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最后的挽歌――国民党军队覆灭之际的政治工作(1948―1949)

军队实施政治工作，是古今中外的惯例。尽管名称、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尽相同，目的都在培养军人对己方政治文化、社会价值、权威标准的认同与情感。政治工作是个笼统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国别、政治环境等的不同而改变，但激励士气的精神教育、争取民心的鼓动工作，一直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学界对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北伐时期，其次是抗战时期。越往后延伸，成果越少。①厚此薄彼，既不利于整体把握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全貌及其流变，也不利于从不同的角度总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快速覆灭的缘由。本文择取这个时段政治工作对官兵士气的激发与民众之间的互动这样两个方面，主要用意是从最关键的士气和民心入手，更有针对性地化验出南京政府弥留之际政治癌变的前因与后果。

快速恶化的战况与弃“新”复“政”

早在1945年重庆谈判之际，蒋介石就重印了《剿匪手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阅读手本后列举中共在施政方针、根据地面积、部队规模和武器装备等方面与江西时代的不同，特别提及中共在政略上，不仅继续实施农工政策，且团结各党各派倡导民主政治，因此提出要解决中共问题，必先安定民众。②刘峙提议的出发点，是以政治问题的处理，来带动军事问题的迎刃而解。

刘峙的提案，能够得到高层军事将领的共鸣吗？稍稍回溯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答案。自建立全国政权起，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从某种程度上言，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后者在政府的政治议程中，“列于最后一项”③。其军事将领推崇武力，迷恋用极度的专横暴力来威吓、解决周围的一切“纷扰”，“这些就是拿破仑式的人物，这种人很容易毁掉自己或别人”④。

刘峙的呼吁，自然没有任何的市场可言。1946年2月，国民党政府召开整军会议。其间，由何应钦、白崇禧主持，在南京城外举行陆空军联合攻击演习。白在讲评时，声称以现代化武器去打共产党不成问题。演习部队是美式装备的张灵甫第七十四军，将领们与张倾谈时，其面有得色。⑤在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的抉择上，蒋介石有时尽管提出信仰的重要性，但总体上更倾向于武器装备。⑥过度相信武力，以为优势装备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几乎是国民党将领的普遍特性。政治工作在军事将领们的眼中，一向就是卖狗皮膏药的，起不到太大疗效。战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武力资助，又使得轻政工、重装备的念头在军事将领心中更为突出。

在高层军事将领普遍轻视下，在战后美国及国内中间势力“军队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动接受了美军新闻机制。⑦1946年6月，问题丛生的军委会政治部被缩编为国防部新闻局。地位更低、更无效率、更受将领唾弃的军队党部被迫取消。作为党部解散之后的应对之策，原计划在军队里面成立的三民主义研究会或三民主义力行会⑧，由于将领的杯葛，并未得以组建。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国共双方政治工作的效果，立即受到残酷战争的检验与宣判。在美军中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模式――新闻局制，“其基础则建筑在先进工业国家的自由民主思想上”⑨，受制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立场，新闻制引入后，军队政治工作不仅没有丝毫的起色，反而带来政治工作的迷茫与凌乱。政治工作的劣势在国民党嫡系军队全面进攻时就已开始显现。杨伯涛回忆，1946年8月与刘伯承部队第一次交手，打得如此蹩脚，原因就包括侧重军事“进剿”、无视政治对垒，既没有掀起宣传高潮，调动士气；也没有安抚人民，加强军民合作。⑩

随着国民党军队占地面积的扩大，人员大量伤亡，兵员补充与后勤供给越来越难以维持。(11)在许多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兵士一遇机会，即行逃跑。战斗环境的恶化，新闻人员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处境与日本人无异，老百姓都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因之全线不能控制。”(12)1946年冬，蒋经国视察东北，痛骂治军不严的将领和贪官污吏。(13)

