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中共党史研究若干学术进展

辛逸，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满永，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葛玲，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是对２０１５年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部分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性评述的初步尝试，试图在与既有成果的对比中凸显本年度的若干学术进展，并将其纳入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之中。本文推介的学术文章，除来自《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当代中国史研究》等以刊载党史研究成果为主的刊物外，还顾及４０多种对党史研究较为关注的历史学类和综合性社科期刊。我们查阅了２０１５年发表在上述刊物的２００余篇党史研究文章，对其中的８０余篇按照抗日战争史研究、革命动员研究、社会重构研究、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史研究、“文化大革命” 和改革开放史研究、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六大专题作重点评说。按上述6个专题分别评述显然不符合本学科惯常的划分标准，其所主要依据的是本年度学界研究问题的集中度以及归类和行文的方便。受作者能力和精力的限制，本文所涵盖的文章不可避免的会有很多甚至是重大的遗漏；笔者的评述亦肯定多有不够准确、完整甚至是曲解原文之处，恳请同行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一、抗日战争研究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除社会各界举办的纪念活动外，学术刊物也开辟专栏予以关注[①]。抗战研究再次成为年度党史研究的热点。本年度的抗战史研究，多数论著依然关注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等以往研究的热点，但并不乏亮点：以新视角、新史料研讨抗战中的国共关系；正面回应海外长期以来对中共“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方针的诘问及抗战时期中共战略变化的讨论；根据地历史的深度研究；对过去较少研究的如地道战、“八十八旅”等新论题的关注。

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变动仍是本年度的研究热点。金冲及利用部分毛泽东未刊文稿和《蒋介石日记》，着重从毛泽东、蒋介石如何应对的角度，讨论了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联合与斗争。金文认为，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有两大特点：一是民族矛盾使双方的合作始终保持；一是十年内战的经历给合作带来了极大的复杂性，甚至有时发展为严重的对立和冲突。但总的来说，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并非一成不定，也不是直线式发展，而是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动而起伏不定[②]。金以林就注意到，太平洋战争使1942年前后的国共关系出现缓和，甚至有毛、蒋会晤的动议[③]。孙艳玲以苏联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和中共领导人讲话等三方材料，论述了抗日军饷对国共关系变动的影响。文章不仅明确1937年7月至1940年，国民政府拨付中共军队经费3175.1万元，并指出军饷和国共关系相互影响，也是双方斗争的焦点[④]。周昌文、潘洵则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为主要依据，研讨了抗战后期美国调和国共关系的努力，认为延安观察组的使命，使美国意识到调停国共关系的重要，这也对战后国共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⑤]。

关于中共的抗战方针，海外学界多年来甚为流行的观点是战时中共的重心是自我发展而非抗战。这种说法的唯一史料根据，是1940年叛逃至国民党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师骑兵连支部书记李法卿的谈话记录。依李的陈述，毛泽东在一一五师奔赴前线的训话中曾言：“我们的方针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⑥]。对上述说法，大陆学界虽不认可，却未见学术层面的正面回应。杨奎松从两个角度回应了上述说法。一是李说存在明显的史实错误：李说随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的表述有误，因为红二方面军主力从未驻过陕北；再者李说毛的训话时间是1937年秋或9月26日，而115师8月31日已全部渡过黄河；最后是身份问题，115师既无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也无骑兵连，有此三点，李说理当存疑。二是李说不符合中共当时所处的政治情势。杨文认为，洛川会议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考虑重点仍是如何获得合法地位，军事方针尚处在变动中。在这种形势下，上述李说是“根本不可能预想和设计出来的”。此外该文亦从国共关系、战局发展及中共对自身活动区域的选择三方面，讨论了中共军事发展方针变动不居的复杂性[⑦]。杨奎松在讨论晋西事变的文章中，指出中共抗战初在山西的活动多会顾忌阎锡山的感受，亦可印证上述判断[⑧]。

王志刚对中共七大地缘战略的研究，正如其所言是对中共七大从地缘政治角度的重新认识。文章围绕七大前中共地缘战略的演变，七大会议不同阶段地缘战略的形成过程及其最终构成，揭示了影响中共地缘战略布局的五大因素即国民党因素、汪伪因素、美国因素、日本因素和苏联因素。正是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中共七大重新审视了国内形势和格局走向，确立了华北和华中为重点的地缘战略布局。从后来的革命历程看，中共七大确立的地缘战略具有鲜明的自主性、杰出的前瞻性和相当的灵活性[⑨]。

