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研究中心：2014年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探讨

2014年秋天，中共中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四中全会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从政治理论和组织构架上进一步明确了两个重要关系：共产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共产党与军队的关系。中国在深改元年的政治发展给中国的政党理论提出了新的任务：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中共可以长期执政并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同（根据中外的一些民调统计数据）？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多党制中的政党上有何异同？中共在现代建国与国家制宪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政治性”或“政治化”的概念在中西方语境中有什么不同？今天的中共究竟是中华民族派生出来的的“执政精英团队”，还是像西方政党一样代表某个社会群体的某个“党派”？中共对政府施政、司法运转和军队建设的核心领导作用应当以什么具体形式体现出来？“党政分开”、“党政分工”或“以党统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哪一种形式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在现实中更具有操作性 ？为了从理论上进一步厘清这些基本问题，位于南京的中国力研究中心于2015年1月11日在南京举行了一场具有探索性的研讨会，各位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下面是与会者寒竹、曹锦清、杨光斌、王建华和刘晨光五位学者的发言摘要。

寒竹（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会议主持者）：2014年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深改元年”，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政治领域，“深改元年”有两个最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四中全会，一个是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而这两个会议都是在加强党在中国的核心领导地位。

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一些人把它理解为宣传和推行法制建设的一个会。我觉得这样理解并不是很全面。中共讲依法治国，实际上已经讲了3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曾经提到依法治国，十八大的依法治国意义何在呢？ 是重复了过去的表述？还是具有新的历史意义呢？

需要强调的是，四中全会是执政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政治会议，而非政府的法律工作会议，这个中央全会是要给中国的政治构架，主要是党与国家、党与法治的关系做出更清楚明确的界定。所以，四中全会确实是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但对这次会议理解必须要从国家政治层面来理解，而不是仅仅从法律层面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届四中全会讲依法治国比前30年讲的依法治国有更深远的意义，因为这次会议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起着规定未来发展方向的作用。依法治国在中国已经讲了三十几年，但在这个说法的背后其实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把依法治国理解为执政党依照宪法、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政府和社会，在现实中做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另一种对依法治国的理解是把党的领导与法治看成是二元对立，此消彼长，认为讲依法治国就是要解决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解决司法独立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

由于在四中全会前，社会舆论，包括党内存在着对依法治国的这些不准确理解，四中全会需要正本清源，需要进一步阐明了党和国家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按照中国的政治构架，党居于国家的领导核心位置。党领导社会各界的先进代表制宪、修宪，保证各级政府做到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而中国的宪法和各种具体法律则体现出党的政治领导和国家的基本性质。党的领导是建立法治中国的根本保障。所以在中国，党的领导与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2014年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则是要进一步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会议地址选在古田显示出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1929年的“古田会议”确立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2014年的“新古田会议”高度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而铸牢军魂是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会议要求军队各级党委把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作为第一位责任，把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彻底落实。

由此看来，深改元年中国的政治实践给中国的政党理论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按照西方经典政治学理论，政党制度就等同于多党制度，多元性才构成政党，每一个政党都是多中之一。而整体性的党则意味着独裁，甚至意味着政党制度的消失。马克斯・韦伯说，没有竞争性轮替的话，这样的组织就不能叫做党。阿尔蒙德、萨托利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这是西方政党理论的主流。按照这种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党，就丧失了政党政治本来的意义。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也有很接近的表述，自由派自不待言，轮流执政的多党制度一直是他们的一个政治愿景和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左翼学者如汪晖则认为，共产党1949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开始去政治化，79年后去政治化就更明显了，不讲阶级性。党变成一种中性的政党机构。按照中国新左派一些学者的理解，如果政党不再是一个派别，不再是多中之一，而是一个涵盖了所有多的一，也就不叫做党了，至少不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党，而演变为国家性的党。新左派的一些人把政治性理解为阶级性和阶级斗争是否符合西方政党政治的现实？是否符合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是否需要重新回到把政治阶级斗争化的老路？上述两种政党理论给中国的政党政治研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首先，中共和西方政党有什么差异？本质上有无不同？中共这个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的现实基础在哪里？中共究竟是多中之一？还是涵盖诸多的一？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探讨党和国家在时间和逻辑上的关系。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通常是：社会精英集团先完成建国，构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先确立政治制度、制定宪法，然后为了选举而逐步形成了政党，西方的政党在本质上就是选举党。西方各国的发展大同小异，脉络非常清楚。

