任、国防部付部长、部长以及行政院付院长和院长等重要职务。[6]

父子俩的私人感情由蒋介石去世时，蒋经国的悲恸欲绝之情可见一斑。当蒋介石于1975年四月四日去世时，蒋经国无法止住自己的嚎啕大哭，以至于宋美龄不得不叫医生给蒋打镇静剂。蒋经国不停地呼喊：“谁能救我的阿爹？”蒋经国从未在重大问题上擅自作过决定，即使在蒋介石昏迷状态时，他也是一定等其父苏醒之后，经请示再行事。[7]

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个人关系，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者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他们在长期的政治风雨中，总是属于同一阵营。早在1930年代，邓小平就卷入“邓毛谢古”事件，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而当时的毛泽东正是反左的主要领袖。从此以后，毛与邓总是站在一起与王明路线作斗争。[8]在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邓小平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帮助毛泽东成为中共的三巨头之一。邓小平的这次政治冒险获得了毛的政治信任，并获益终生。[9]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邓被毛分别委任为中共中央政治部付主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以及四大区域的政治委员。尤其是在解放军横渡长江之前，毛允许邓控制对南方中国各大城市市长的提名权。[10]

一九四九年以后，邓从来没有失去毛的信任，直到文革爆发。毛曾任命邓担任西南局书记（1949─1952）、副总理（1952─1954）、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1954─1966）。[11]当毛在1957年发起反右运动时，邓扮演了反右的角色。[12]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尽管邓没有参加会议，但写了一篇反彭文章，指责彭德怀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属于右倾机会主义。[13]

尤其是毛失去林彪的效忠之后，毛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恭请邓小平再度出山，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批示道：“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邓）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14]总之，毛对邓的评价是，政治思想强，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棉里藏针。[15]即使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以后，毛仍能保留邓党籍，以观后效。[16]

上述三对强人与次强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为强人之后的次强人提供了掌握政权、控制中国的合法性。在二十世纪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从来不是建立在选票之上，而是强人的信任与关系。所以上述三大次强人，尤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曾违背强人的基本意愿，因为强人路线与政策的延续性，是维持与强化次强人政治权力的关键，更是维持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根本。

第二，强人时代强人的开放政策对次强人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有助于次强人不断强化与发展这种开明政策，为今后次强人主政建立了政治信誉与群众基础。早在1900年，当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之时，慈禧太后告诫她的朝廷官员们，当今中国已是极其虚弱，我们唯一可资依赖的是民心。如果我们背弃民众，丧失民心，那我们还能依靠什么来富国强兵？[17]基于此，慈禧继续支持出国留学，并于1901年始，实施军事改革，组建新军。这将有助于地方军队的强大，削弱中央集权，最终促成辛亥革命的爆发。[18]更为重要的是慈禧设计与推动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引进西方式民主政体。她组织了第一个官方代表团，访问欧洲、美国和日本，学习与借鉴西方宪政。她还制定了时间表，要求在1906年公布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改革行政结构，召开第一届国会。[19]站在历史的角度，所有这些企图皆创造了历史之最，绝不能低估与抹煞。

遵循慈禧的开明意志，袁世凯在慈禧生前实施了大量的激进改革。他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取消保甲制度，引进西式的警察制度。尤其是他企图引进日本式的自治政府，促进地方自治与代议制度。1906年，袁世凯开始建立受地方管辖的学校，培训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未来变革培养人才。1907年，袁世凯历史性地为天津议会举行了一次选举。他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不再有专制的国家。[20]总体而言，从1898年到1909年，袁世凯为近代军队的建立，民众的教育及地方政府的完善，作出了贡献。毫无疑问，他的努力既受到慈禧的鼓励，也发展了慈禧的改革。[21]

另一超级强人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励精图治，全面推动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发展。尤其是迁台后实施举世闻名的土地改革，划时代地摧毁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为台湾经济的全面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始于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旨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美好理想，利用政府的力量强制购买超出一定规模的私人土地，然后低价卖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到1960年代止，百分之九十的台湾农民拥有了土地所有权，由此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20年内导致农业产量翻一番。[22]到1979年，台湾的农业生产总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18％，而工业总产值则占32％。[23]它表明，1970年代的台湾已基本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

在政治改革方面，尽管蒋介石是个著名的独裁者，他通过临时条款的强制，禁止反对党的组成。但是蒋介石毕竟“允许在某些程度的政治竞争”。实际上，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政坛是“一党制加独立制”（One Party Plus Independent System ）。因为政府允许具有独立自主色彩的候选人竞选官职，而且许多人因此而当选。同时，蒋还允许两个小党的存在，尽管它们并未对国民党构成威胁。[24]到1966年，蒋在各方的压力下，修改宪法的EmergencyProrisions，允许在万年国大、立法院和监察院中增加新鲜血液。时至1972年，119个新成员加入立法机关。[25]尤其是1972年的选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首次允许与鼓励台湾本省人参与国民大会的运作。[26]

作为蒋介石的忠实信徒，蒋经国在其父在世期间不仅完全遵循父亲的意志，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1972年，蒋经国荣任行政院院长。他上台后首先强调自由经济制度的建立。他指出：“我们的经济社会，是架构在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我们尊重人民意愿，保障合法权益，维护自由贸易，……政府与民间，同为主体，同作贡献。”并且强调均富平等，为台湾的未来成长指明了方向。[27]他于1972年宣布十大工业建设计划，推动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全面发展。[28]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平均收入由1972年的370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70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29]并促使贫富鸿沟由15：1缩小到5：1.[30]在政治方面，儿子比父亲走得更远。1975年，蒋经国开始推动本土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