沈志华借助中、苏、朝三国档案及相关回忆，通过分析八十八旅成立至解散的过程，讨论了中苏朝三方力量在抗战及其后的合作与分歧。沈文认为，八十八旅存在时间虽短，却是理解三方关系的历史起点，此后的朝鲜党内斗争以及中朝关系中，之所以会有中苏关系的影子，是因为苏联通过建立八十八旅培植了朝鲜共产党人内的“游击队派”。抗战结束后，斯大林顾及到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决定解散八十八旅，并让朝方人员脱离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政权机构。上述安排表明，抗战时期的中苏朝三方虽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有共同利益，但在自身安危和政治选择上又有明显分歧[⑩]。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既影响了中国的抗战进程，也对中共与美国甚至战后的国共关系产生较大影响。杨冬权以中央档案馆所藏部分信函、电报等中方资料为据，梳理了延安观察组的起源、使命及中共和观察组之间的互动[11]。殷露露的文章是从中共与美国军事合作的角度研讨观察组的。尹文认为，美军为实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速战求胜战略，为挖掘中国的抗战潜力，才有观察组进驻延安的安排。在中共军事力量的战略价值降低后，美国随之终止双方的军事合作，直至撤出观察组。但对中共来说，双方合作时间虽短，却是其接触国际先进军事技术、开阔国际视野的重要机遇，也为战后的中美接触奠定了基础[12]。周勇和周昌文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为基础，着重梳理延安观察组的由来。他们认为，延安观察组是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国共两党角逐的产物，也是国共两党为自身利益，与美国、苏联力量博弈的结果；既是东方战场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共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标志[13]。

在敌后抗战研究中，中共的乡村动员广受关注。本年度的研究中，王晓荣和何金凤对陕甘宁边区外围国统区乡村上层动员的研究[14]，以及杨焕鹏对基层人民武装的研讨[15]，都注意到中共借助传统乡村组织和武装力量开展抗战动员的新面向。不过总体来看，今年抗战动员研究主要集中在舆论动员和仪式动员两方面。其中舆论动员的研究，主要是战时传媒和各种文艺形式的作用[16]。仪式动员研究，则以中共的各式纪念活动为对象。比如陈金龙就讨论了纪念活动的抗战动员功能，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将自己的动员目标融入到三八、五一、五四、七一以及七七抗战、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等重要节日的纪念中，既强化了历史记忆，又表达了抗战主张，达到了抗战动员的目的[17]。

中共的敌后游击战是以往抗战研究的重点。于化民认为，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是中共实现持久抗战的基础[18]。黄道炫也认为，中共敌后抗战的成功，是游击战、根据地和正规军三者融合以实现党政军民一体化的总体战之结果[19]。在中共的游击战策略中，地道战曾在各种文学作品中被反复宣扬。黄道炫以“敌意”为题，在引用中日双方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具体战例揭示了华北地道斗争的起源、操作、效果及局限。黄文认为，地道作为一种相对被动的防御设施，以此为据的斗争所以能顺利进行，主要依赖中共高效率的组织和动员体系。不过动员实现的基础，则是华北民众对日军“普遍的敌意”，这也是日军以有限兵力“从事一场没有边界的战争”显得捉襟见肘之根本原因[20]。

根据地研究是历年中共抗战史研究的重点，今年的研究亦有深入。其中有关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的微观研究值得关注。张同乐梳理了晋察冀边区村政建设由村长制度到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变化[21]，谢忠厚则对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召开、决议和成就作了细致的考证和阐述[22]，把增强则围绕县政权的组织构成和职能，再现了边区民主建设的发展[23]。此外有关华中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和合作经济的讨论亦颇有新意[24]。

本年度的抗战史研究在史料搜集上还是有所建树。吕彤邻介绍了其课题组所搜集的美国馆藏中共抗战史料的情况，其中包括大批中共游击战的文献。该课题组认为，当时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士，虽然政见各异但出于共同的抗日目标，对中共抗战的描述超越了国共之争，还是相对客观的[25]。刘峰着重介绍了即将出版的《日本外务省涉华档案》，认为这批档案的出版将有助于从战争对手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共抗战，对抗战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都会有所推进[26]。

今后的抗战史研究，或可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有所推进。首先是外文史料的挖掘与使用。既有的抗战史研究，多以中方资料为主，而日方史料的使用相对较少，这显然不利于完整呈现抗日战争史。另外，挖掘和使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关抗战的原始史料，其对抗战史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二是加强战史研究。以往的抗战史研究，多聚焦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战时动员，战时社会与经济状况以及战争的影响等方面，但对抗战中的军事战略、战役战术、武器装备等军事问题关注较少。今后的抗战史研究，理应加强和拓展对战史尤其是关键性战役的研究。三是抗战史研究应将抗战放在百年中国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来认识，挖掘其对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构建的深远意义[27]。

二、革命动员研究

本年度的革命动员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共早期组织网络建构中的动员，本文称之为组织性动员；二是社会革命中的阶级动员。既有革命动员的论题如减租减息、婚姻变革以及城市工人斗争等仍受到重点关注，其最新进展主要反映在跨学科视角的引入和阶级动员效果的反思等方面。

以往的组织动员研究，多集中在组织形态的讨论[28]。本年度许多学者以跨学科的视野关注中共早期的组织动员，如伍小涛对“一大”前中共党员的知识谱系学的考察[29]；孙会修对旅莫支部归国干部如何影响中共走向集权制过程的研究[30]；应星对组织动员的历史社会学的分析等。应星在对早期中共江西组织网络形成的研究中，从“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