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中国的民主必须沿着这三条道路往前推进

作者:俞可平发布日期:2016-07-30

「俞可平:中国的民主必须沿着这三条道路往前推进」正文

我并没有改变我对民主的基本看法,民主不但是个好东西,而且要继续往前推进。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民主必须沿着三条道路往前推进:

第一,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掌握核心的执政权力,必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这样民主才能有序发展。

第二,以更少的竞争走向更多的竞争。市场经济是一个竞争经济,消费者接受了好的产品,经济就有了活力。干部选拔也一样需要适当的竞争,以便优中选优

第三,要从基层民主一层层往上推进。

我认为这三条路线图是中国民主政治成本最低收效最大的发展道路。

我经常开玩笑讲,我以前像“教官”,更多是给官员讲课,主要讲现实问题。我现在是教授,回到大学跟学生讲,主要讲学术问题。我最近在大学里做过三场演讲,是纯学问的。第一场是政治学的公理,第二场是讲权威与权力的概念,第三场是上周在浙江大学的演讲,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所以我现在主要做“天国的学问”,即纯学问。今天算是破例了,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政府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讲起: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公布了60项重大改革任务,具体的任务有320多项。并且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任组长,下面有六个专项改革小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党的建设和纪律监察。所有这些改革任务有一个总目标,就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自己一直是“治理”、“善治”和“治理现代化”的倡导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当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尤其高兴。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部署。这实际上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比起原来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来说,更深刻、更重要、更带有长远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但全社会包括很多的领导干部都还认识不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牢牢坚持,并且努力通过具体的制度来实现、落实、推进。

政府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尽管“更少统治,更多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但是到现在为止,政府还是最重要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依然是决定国家政治事务最重要的手段。发达国家不例外,对于中国尤其如此。我有一句口号――“善政是善治的关键”,没有好的政府就没有好的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治理要现代化。然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遇到的挑战、存在的问题还很多。

一、政府公信力流失

大家都有感慨,现在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坑蒙拐骗这么多,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都不可信了。很多人都惊叹社会堕落,世风不古了。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如果一旦觉得政府不可信了,这个社会就无法信任了。现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政府的公信力陷入了“塔西佗陷阱”。政府一旦公信力流失,社会诚信就会缺失,最后受伤害的是政府自己。我知道官员辛苦,起早摸黑,礼拜六保证不休息,礼拜天休息不保证,“5+2”、“白+黑”。官员的压力非常大,居然成为自杀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对那些自杀的官员,网民们还要说“查一下,有没有问题”。这种现象真的要深思啊!

二、政府创新动力不足

我主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16年,到了去年举办第8届,和前7届完全不同。过去地方政府非常踊跃地来申报,但是到了第8届倒过来了,不是大家踊跃申报,而是课题组一个个去求人家申报。只有广东和浙江两个省创新比较多,但是这两个省创新的动力比起以前也明显弱化了。从全国范围来讲,弱化就更明显。政府改革创新一旦动力不足,后果就很严重。中国社会就像一辆火车,火车头是政府,官员是驾驶员,动力不足了,列车前进就会变慢,甚至会停下来。那样,经济发展就会遇到困难,整个社会就缺少活力。

三、行政成本过高

最近公布了公务员数量只有700多万,但是事实上不包括合同制的政府雇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这些加在一起是个天文数字。我讲的行政成本不光是人头费,在转型时期,这么大一个国家,公务员数量多一点可以理解,关键是整个的行政成本太高。比如,现在的维稳,大多不是以疏为主,而是以堵为主,致使社会管理的成本巨大。

四、形式主义泛滥

“群众路线”首先反“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反,但是很多机关的形式主义怎么反而又回潮了呢?前段时间网上疯传江西一对新婚夫妇洞房抄党章,把一个很严肃的事变得很庸俗。后来人家说,抄党章算什么?还有人说每个党员必须做5万字笔记,而且要手写。我在中央机关待这么多年,从没有搞过这些形式。我们得反思:刚刚反过形式主义,怎么还有如此严重的形式主义?到底有没有找准原来产生形式主义的原因?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抓得很准,要反形式主义,大家不能过一阵子就忘了。

五、一把手权力集中

通过反“四风”,官僚主义现象在从总体上有所限制和下降,但是一把手权力集中,至少有一些部门有一些地方比过去反而更严重。我到一些地方去调研,据说有书记召集干部开会几个小时,一看上厕所的人多了就不高兴。后来人家告诉我,现在开会都不敢喝茶,怕上厕所。还有一些一把手摆谱,每次开会所有干部到场以后,他最后才能到,不能任何一个人比他晚到,茶杯、笔记本都要让秘书放好。我们不是刚刚反过官僚主义吗?难道不包括一把手?