而中国的党与国家关系和西方的党与国家关系是不一样的。晚清时期出现的兴中会、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党，而是革命党和建国党。而最终完成现代建国的中共与国家的关系更为清楚。1921年先有12个人在浙江嘉兴开会建立共产党，这个党在1927年建军，1949年建国，然后领导社会各界精英制宪和修宪，成为治理中国最核心的力量。现代中国的党、军、国在时间和逻辑上的顺序和西方大不同。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代表性问题。按照西方的政党理论，党是一个派别。中共一开始也是一个派别，中共的建党方式在一开始是是列宁式的，即作为一种阶级的代表的党，而且有明确的革命对象，中华民族内部在革命时期有5%和95%的差别。现在，党的阶级性并没有变，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代表性有没有与时俱进而发生变化？如果有，阶级性与代表性的差异性在哪里？十八大的党章讲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如何同时体现这两个先锋队？

第三，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党的功能是什么？西方政党功能就是为了选举，每年召开民主党、共和党代表大会都是为了选举动员。在中国，政党的功能主要是治国，治理国家，领导社会大众进行经济建设。这就使得中共的性质和西方的党有了根本性的区分。中国的党和西方的党都是叫做党，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是现实功能上有根本差别，这给我们的政治学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关于自己国家的政党理论。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刚才寒竹老师都把问题提出来了，都很尖锐。十八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个问题，为何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中国政治的重心？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共产党这次聪明。因为它内涵了一个前提就是党的执政地位不容讨论。但面对新的形式，党的执政方式又容有大规模讨论和创新的余地。二十几年来政治学都围绕着第一个问题：党的执政地位在哪里？把所有转型过程当中、治理当中出现的问题，无论是经济、社会、环境的等都归结为政体问题，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后要对所有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承担全部责任。所以政体改革之后，那是1998年左右的时候，我记得和吴敬琏有一次会议。他的两个命题后来广为传播。其中第一个命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政体不改革，腐败问题就无法解决，而且他把社会分化问题也归结为制度的问题。这个政体必然造成经济寡头，他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认为市场是好的，市场是天然的平等主义。他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逾越到政治层面来考虑问题。97、98年躲在经济领域里面的自由主义叙事完全变为了政治叙事，并浮出水面。那么只要在政体和政治里面讨论问题，所有的话语都来源于西方。这样如果讨论党与国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在西方政治话语里讨论，我们没有赢的任何可能。就好比带着他的脚镣来跳舞，怎么跳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在转型过程中，如何进行治理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在空间移动，又面临着“五化”同时并行，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五大革命同时并举。我们研究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转轨，只讲到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所有的主流社会学家基本在“三化”中讨论问题。例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都是从“三化”中讨论这个社会是如何型的。例如马克思认为市场化之后、原来小生产到大生产、从乡村到都市以后，这个转型带来什么问题？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化。还有学者认为是工业都市化、理性化等，有不同的表述。而我们13亿人口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主要按照内生资源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型，还能在总体上保证稳定，经济高速发展，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我们大规模征地运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等相比于转型期的法国、美国等，出现的问题要少的多。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党在这里引领。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这次把问题放在治理上就是找对了。中国转型确实是一个治理问题。那么多的精力集中在政体和政治讨论上，就是如果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都是集中在西方提供的框架中讨论，我们怎么也逃不出来。围绕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讨论，避免了讨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讨论政治问题不能再用政体形式合法性，而应该讨论这个国家当下的总的政治认识。邓小平他就明确政体应服从政治内容，什么样的叫做好政治？答案是三个有利于。不管形式上是什么样的政体，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好政治。这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健全的常识理性。近代学习的西方的那些所谓的学科，违背了我们民族的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并非一种自我标榜，我是通过印度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得出的。其中专门有一章讨论印度思维和中国思维：从孔子开始中国就有健全的常识理性，而不偏好宗教、神学等方面。而印度过分偏好宗教，以至于把印度的整个生活世界搞的一塌糊涂。尼赫鲁认为，如果印度有中国式的常识理性，那该多好啊！

从我们来看，健全的常识理性就是实践理性。就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和毛泽东晚期相比，他的优点是具有巨大的常识理性。“不争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等观点被具有健全尝试理性的中国人所接受。因此，讨论政治的时候，要讨论这个民族当下需要什么。我将邓小平这些实践启示概括为三条：第一，维持政治版图的统一。政治版图的统一强调现有的所有民族认同一个中华民族。当前这些还没有解决，例如新疆7.15、西藏的3.14事件等；第二，社会的相对稳定。在转型时期保持稳定，又不能动用政治镇压来保持稳定，像89这样的动用军队来镇压的事件，