嫡系将领的检讨、新闻人员的反思、蒋经国的痛诋，突出说明国民党军队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隔阂与芥蒂竟然如此之深。其原因，绝不仅是政治工作的无力，而是与国民党政权疏离群众的寡头统治息息相关。

1947年6月30日，第三次四平战役虽以国民党军队的胜利告终，但却是强弩之末。“四平战役后，军事、政治弱点完全暴露。……国军完全处于劣势。在空间上，由广大的面缩短为线，由线更缩短为点，再由多数的点缩小为少数的点。”(14)同一天，刘邓大军揭开解放军战略反攻序幕。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正式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5)

一边是构筑新型经济基础的土地法，一边是要解构掉的上层建筑的最高代表蒋介石。回想重庆谈判时，蒋还被中共认可为国家领袖。而两年后，授予底层民众土地的大纲，与呼吁民众起来打倒蒋介石的宣言，竟都选择在国民党政权的国庆日发表。这表明中共清楚无误地认识到，国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已从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转变到战后的民事与民生。在双方军事力量强弱差距逐步缩小的背景下，涉及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与否，就成为国共两党政权被民众选择或抛弃的根本指针。国庆日的大纲与宣言，更等于是向国民党政权宣告，中共要用千千万万获得土地的农民和人民的军队，去掀翻蒋介石的统治宝座，终结南京政府的国庆日。

民心加速向中共聚拢和军心急剧涣散的严峻现实，迫使蒋不得不沉重反思。军队政治工作何去何从，成为蒋反省的重点之一。12月，国防部新闻局按蒋的旨意，在南京召开团以上军队新闻工作检讨会议，强调以“对敌心理作战”为主要工作内容。会议期间，曾在南京孝陵卫表演过一次攻心战宣传品发射的实验。(16)与会人员，“眼见国军部队，军心涣散，士气消沉，而政工无能挽救狂澜，困心衡虑，更觉现行制度，实不足以应付来日大难”(17)。内心焦灼的蒋介石，同意提高政工机构的权责，加强“绥靖”政务。(18)会议决定将新闻局改为政工局。政工改组，是蒋企图为政工人员打气的举措。可是，“参加会议回来的军政人员，除在南京或上海游逛一趟和买点美国货物带回来以外，他们的士气更低沉了”(19)。政工人员对工作的懈怠与麻木，并非某个系统的个案，而是败亡之际国民党政权各机构各部门工作散漫、责任心缺失的普遍场景中的一幕而已。

按照决策，军队各级新闻机构随即筹备改组。1948年2月，国防部政工局成立，仍以邓文仪为局长。无论新闻局，还是政工局，编制较抗战时的政治部均大为缩小，“在解放军政治攻势下，很难发挥反击作用”(20)。4月，为配合总体战(21)，政工局主要使命定为：“在充实军队政治工作，瓦解匪军之作战意志，加强绥靖地区政治工作，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总体战的方略，借以集中力量，达成剿匪救民戡乱建国的使命。”(22)

南京政府自建立起，每逢军事进展顺利，政工机构及其权责就会被缩减，仅仅负责战地宣传；每遇战争困境，蒋介石就会扩充政工机构及其权限，另外赋予政工机构民事权和保防权。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人员，尽管没有中共军队政工人员的工作热情、责任心与多样的工作方法，却经常缅怀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军队政工机构的权责。战况的恶化，对国民党军队政工机构反而是个福音。政工人员在意的，主要不是服务军队的机会增多，而是权力的升降。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工局部署了“戡乱”时期的若干政工事项。

纸上谈兵：政工局主要事项

政工局编印《三十七年度国军政治工作实施计划》，制定了政治工作在整训和作战时期的内容、实施办法、要求标准，并督导组织地方武力和加强民众组训。(23)依据1948年4月21日的组织规程，政工局负责拟定并推进军事区内一切民事配合军事的行动计划。(24)1948年6月4日，《各级军事机关部队医院学校政工(训导)纲领》发布，规定政工局除继续新闻局业务之外，1947年初划出新闻局的民事及康乐业务重新划归政工建制，并增加协同监察部队经理补给及军风纪事项等职权，派驻部队的各级监察官均由各级政工处指挥督导。(25)