六、政府管理出现低俗化倾向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提得很好,但是现在有些方面正常化都算不上,甚至还出现了低俗化的倾向。我举个例子,中央限制官员公费出国,这很好。但一些地方,把官员出国的限制也用在学者身上,一年只能出国一次,一个国家只能呆5天。还有,中央的“八项规定”非常好,但有些地方把老干部和工人的正当福利也停发了。这些哪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连正常化都谈不上。

那么,如何推进政府创新?

1.明确目标

政府创新或者是政府治理现代化九个目标必须清楚: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法治;第三是责任;第四是服务;第五是优质; 第六是效益;第七是专业;第八是透明;第九是廉洁。

政府创新在这些年有很多进步,在上述九个目标中,“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率政府”、“廉洁政府”、“透明政府”都明确提出来了,这些目标都很好。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另外两个目标,这两个目标现在还没有提出来,但是已经越来越重要。就是“优质政府”和“专业政府”。优质政府,就是政府的公共产品要高质量,特别是政策和制度产品。专业政府,就是政府官员要有专业知识,要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前者是政治家,后者是技术官员。

2.找准问题和根源

上面所说的这些突出的问题,有五个方面的根源:一是有些领导思想僵化;二是是制度环境有待完善;三是顶层设计需要进一步的合理和科学;第四,地方的自主性和多样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第五,许多官员的工作压力增大,而改革创新积极性下降。

3.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对中国太重要了,中国人特别强调“师出有名”,没有一个好的观念就不可能有改革创新的举措。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党和国家事业成功的一个法宝,这个法宝要坚持。我觉得只要符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大目标和“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所有的改革都可以试。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依然认为深圳还是一个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前沿阵地,我特别希望深圳在解放思想方面依然能够引领其他的地方。

4.完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可以塑造人的行为。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五个基本标准,其中第一个就是制度化或者叫规范化。政府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制度。

5.增强政府创新的动力

现在政府创新的动力从全国范围来讲明显弱化。政府没有创新动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就没有活力。从我长期负责地方政府创新奖和社会创新奖的经验来看,有三点特别注意。首先,要合理地划定上级政府的权力边界,增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为各级政府的治理创新提供一个基本的制度环境。其次,制定有效的考核奖励政策,积极鼓励创新行为,给创新者以人力、物力、财力、信息和政策的保证,形成足够强大的激励力量,激发人们的创新积极性。第三,是建立容错机制。改革和创新一定会有风险,要降低人们为创新所承担的风险,支持敢冒风险的创新者。

6.革新政府治理技术

我在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候,一般都会讲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回答三个问题,谁治理?依靠什么治理?怎样治理?最后就是取得什么效果。跟前面这三个问题相对应的是治理的三个要素,治理主体,治理的体制和机制,最后是治理的工具。任何的治理,从国家治理,到一个小的单位,包括大学、公司、研究院的治理,都离不开这三个要素。制度制定的非常好,如果治理者的素质很差,没用。反过来讲,治理者素质很高,但是制度不好,好人都会变坏,也没用。现在有第三个要素了,在高科技的时代越来越重要,这就是治理的工具。

政府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的技术工具,除了运用法律、行政的基本手段以外,应当善于运用市场工具、社会工具、舆论工具和网络工具。各级政府一定要简政放权,做到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特别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开放度,提高行政效率。现在有些技术大家都重视,特别是网络技术,但善用信息网络工具,我觉得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总而言之,政府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只有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才能正确地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和治理,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善治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提问环节:

深圳特区报:很多年前俞老师讲“民主是个好东西”给我们普及了民主的知识,经过这么多年来,在您的常识的普及下,很多人对“民主”有了新的理解。我的问题是,自从您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后,这么多年来民主的理论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在我们国家民主的实践还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尤其是顶层设计和基层的民主探索如何结合?

俞可平:很好的问题。我自己对于倡导民主治理从来没有改变过看法,但是我现在的研究重点不是民主和原来的政治改革了,是研究“天国的学问”。从整个中国的知识界来看,我们在民主理论方面应当是有许多新的进展和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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