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马克思对中国前途的预见及其启示

马克思作为人类纪元史第二个千年里的“最伟大思想家”，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胸怀令人至为感动。他没有来过亚洲，更没有到过中国，却是中国人民“最热烈的同情者”。他在160多年前对中国未来前途的预见和期望，至今仍然显示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不仅可以作为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达到的目标，也是台海两岸在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上可以达成的共识。

一、马克思预见和期望“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

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西欧距离中国非常遥远，几乎相隔了半个地球；他们所在19世纪的通讯和交通较之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信息传播相当困难。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涉及中国的论述有近百处，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有18篇。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19世纪中叶，正是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已经造成恶劣后果的时期。当时，马克思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认为“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鸦片”，鸦片贸易是一种“残忍的贸易”，是靠摧毁人命和破坏道德来填满英国的国库。他尖锐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世，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从1858年开始，沙皇俄国也强迫清政府相继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边界记》等不平等条约，掠夺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马克思辛辣地讽刺说，英国对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俄国不花费一文钱，不出动一兵一卒，但是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的好处都多得多。

马克思对中国人民反抗列强掠夺的革命斗争抱着很大期望，他在1851年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中国的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他进一步指出：“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马克思当年对中国未来前途的这个预见和期望，体现着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考和理论意义。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要建立的国家形式，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很推崇巴黎公社，认为它是“新社会的光辉先驱”，是“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后来，马克思没有再对这个思想进行论述，而恩格斯则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思想，认为“共和国”的形式更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恩格斯的这个思想，体现了他和马克思对其19世纪50年代所持“共和国”思想的肯定和回归。马克思当年预测的中国革命当然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在他看来，中国革命胜利后所选择的国家形式势必是“共和国”。

在人类思想史上，“共和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孟德斯鸠等学术巨擘均为著名的共和主义思想家。英文“共和”源自拉丁文的“公共事务”或“公共事业”。其核心要义，一是国家乃全体公民的“公有物”，二是公共权力向全体公民开放，三是参与国家治理的公民应该将促进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摆在优先地位。我国西周伊始也曾以“共和”为年号，暗含着远古思想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寓意。显然，东西方文明对理想政体的向往很相似，体现着明显的普世价值。正是由于这个互通和默契，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变革帝制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头等要务的时候，由西方吹来的“共和”之风使得维新思想家和革命政治家一拍即合、欢欣鼓舞。严复说，“国者，斯民之公产也。”孙中山指出，政体“犹如合资营业之公司，人民尽属股东”。这个历史事实，验证了马克思关于“中华共和国”预见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共和”所内涵的是公平与正义，是理性与智慧，是交流与对话，是协商与共识，是律己与宽容，是友谊与友爱，是温良与平和。她既同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彼此融通、交相共鸣，又具有显著的现代性和普世价值。“共和”与“民主”在政治诉求方面存在着内在的共生关系，二者均以大众政治、阳光政治为追求对象，是君主专制、“黑箱政治”的对立面。不过，二者之间也有微妙的区别。民主强调“多数人的统治”，共和注重多元治理、多元均衡，否定任何形式的专权，即使是多数人的专权也予以反对；民主强调“人民主权”，共和体现分权制衡、代议制等更加务实的治国态度；民主强调平民大众的立场，共和隐含某种精英情结，倾向于由平民大众和社会精英共同治理国家；民主意味着一种理想、一种激情、一种号召力，有时候可能会忽视理性，共和更致力于温良中道，与儒家学说的“中庸”思想颇有相似之处。

“自由、平等、博爱”虽然是18世纪启蒙运动提出的命题，但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赖以创立的理论前提和思想材料，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恩格斯说得很清楚，科学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追求，贯穿于人类发展历史的全过程。只是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思想观念才被系统化、理论化地提出来。埋葬封建专制是历史赋予资产阶级的任务和使命，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思想武器是一种历史现象，这并不表明这个思想武器是他们的专利，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而是人类共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和目标就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将“自由、平等、博爱”写在未来“中华共和国”的大门上，既表达了他对中国前途的期待和厚望，也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信念、对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坚守和追求。

据我国发行于20世纪初的《民立报》和《大铎报》报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了让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三民主义的新政权,曾自编讲义在南京和上海宣讲社会主义思想，第一天听众1600人，第二天2000人，第三天增至3000多人。孙中山在演说中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流，说社会主义不允许资本家垄断渔利，而是注重保障普通民众的平等地位和应有权利，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孙中山说，“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好朋友”，社会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真髓”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社会主义是“人类之福音”，“愿我中华民国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国家”。显然，孙中山要在中国实践的三民主义思想，内涵着相当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与马克思1851年对中国前途的预见和期望不谋而合。

二、马克思的预见与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20世纪前半期，尽管辛亥革命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马克思的预见和期望似乎就要实现了，但由于我国自身条件的制约和局限，由于外部势力的渗透、干预和侵入，中华民族至为悲哀地陷入了军阀割据、国共反目、同室操戈的混乱之中，掩没在了外敌入侵、内战爆发、生灵涂炭的血泊之中。20世纪伊始我国仁人志士的“民主共和”之梦，像肥皂泡一样无可挽回地破灭了。马克思对中国前途的预见和期望，也在残酷的客观现实面前遇到了挫折，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在20世纪前半期绕了一个大漩涡。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历史规律不可阻挡。中国共产党人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再一次慎重而庄严地选择了“共和”政体。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受苏联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的深重影响，执政党的指导思想长期“左”倾，“斗争哲学”盛行，政治运动频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更导致了“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那时，“最高指示”具有皇帝圣旨一样的专断性、权威性和震慑性，“全面专政”风暴席卷神州每一个角落，“人民共和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荡然无存了。即使在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今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基本上没有被触动，现实政治生态与“人民共和国”本质要求的差距仍然非常之大，实现马克思的预见和期望仍然是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这个目标，与马克思预见和期望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决议指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社会主义在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为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把民主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开辟了道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既有“自由、平等”，也有“文明、和谐”与“友善”，后者潜含着明显的“博爱”意蕴。把这些观念制度化、法制化，是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可以把马克思预见和期望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另一种表述。

邓小平在1980年谈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时，鉴于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家长制、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特权等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特别强调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为“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创造必有的思想舆论环境。只可惜，因此后特定的国内外环境，邓小平未再强调这个思想，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实践探索无形之中被搁置、被夭折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自1989年以后步履艰难、长期滞后，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干扰和阻遏是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家长”的个人意志畅行无阻，党委、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集体作用和民主法制程序却形同虚设，随时可以被弃之不顾。几个权势人物的内室密谋，就可以决定党和国家最重大的事务；“家长”不发话，多么紧迫的事情也不能去办。在这样的思想政治环境里，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无异于与虎谋皮、近乎妄想，不可能真正启动。“自由、平等、博爱”曾经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为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能将“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另一种表述，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启动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伟大实践，有利于营造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思想舆论大环境。

政治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