与新闻局编制地位一样，政工局仍旧为建制幕僚单位，受单位的军事长官直接指挥监督。尽管如此，部队中的人事经理有所改变，军中国民党的组织得以报准恢复，并由政工人员推动党部工作。(26)改组后，政工组织体系未变，部队新闻机构改换新的名称，级层系统依旧，分特种、甲种、乙种、丙种、丁种、戊种6级政工处。(27)

为配合作战，随着政工机构改组的推进与职能权限的重新划分，各级政工单位试图贯彻蒋介石的旨意，力抓激励士气、加强军民合作等中心事项。

1.四大公开与士气提振

1948年初，政工人员反思过去政治训练只是虚有其名，连队基层工作并没有实际开展。为此，政工机构出台《连队新闻工作目录》，提出以连为单位，加强士兵思想教育，寄望能够达到团结军心和鼓舞士气的目的。(28)《目录》虽为新闻局所定，但其内容为稍后的政工局所承继，成为政工局意图推进基层政治工作的重要条文。1948年2月起，内战规模继续扩大，“国军士气日趋消沉，降匪屈辱之事时有所闻”(29)。有鉴于此，蒋令政工局编订《剿匪问答》，目的是让官兵知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无论是连队的思想教育，还是向官兵灌输《剿匪问答》，其意都是要激起官兵对中共的仇恨与敌意，增强战斗力。但能否实现目标，关键还是取决于政权的政治立场和部队自身的内部建设。邓文仪希望通过扭转部队风气，来改善军民关系，力推1947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部队人事、经理、意见、赏罚等四大公开。其要义是，通过整肃部队的坏风气，树立新的官兵关系，从而增强向心力与凝聚力。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既提高士气，又使官兵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提升战斗力，加强军民合作。(30)

人事公不公正，直接影响官兵的情绪，尤其关系到军心和士气的升降。《国军政工史稿》对此有深刻的检讨：各级部队的人事，多紊乱无章，徇私情讲关系，仅凭私人因素决定官兵职务的升降。甚至有因个人恩怨或妒忌心理，往往借权力，使应奖者不但不能得奖，且以各种罪名予以黜免。这使许多优秀干部心灰意懒，逐渐由向心变为离心，士气低落消沉。一到战时，不待解放军攻击，士气即先瓦解。(31)为扭转颓势，各级政工机构以团连为单位，组织包括官兵在内的人事评判会。

国民党部队士兵待遇微薄，生活清苦，将领吃缺营私，贪污中饱者比比皆是。即使比较有操守的高级将领，其收入与士兵所得，也是云泥之别。官兵之间的敌对情绪因此加速蔓延。为改善士兵生活，缓和官兵关系，政工局提请组织经理伙食委员会，促使经理公开。(32)

收入的悬殊，拉大了官兵之间的心理距离。官兵离心离德，下情不能上达，意见不能互相沟通，以致军心涣散，阻碍团结。部属中很多良好的意见与建议，因慑于长官的威势，不敢陈述。甚至有的部队官长，反对、阻挠军中的民主风气，强行向士兵灌输服从意识。(33)政工局为此建议各级部队，运用小组讨论会、时事座谈会、批评会，促使意见公开。此外，组织纪律监察评判会，促使赏罚公开。

2.土地条例与军民结合

对于如何改善民生，如何加强军民结合，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前有所规划，胜利后相继出台了系列有关农村问题的规章条例。1946年4月15日，南京政府公布《公有土地管理办法》；29日，又公布《土地法》及《土地法施行法》。(34)这比中共出台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还要早几天。可惜，各地并未解决底层民众的土地问题。蒋介石更在意用军事力量控制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